反向性强制阐释与“文学性”的消解

赖大仁

在当今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乃至各类学校里的文学教育，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文学的外部环境条件，如当今后现代消费文化对于文学的全面渗透与瓦解，现代图像文化、网络文化对于文学的强力吸附；而且也来自于文学自身的某种自我消解，如在文学的过度泛化发展中致使其精神品格不断丧失，以及文学研究中某些有意无意地过度阐释所造成的自我伤害，还有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更是使文学空前遭遇到被解构的威胁。其中，有些看似非常正宗的文学研究，而且是针对文学本质特性或曰“文学性”的专门研究，却并非是导向自我肯定的正向阐释，而恰恰是导向自我怀疑的反向性阐释，甚至是一种过度性强制阐释。这种阐释方式往往与对“文学性”本身的质疑联系在一起，有的甚至直接就是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的一种表征。这种看似认真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及“文学性”的解构性威胁可能更大。这种情况当然首先是在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发生的，而我国当代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多少受到这种消极影响，本文试对此略加评析。

一

在对当代西方文论资源的借鉴利用中，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常被反本质主义论者所关注，他的某些论述也常被一些论者引用并加以阐释。伊格尔顿无疑是西方当代的理论大家，但他之所论也并非没有欠妥之处，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阐释，也恐怕会谬以千里。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一著的“导论”中，伊格尔顿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文学”即文学本质论的问题，其中论述道：“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本质。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非实用地阅读——如果那就是把文本读做文学的意思——这就像任何作品都可以‘以诗的方式来阅读一样。假如我仔细观看列车时刻表，不是为了找出换乘的列车，而是在心里激起对现代生活的速度和复杂性的一般思考，那么可以说我是把它作为文学来读的。”然后，他接着引用他人的一个比喻说法，继续阐释说：“约翰·M·艾利斯曾论证说，‘文学这个术语的作用颇有点像‘杂草这个词，杂草不是特定品种的植物，而只是园丁因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想要的某种植物。也许‘文学的意思似乎恰好与此相反，它是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被某些人高度评价的任何一种写作。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文学和‘杂草是功能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术语，它们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而不是关于事物的固定存在。”（1）

首先，从这段论述中的理论观点方面来看。很显然，伊格尔顿在这里是针对“客观主义”的文学本质观而言的。在他看来，对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有本体论与功能论的两种理解。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显然就会得出“客观主义”的结论，即认为客观地存在着“文学”这种东西（写作类型及作品文本），它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它的本质也都是天然的预先确定的，只要把某种写作类型或作品文本归入其中，那它就是确定的“文学”。伊格尔顿显然不接受这种观点，因此他断然否定，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所谓文学的“本质”。与此相对立，他对于文学则是作了“功能论”的理解，这种理解则又显然是偏于主观性的。在他看来，一个文本对象是不是“文学”是并不确定的，关键取决于阅读接受者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阅读。如果读者是进行“非实用的”阅读，也就是把文本对象“当作”文学来阅读，那么就不管这个文本对象本来是什么，它都能被认定是“文学”。笔者以为，公正地说来，“客观主义”的文学本质观的确是片面性的，这无须多论；而按照“功能论”的文学观念，强调对于文学的理解，要充分考虑阅读主体的因素，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这种强调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非实用的”阅读直接等同于“文学阅读”，并进而推断这种阅读的对象文本就是“文学”，也就是把主观“当作”的东西认定为这种事物本身，这无疑又是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与片面性，是一种矫枉过正，这与客观主义的文学观念所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从理论论证的角度来看，应当说这也是一种极端与偏激的阐释逻辑。

其次，再从举例阐释方面来看。论者也许是为了通俗明白地说明其理论观点，于是就近取譬随意举了一个例子，说是我们也可以“非实用地” 把列车时刻表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因为在这样的阅读中，它可以“在心里激起对现代生活的速度和复杂性的一般思考”，因而这列车时刻表也可作为“文学”来看待。笔者宁愿把这一比喻阐释理解为论者的一种幽默俏皮的行文风格，或者说是为了反驳“客观主义”文学观而故作极端之论。倘若是作为一种理论观点的论证阐释（从具体语境来看不无此意），那就真有偏激与过度阐释之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是否真有人这样阅读过一本列车时刻表，即便真有人像论者所说这样“非实用地”阅读（即使有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吧），那又是否能把这列车时刻表真当作“文学”呢？这其中究竟有没有一点“文学性”（哪怕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可言呢？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某个文本是或者不是“文学”的时候，是否仅仅取决于读者（论者）的主观看法，而完全与文本对象本身的特性无关呢？“客观主义”的文学观念固然偏颇值得质疑，但完全排除“文学”中的客观性（即内含的“文学性”）因素，难道又是合理的吗？如果这样的话，又究竟凭什么来认识和说明某一事物的特性与功能呢？

由此也就关涉到以上论述中的另一个比喻，也就是将“文学”与“杂草”相比，只不过从功能选择上来说恰好相反，“杂草”是要被除掉的东西，而“文学”则是要保留下来的东西。这个颇为知名的比喻也常被一些论者津津乐道，用来证明“文学”这个概念是无法言说的。这里的论证逻辑和理论推断同样显得似是而非。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试用一个比“杂草”更为贴切一些的比喻来言说。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水果”这个概念，这无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式概念，它所指称的对象及其边界很难说是确定不变的。它不像“苹果” “梨” “桃”这样一类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是比较确定的，一般不会产生什么歧义。而“水果”作为一个抽象的集合式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包括苹果、梨、桃等等，人们在对这类对象物的基本特性与功能加以认识的基础上，使用了“水果”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性地指称它们，并且对其进行说明解释。《现代汉语词典》中“水果”词条是这样解释的：“名词，可以吃的含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的统称，如梨、桃、苹果等。”（2）如果要较真的话，应当说这个解释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甘蔗通常都被认为是水果，但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植物的果实，而是这种植物的“茎”；萝卜通常是归入蔬菜类的，但有时候也可以当作水果食用。在生活实践中此类复杂情况肯定很多，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样一些复杂情况，于是就要颠覆“水果”这个概念，断定关于这一事物的基本特性与功能的解说是不能成立的，甚至认为这个概念是不可言说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任何一本词典之类工具书和植物学、动物学之类的教科书都完全无法编写，人类岂不是又要回到混沌无知的状态中去么？

其实，“文学”这个概念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学界都普遍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是一个现代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式概念，它所指涉的对象，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艺术性散文等等。人们根据这一类对象物的基本特性与功能的认识，在词典等工具书中编写“文学”词条对其加以说明解释，编写文学理论之类教科书对其加以理论阐释，甚至建立“文学”的学科门类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其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事物的特性与功能，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作用。毫无疑问，“文学”这类事物与“水果”之类事物相比，其中的各种复杂情况不知要大多少倍，但基本道理仍然是一致的。不管“文学”这类事物如何复杂，总还是能够从那些公认的对象物中，认识其最主要、最基本的特性与功能，给予一定的理论概括与阐释，为人们提供一定的认识借鉴。如果因为存在着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便认为“文学”像“杂草”一样不可认识说明和无法言说阐释，显然是言之太过不足为据，对此津津乐道过度阐释更是大可不必。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伊格尔顿的理论上来。如上所说，他的某些具体论述看来不无极端与偏激之处，我们未可全信。然而，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伊格尔顿的局部所论，而是从他的整体理论观念来看，其实可以发现，在整篇“导论”中，他又并不完全否定文学的“客观性”而只承认其主观性，并不认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不可言说。在“导论”的最后一段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把文学看作一种‘客观的描述的类型行不通的话，那么说文学仅仅是人们凭臆想而选定称作文学的写作同样行不通。因为关于这种种的价值判断根本不存在任何想入非非的东西；它们扎根于更深的信念结构，而这些信念结构显然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动摇。因此，我们迄今所揭示的，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3）这里的意思是说，仅仅从某种文本本身来认识文学，或者仅仅从个人的观念看法来认识文学，都是不对或者不够的，只有从文学与社会思想意识的关系着眼来认识文学，才能真正对文学做出应有的说明和价值判断。这种看法，是完全符合他关于“政治批评”的主张的。由此看来，伊格尔顿的行文阐说往往比较随意和飘忽不定，有时一些阐说甚至不免自相矛盾，对此还是有必要认真辨析，不宜只根据某些论断而随意阐释。

二

像伊格尔顿一样，美国著名文论家乔纳森·卡勒看来也是一位“功能”论者，颇注重从文学语言的功能来理解文学。他有一篇十分著名的题为《文学性》的论文，专门探讨“什么是文学”即文学的特质问题。在追溯和比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后，他把关注点集中在“文学性”上面。俄国形式主义者首先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指的是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他们认为这种“文学性”就在于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生疏效应”。卡勒大概并不认同这种“客观论”的观点，认为“文学性”并不确定存在于文本自身，而是还依赖于解读文本的某些条件。他阐述说：“本章节关于文学性的讨论，介于文本特性的确定（文本的结构的确定）与通常解读文学文本的习惯和条件的界定之间。两种角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很难说它们不是互相矛盾的两个角度。其实，语言和文化现象的性质似乎要求两种角度交替使用：只有相对于一套约定俗成的惯例，相对于此层次或彼层次，一个符号系列或声段才具有自己的特性。然而，角度的交替可能产生文学界定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显然，与其说文学性是一种内在的品质，毋宁说它是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别关系的一种功能。”（4）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随即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我们把一段报纸上的新闻按诗体的形式排列在一张纸上，文本中属于新的约定形式的某些功能品质就会显示出来：昨天，在七号国道上/ 一辆轿车/ 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冲向 /一棵梧桐树 /车上的四位乘客 /全部丧生”。（注：这里本应分行排列，但为节省篇幅改为用斜线间隔。下文所引诗例亦同）然后论者阐释道，由于分行排列，于是就使得“这段社会新闻的特点发生了变化。‘昨天不再指某一确定的日期，而指所有的‘昨天，因而其内涵也相应变化，由偶然的单一事件变成了经常发生的事件。‘冲向一词也增添了新的活力，似乎轿车具有某种愿望。另外，‘梧桐树一词的‘plat音节也比较响亮。报道性风格和细节描写的缺乏，甚至可以表示一种屈服性的态度。从另一角度来看，主题的选择似乎包含着对当今感慨的评论，如今，车祸已是司空见惯的悲剧形式。”论者特别强调：“上述阐释的基础，是把这段文字看作文学语言，并对它予以评说。正因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文学性的本质。”（5）当然，这样的阐释不能只看作是孤例，而是与一种普遍性的看法有关，卡勒接着说：“应当指出，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假如关于文学性质研究的目的就是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上述发现将令人沮丧；如果研究的目的在于鉴别什么是文学最重要的成分，关于文学性的研究则展示出文学对于澄清其他文化现象并揭示基本的符号机制的极端重要性。”（6）

对于以上所论，我们同样可以从理论与实例方面来加以讨论与评析，其中容易引起我们疑虑的大致有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对于“文学性”问题研究阐释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是使这种认识更加趋于明晰，还是使其更加混杂模糊，乃至最终让这种“文学性”在泛化中淹没和消解掉？其实，卡勒在对“文学性”问题研究历史的考察梳理中已经说得明白，最初人们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认识文学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质，以及确定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些？“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提出问题的目的，并非一味追求‘区分本身，而是通过分离出文学的‘特质，推广有效的研究方法，加深对文学本体的理解，从而摒弃不利于理解文学本质的方法。”（7）在我们看来，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并没有什么不对或不好。但颇为吊诡的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学性”问题的研究则又出现了反向而行的趋向，也就是不断地往非文学的外围扩展，不断地使“文学性”泛化，正如卡勒文章中所说，“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8）这本来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事物进行区分研究。有些崇尚后现代思想观念的研究者，不是致力于面对文学去研究“文学性”，而偏偏要从非文学中寻找“文学性”，力图证明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中也有“文学性”，当然反过来说，文学当中也有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之类东西。这样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证明“文学性”无处不在，任何文本中都有“文学性”。论证的结果就是重归于混沌，证明对于什么是“文学性”，什么是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可言说的，也是说不清楚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什么都说不清楚就正常了，谁要是试图去把某种事物或某个问题说清楚，那就有“本质主义”之嫌而必反之，这真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也许卡勒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念，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去写这篇专论“文学性”的论文了。然而坦率地说，我们从文章中读到的多是他的矛盾与困惑，而它给读者带来的恐怕也只能是更多的矛盾与困惑。

第二，与上述问题相关，如果要研究“文学性”的话，重心应当在哪里？按照卡勒（还包括上述伊格尔顿）“功能”论的观点，对于文学性的讨论，仅限于文本特性本身是不行的（这被认为是“客观主义”偏向），还需要研究读者解读文本的习惯和条件，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在文本特性与读者阅读条件两者之间，究竟哪个方面是更重要的，应当是“文学性”研究的重心？卡勒和伊格尔顿都认为读者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读者有这种兴致，列车时刻表也可以当作“文学”来读，报纸新闻也可以读作“诗”。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逻辑，连列车时刻表和报纸新闻都可以当作“文学”，那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文本不可以当作“文学”了，那还有文学存在的可能和研究文学的必要吗？在这种将文学对象无限“泛化”的过程中，岂不是把文学完全消解掉了吗？在笔者看来，将“功能”因素纳入到“文学性”问题的研究中来是有必要的，但研究的重心应当是在文本特性方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任何事物“功能”的实现，都必然要以该事物本身的特性为前提。对于文学而言，如果没有文本中“文学性”的存在，又何来文学阅读接受中的文学性价值实现？至于文本中“文学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把握这种文本特性，那就与研究者的文学观念相关。在这方面无论怎样千差万别，总还是有悠久而强大的文学传统在起作用，可以作为当代人的参照，对此也是不可完全忽略的。

第三，由此而来就关涉到下一个问题，研究“文学性”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文本为主要对象？以及对于文本特性应该主要关注什么？笔者以为，对于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而言，只要研究者有这种兴致，当然可以去研究任何文本（如哲学、历史乃至列车时刻表之类）中的“文学性”，实际上当今某些“文化研究”也正这样做。而对于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的学科属性而言，还是理应把文学文本而不是非文学文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尤其是应当以那些公认的经典、优秀的文学文本作为研究重心。英国学者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中，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形成追溯到马修·阿诺德，他在《现代批评的功能》中明确提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应当是“在世界上最好的即最著名的和最为人所思考的东西”；文学批评家应该有能力从“大量的普通类型的文学”中鉴别出“最好的诗歌艺术”（9），加拿大学者雷吉纳·罗班在谈到文学概念的含义时说：“文学首先是指‘经典作品，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经得起时尚变迁和不同批评流派评说、进入先贤祠的圣贤之作。文学还包括当代所有的‘雅文学作品；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说法，能够写出雅文学作品的作者为数不多……。”（10）其实无论中西，自有文学研究以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笔者一直想不明白，这种文学研究的传统究竟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为什么要把这种传统颠覆掉？在有些人看来，什么是优秀的、经典的作品根本说不清楚，如果要这样说那就是先验预设，是要坚决反对的。而我们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好坏优劣是可以分辨的，一方面既有伟大的文学传统作为参照，另一方面也有众多读者的阅读反应作为依据，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乃至公认的。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承认，那就只会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研究“文学性”除了关乎文本对象外，还有就是究竟关注什么样的文本特性？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特性，文学文本也同样有多方面的特性，那么究竟哪些是属于“文学性”的东西，不同的研究者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当初形式主义者提出“文学性”这个概念时，主要是关注文本的语言结构特点；而据有论者研究，此前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更多关注的则是文学作品的“审美性” “创造性” “想象性”等等品质，将此视为文学的独特本质和更高价值，并以此作为“大写”的文学，乃至“好的文学” “伟大文学”的评判标准。（11）这种传统文学观念与形式主义文学观虽然相去甚远，但它们仍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试图找到文学特性中那些“最重要的成分”，从而将文学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以便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只要研究的方向和目标相同，不同的认识可以形成互补，让我们对文学特性与功能的认识更加丰富和清晰起来。但如今却让我们看到一种反向的努力，引导人们去关注和研究文学与非文学混杂难分的那种“文学性”，使文学与其他事物尽可能混淆起来。在笔者看来，这终归不是文学研究的“正路”。

再从卡勒所论到的报纸新闻分行排列变成“诗”的例子来看，这原本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玩乐游戏，有人愿意这样玩那是个人的自由权利，类似的玩法甚至可以无穷无尽，因而对此不必太当真。有一点应当没有疑问，这首“诗”肯定算不上什么艺术创作，它与真正的诗人呕心沥血的艺术创造肯定不可同日而语；即便要说到它具有某种“文学性”，那也肯定不能与真正的诗作相提并论。论者非要说这样一段报纸新闻分行排列而成的“诗”是一首“好诗”，非要从中寻找和阐释出许多的“文学性”来，总给人一种刻意拔高和强制阐释之感。笔者的困惑在于，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将多少优秀的诗人作家及其杰作撇在一边不去研究阐释，却偏偏对这样近乎游戏的低劣之“诗”感兴趣，费了诸多心思来寻找和阐释其“文学性”，不知其意义价值究竟何在？

三

实际上，西方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偏向，也对我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也不妨略举数例并稍加评析。

张隆溪先生《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是新时期较早介绍和评述当代西方文论的著作，其中就介绍评述了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并引述了上面那个报纸新闻变成“诗”的例子，只不过译文和排列稍有不同：“昨天在七号公路上/ 一辆汽车/ 时速为一百公里时猛撞/ 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上/ 车上四人全部/ 死亡”然后论者阐释说：“这本是一段极平常的报道，一旦分行书写，便产生不同效果，使读者期待着得到读诗的感受。”文中接着还引述了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便条》：“我吃了/ 放在/ 冰霜里的/ 梅子/ 它们/ 大概是你/ 留着/ 早餐吃的/ 请原谅/ 它们太可口了/ 那么甜/ 又那么凉”据说这原本只是一张普通的便条，经过分行排列之后，便成为一首著名的诗。论者引用这个例子，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卡勒的观点，书中接下来阐释说：“这是美国诗人威廉斯一首颇为著名的诗，它和一张普通便条的重要区别，不也在那分行书写的形式吗？……这类例子说明，诗之为诗并不一定由语言特性决定，散文语句也可以入诗，而一首诗之所以为诗，在于读者把它当成诗来读，即耶奈特所谓‘阅读态度。”（12）看来论者是认同卡勒的观点，认为一个文本是不是“诗”（文学），并不取决于文本自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读者的“阅读态度”，即是不是把它当作“诗”（文学）来读。这种看法显然是过于主观化的，其偏颇之处上文已有评析不再重复。

后来，上述《便条》诗的例子还被写进了文学理论教材，把它作为“文学与非文学”相区别的一个典型范例来加以分析。论者阐释说，当这些句子未分行排列时，它便是一张普通的便条，“这些句子组成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便条，似乎毫无审美意味或诗意，在通常情况下，谁也不会把它们当成文学来欣赏，显然应当被归入非文学的应用文类。”然后转而论述道：“面对这样分行排列的‘诗，任何有耐心的读者都可能会‘读出其中回荡的某种诗意。这首诗巧妙地引进日常实用语言，描写了我与你、冰箱与梅子、甜蜜与冰凉之间的对立和对话，使读者可能体味到人的生理满足（吃梅子）与社会礼俗（未经允许吃他人的梅子） 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意义，或者领略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以及寻求沟通的努力。‘那么甜（so sweet）又‘那么凉 （so cold）可以理解为一组别有深意的语词，既是实际地指身体器官的触觉感受，也可以隐喻地传达对人际关系的微妙体会。这里用平常语言写平凡生活感受，但留给人们的阅读空间是宽阔的、意味是深长的。”然而，看来论者对这种情况似乎也不无疑惑，所以又说：“那么，这里决定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是什么？看起来是句子的排列方式（分行与不分行）的差异，但是，倘是深究起来，这里的标准有些模糊。例如，难道诗与应用文的区别仅仅在于句子的排列方式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是否任何非文学文体一经分行排列便成为诗了呢？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为复杂了。例如，我们信手从报纸上原文照抄一句话，把它加以分行排列：‘举世瞩目/ 中国球迷挂心的/ 四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 赛制有变。这叫诗吗？尽管分行排列，但读者不难判断出它不是诗。”最后，论者总结道：“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并不简单地在于审美属性及语言形式，而主要在于：第一，文学的语言富有独特表现力，例如‘那么甜与‘那么凉别含深意；第二，文学总是要呈现审美形象的世界，这种审美形象具有想象、虚构和情感等特性，例如《便条》建构了一个想象的人际关系状况；第三，文学传达完整的意义，本身构成一个整体；第四，文学蕴含着似乎特殊而无限的意味。”（13）

其实，在上述例子的阐释中，其关键之处在于，论者首先假定了这张便条分行排列后已经成为了“诗”，然后再按照“读诗”和“解诗”的方法，通过“诗意的想象”方式，对它进行仔细解读，这样就可以从中阐释出许多的“深意”甚至是“无限的意味”。同样，后面那个关于“赛制”的报道，也是首先认定它是新闻报道而不是“诗”，所以也就不去做“诗”的解读，这样它当然就不是“诗”了。假如我们把那个关于“赛制”的报道分行排列后，也改变一下“阅读态度”，首先把它“当作”是一首诗，而且认定它是一首“著名的诗”，然后也按照读《便条》诗一样来阅读和阐释，是不是也可以“读解”出一些“诗意”来呢？比如，或许可以这样来进行“诗意的想象”——“举世瞩目”意味着全世界都在关注“赛制有变”这件事；那为什么会特别让“中国球迷挂心”呢？外国球迷会不会也同样“挂心”？在这种“诗意”的联想中，我们似乎可以感悟到，其中暗示或隐喻了中国与世界的空间关系，构成了中国球迷与世界球迷，或者“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对立和对话，从而象征性地表现了中国球迷的爱国主义情愫。再比如，为什么“团体赛/赛制有变”会特别引起“中国球迷挂心”呢？这也是暗示了球迷的“集体主义”信念，由此可以读出诗中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性表现。以这样的“阅读态度”读这首“诗”，便可以激发我们无限的诗意想象，不仅读来耐人寻味、意味深长，而且能够给我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启迪——对于这样的读解阐释，肯定会让人嗤之以鼻，认为神经不正常。然而这岂不正是《便条》和车祸新闻“诗”之类的解诗逻辑吗？这种解诗逻辑的关键就在于“循环论证”，即首先认定某个文本（或某种形式的文本）是“诗”或者不是“诗”，然后阐释者对其进行相应的“诗意”或者“非诗意”的解读阐释，最后得出结论判断其是“诗”或者不是“诗”。这里至关重要的在于解读者的“阅读态度”，而与文本对象本身的内涵特性没有太多的关系，这种阐释观念及其逻辑不能不令人怀疑。

这类例子其实还有不少。笔者以为，在中国语境中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西方理论批评的误导。我们总是相信西方理论批评都是对的，特别是对一些外国名人的学说更是不敢怀疑，他们阐述的理论观点容易被当作经典之论，他们所讨论过的例子也往往被当作经典之例，以为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实际上未必都是如此。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此类例子毫无意义，如果是用来说明文学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似无不可，然而以此来论证文学的特性即“文学性”问题则未必妥当。因为这不仅无助于说明文学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性，反而更容易模糊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认识理解，甚至有可能导向对于真正的“文学性”的消解。

以笔者愚见，在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中，还是应当以公认的经典、优秀的文学作为主要阐释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基本的“文学性”观念，确立应有的文学价值导向。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化写作现象，当然可以给予适当的关注，从文学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意义上对它们做出说明，但不宜在有意无意地过度性阐释中形成误导。前些时候有媒体炒作某些“梨花体”诗，例如《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 那些/ 在公共场所/ 的卫生间/ 大便后/ 不冲刷/ 便池/ 的人”；近期又有人炒作一些“废话体”诗，例如《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白/ 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极其白/ 贼白/ 简直白死了/ 啊——”（此类诗应当与前述《便条》和车祸新闻“诗”相类似，而且好像还是某些被封为“诗人”的人正经八百作为“诗”来“创作”的），在当今开放多元的时代，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去写，也有人愿意去读，甚至有人愿意去吹捧，这都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大概别人无权干涉。但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则没有必要从这样的写作及文本中去寻找和阐释什么“文学性”，因为其中实在没有多少作为文学（诗）的价值可言，更无助于让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学价值导向。

那么，说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该做的工作呢？笔者还是宁愿认同19世纪中期英国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看法，这里姑且摘引他在《当代批评的功能》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他说：“批评的任务，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只要知道了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的潮流。它的任务是，以坚定不移的忠诚，以应有的能力，来做这桩事；它的任务只限于此，至于有关实际后果以及实际应用的一切问题，即应完全抛弃，对这些问题也不怕没有人做出卓越的成绩来。否则的话，批评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本质，而且只是继续着它一向在英国所蹈的故辙，并将必然错过今天所得到的机会。”（1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嬗变与创新研究》（12AZW004）；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唯物史观视野与当代文论问题研究》（11WX01）研究成果。]

注释：

（1）（3）[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第16页。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18页。

（4）（5）（6）（7）（8）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加]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第39-40页，第40页，第30页，第40页。

（9）（11） [英]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张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1页，第36-38页。

（10） [加]雷吉纳·罗班：《文学概念的外延和动摇》，[加]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12）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7-118页。

（13）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6页。

（14） [英]马修·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