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超越·创新

吴子林++陈浩

2014年度的文艺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基础理论、西方文论、美学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等等，都面对着同样日趋复杂的现实状况；为持续保持理论的活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者们立足于现实社会与文艺实践，致力于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提出了颇多值得重视的理论创见，体现了文艺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本文试择其重并评述如下。

一、日渐夯实的文学基础理论

文艺理论研究界表面一片扰攘，其实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们似乎普遍缺乏常性，总是像陀螺一样被各种思潮转昏，很难持之以恒地关注、研究一些最为基本的理论问题，致使我们自身的精神历史和知识谱系缺乏一个连贯性与相对的稳定性。面对日趋复杂的文学生态，文艺理论必须始终与中国问题、中国文学建立对话关系，才能切实地将理论研究落到实处，“深邃壮大”国人的“精神生活”（鲁迅语）。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值得深究（1）。一些秉持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作家将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对历史进行解构与否定，表现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张江认为，文学“虚无”历史，是对历史与现实之间连续性的否定，这会颠覆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一个民族能作为共同体稳定存在，恰恰在于内在价值认同的维系。作家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理性、客观地去表现历史。商金林将文学“虚无”历史的原因归结于文学创作者对文学与历史内在的相互规约性的忽视，建议加强市场规范，为严肃的文学创作者创造有利的环境。王尧指出，文学对历史的处理总有其意识形态性，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文学讲述历史的困境在于，创作与批评都没能有效整合革命价值观与现代价值。

文学与伦理的关系，是文学批评必须审思的问题（2）。聂珍钊认为，从文学的教诲功能和社会功利性上看，文学从来都不是非伦理的。他认为，在市场竞争法则主导的时代，作家和批评家尤其需要坚守自身底线。高楠指出，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对不道德的书写呈现出群体性的淡漠，究其原因，在于批评的超越之维和超越精神的匮乏；建立对文学的道德批评，既要坚守道德传统，又要具备道德灵活敞开的建构意识。陆建德认为，伦理不是抽象的语言，而是动态地生发在一定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场域之中的，文学要体现伦理价值，需要从细节出发，促使伦理价值内化为行为的动力。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再度受人关注（3）。孟繁华指出，“生活”概念曾一度被阶级化、狭隘化和公式化；改革开放后，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追求取代了对生活本质化的理解，使文学创作得以解放。历史的经验表明，文学创作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精神生活而孤立进行。白烨认为，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跟文学创作者自身的观察力、知识储备等方面的素质有关。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文学能在政治化社会语境中依然取得斐然成绩，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与严肃表达。新世纪以降，与时代相匹配的作品却不多，这跟作家主体的缺失无不关系。陈晓明则认为，在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今天，没有理由对作家之于生活的书写进行类型上的规定，乡土和底层叙事并不是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作家如何保持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并在对生活的体验中审察人心。

在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理解文学的功能（4）。贺绍俊提出，文学最根本的功用在于以“真善美”抚慰人的心灵，带给人们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审丑观的引进，使一些作家在创作上走向偏狭，甚至出现反美学的倾向。对此，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予以辨别。蒋承勇指出，9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以及网络写手热衷于文字游戏；文学的娱乐功能是合理的存在，但不能将读者带入平庸的、纯感官的、虚无主义的阅读趣味当中去。文学创作要以理性为基础，坚持人文精神，在“游戏”中引导人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理想，承担时代责任，体现“人类的良知”。陆建德则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失意之言”谈起，指出“怨调”传统反映的是一种汲汲于个人飞黄腾达的价值诉求，怨愤诗与中国诗学的温柔敦厚之旨是否相符有待考察，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评价这类作品，需要慎之又慎。

如何处理文学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5）。高建平指出，作家向市场妥协还是进行自由的精神生产，体现了文学超功利性与市场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当代社会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使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复杂。但不管矛盾衍生出多少种形态，关键的是文学创作要能把握好“自由的精神创造”这一美学原则，而不至于让市场淹没了文学。程巍认为，文学与市场的对立是欧洲浪漫主义精神遗留的反资本主义市场的姿态，总体而言，自由竞争机制下的文学市场是令人乐观的；在探讨文学与市场关系问题时，与其把责任全推到市场一方，不如让作家们认真思索如何面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常规和道德规范。刘方喜把正视、协调文艺与市场的价值冲突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认为解决文艺与市场的价值冲突问题，需要文艺创作者在全面、辩证、历史地认识市场之后，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赵炎秋认为，以学科结构论，具备经典素质的文学作品跟通俗文学、低俗文学相比，受众面少，其学科内部的评价机制也十分复杂；从文学评判方式的发展历史看，市场则难以成为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面对当下在文学活动占据话语权高地而可能带来文学创作质量下降的危机，文学评判需要在反对市场决定论的同时提高学科评判的影响。

文学及其公共性是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6）。黄梅从《傲慢与偏见》的“骄傲”母题出发，思考一个讲述浪漫爱情的文本是如何通过对人物心理和群体行为的展示，介入到金钱世界中对人际关系的考量，从而使叙事深入到一种伦理关怀之中；赵勇则借助余华的《兄弟》与《第七天》在国内引起的公共事件反思了文学公共性的跨国旅行。他指出，本土“文化批判”公众的缺席与国外公共尊重的获得，为重建中国文学公共性带来了难题，同时中国在西方他者化的身份，很有可能将自身置于又一次的“看”与“被看”的境地。李建军则从中国古典文学经验出发，对古典文学的公共性与新文学以来建立的公共性进行比照，指出中国文学不应急于“走出去”，而应当在对传统文学“公共性”品质的接续中，达到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

吴子林探讨了信仰与文学质地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信仰叙事的内在难度等问题（7）。他认为，信仰与文学是对“生命如何可能”命题的不同形式的回应，缺乏信仰的支撑，文学沉迷于对事实的模拟和俗世的福利，在精神品质和审美质素上往往显得苍白平庸。然而，中国人的自然信仰传统是非人格化的，认清基督教自我本身及其本真，把握其独立及独特之处，体认其带来的新意和启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化的反思、对照、交流、互补或会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信仰叙事所呈现的内在难度，是中西文化交接形成的重负，也是由古典转变到现代、后现代所形成的重负。史铁生的神性写作是启示性的艺术创造，而不是归化式的宗教代言；它以犹如生命般若、心魂真如的文字，“继承、预识和朗显”了生命的意义，启示性地提出存在的终极问题，为克服信仰叙事的内在难度提供了某种借鉴。

二、古代文论研究的不断推进

本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一方面注重从古代文论资源中挖掘、阐发其现代价值，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整理与反思，探讨中西理论思维的差异，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对话。

杜书瀛考察了先秦时期儒、墨、法、道四家对诗的不同态度，认为儒家“爱”诗与墨家、法家“恨”诗都是出于“实用”立场，道家“贬”诗，则是出于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倾向。儒墨法道四家对诗的看法，都不是单纯地从艺术审美角度生成，而是代表了不同阶层和人群的利益（8）。

吴子林由古代“修身立其诚”的思想出发，系统考察了“诚”之哲学思想的嬗变与演进。在孔子那里，“诚”只是一种道德品格，到了孟子则将“诚”扩大到“天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大学》强调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到了《中庸》，“诚”不再止于真诚、诚实、忠诚、诚信等伦理道德意义，而是被提升到了与物之生、成、形、灭相始终的位置，并展开而为本体论即工夫论的哲学性言说。“诚”的目标在于“成己”（成就自我）、“成物”（成就世界），既是向内的自我完成，又是向外的不断深化与拓展。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主体性建构过程。祈向圣境的“中庸”之道强调集小诚而推及宇宙万物，物我相通，由小我到大我，从有限到无限，个体的社会价值和人类的宏伟抱负才能实现。同样，作家、艺术家要实现“参天地、赞化育”，开启至乐的自由境界，必须拥有至诚的心灵，一个创造性转化的伟大源泉，不断打开自我、接纳他人及其世界。然而，由于“忠恕”之道的失落，当代作家过多地被自我中心论所控制，“修辞”而无“立其诚”，一味地将心智败泄在世俗人际关系上，实利成癖，虚荣入骨，唯独不见卓尔不群、颇具精神高度的艺术创造。艺术境界的显现，以“心匠自得为高”（米芾语）。重建文学主体性，重建诚的文学，任重而道远（9）。

时隔十年，童庆炳以西方现代的心理学思想为参照，再次探讨了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道心神理”说。鲁迅曾批评刘勰将“天文” “地文”和“人文”相并列做出了“其说汗漫，不可审理”的批评，此后，又有人批评刘勰对于心、物关系的理解为“客观唯心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童庆炳认为，只有 中华文化的语境中，同时又在西方理论的“照亮”下，才能理解刘勰的“原道”说。刘勰的“原道”说是对先秦时的“兴”论、《周易》的“观”“取”“通”“类”说、“君子比德”说等前代创作和理论的总结，刘勰用“中道”思维关注自然与文章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人文主义倾向。刘勰的“原道”是“天文”“地文”和“人文”的内在统一，作为自然的“道”，在宇宙之“力”的支配下，通过“异质同构”，由外在的自然衍化为内在的情感，天文、地文才被提升为人文（10）。

李春青研究了汉魏之际知识阶层文人与士大夫两种身份冲突及其话语表征，指出东汉以来儒道互渗的思想趋向使文章由实用走向审美，文人开始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在诗文创作上注重个人情趣、崇尚文质并举的批评标准文学风格变为梗概多气，但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带来的士大夫在政治、文化上的双重身份使得知识阶层无法抛却强烈的入世之心。这种身份冲突其实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普遍焦虑，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则是双重身份及其内在冲突的话语表征（11）。

用典被作为诗歌创作方法的一种盛行于六朝，从文体的发展看，诗歌的用典源于“笔”的用典；从历史逻辑的范围考察，用典则始于讲史传统、“善士”之“尚友”传统以及文学创作知识化的趋势；从功能上看，用典创造出了历史意象，在抒情主人公与历史人物事件的比附中，使诗歌情感具备更大的普遍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抒情力度。诗人通过用典，使诗歌抒情主人公具备个人与集体的双重身份。通过对用典的历史逻辑和文体学背景的考察，胡大雷为用典在诗歌创作中的内在合理性作出了阐释（12）。

王国维在中国诗词、戏曲、小说方面的评论历来为学界称道，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例，后辈学者多认为这两部著作在观点、方法上都是开创性的。祁晓明将王国维的两部著述与日本明治时期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比照，认为《红楼梦评论》在以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的方法、对小说的普遍性悲剧意义以及超越利害关系的美学价值判定上分别沿袭了笹川临风、田岗岭云等人的学术观点；《宋元戏曲考》在对元曲文学价值、元曲形式与南北曲之异同以及戏曲史的考证等方面对日本明治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吸收。因此，视王国维两部文学批评著作为其独创成果的观点并不恰当（13）。

罗钢深入研究了《人间词话》的经典化历程，指出辛亥革命前后学界的集体沉默，20世纪唐圭璋等学者的批驳，以及20世纪80年代万云骏的评价，都反映了《人间词话》与传统词学的断裂；但这并没有阻止《人间词话》被抬高为传统诗学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原因在于，受西方文论体系的冲击，在文化民族主义心态的支配中，中国知识分子亟需一种可以解决因中西文化冲突而产生的焦虑的方法；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种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主体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建构起来，与此同源的《人间词话》便为学界提供了将中国古代诗学传统翻译为现代文论话语的范本。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学人重建的传统是一种由西方思想塑造的意识形态幻象，这不仅没有解决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问题，反而让冲突由公开走向隐蔽。这种改变不但不能接续传统，甚至终将埋葬传统（14）。

闫月珍借助现代认知语言学中“认知图式”概念，讨论了中国文学批评中以容器喻文的现象。容器隐喻赋予文以空间、重量、味道、形状，其中，中国文学批评中多以金属和玉石容器喻文，和上古器物观念有直接关系。容器集礼乐、政治、艺术功能于一身，通过文器并置的方式，容器隐喻为文学的合法性及文学技巧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在对形式美的描述上，“错金镂彩”的观念产生于制器领域向文学理论领域的概念转移；而器文相通，在于实用性与形式美的交汇（15）。

与古代文论研究相关的是海外汉学的研究。

徐宝锋考察了北美汉学家的中国文论研究，认为北美的中国诗学研究在理论路径和批评方法上基本上传承了新文化史的学术理路，呈现出多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北美汉学家的文化批评视角在中国本土文论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对文论传统意义的意义阐释和审美论、语言论视角的引进。以刘若愚、宇文所安、孙康宜等人的文化还原立场为例，可以看到北美汉学家试图通过不同文化视野、借助诗人心灵外望中国诗学的人文价值的精神取向的学术追求。这种研究方法规避了汉学界原有的模式化批评话语和套板反映，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刷新了对中国诗学的理解（16）。

刘毅青研究了宇文所安汉学的诗学建构。在西方诗学理论体系中，诗与哲学之争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话题，从柏拉图建构的模仿论、理念论到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将诗与哲学至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中，令诗总处于要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尴尬之中。宇文所安借助中国诗歌的诗学经验，在中西诗歌的交互中对西方诗学传统展开反思；他将非虚构的解释学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实践途径，认为中国诗学中世间性的审美标准表现出了诗与哲学的共生关系。尽管这与西方艺术观念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却为诗歌合法性的辩护提供一条新的理据（17）。

黄卓越则从学术史的梳理入手，将英美汉诗形态研究设定为一个三段论式的过程。以“汉字诗律说”为研究路向，19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以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语言学学科为理论背景，肯定汉语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与独特美感，但同时也存在因理论预设造成的对汉语与汉诗形态的贬抑态度；美国的意象主义运动虽然仍以对语言形态的探头为前提，却打破了早期英国汉学家的殖民话语意识，重新认识了汉语的具象表达以及汉诗的语法、声律规则，使汉诗研究开始进入注重汉字表意形态的解释方向。20世纪60年代，北美汉学家对“意象”的兴趣激起了各方话题的讨论，令汉语诗学重建的思路更趋多元，也重启了一度被忽视的声律句法研究。在黄卓越看来，英美汉诗形态研究的理论轨迹，主要反映了不同时期西方学术与批评模式，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态度（18）。

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世人瞩目的巨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怎样才能得到发展以保持其活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

首先，正如张永清所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特征与内核问题的讨论，需要回到对“何谓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理解上。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含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体系、马、恩共同创立的理论体系、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五个层面的意涵，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框架，需要从现实需求出发寻找共同的理论资源，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创新，然后才能进一步展开理论思考（19）。显然，在与现实社会、文化语境的对接，有效地架构自己的问题框架，贯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等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庸俗社会学或教条主义的遗风尚未完全肃清。

一战后崛起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它主要致力于分析社会上层建筑中的诸种文化形式，其议题的丰富性，对大众文化经验的重视，以及对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的张扬等，在理论视野、观念方法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开拓。党圣元认为，无论是早期以卢卡契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反思，还是欧美各国迥异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意义上，对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建设以及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文化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社会结构一部分的态度，这或可扭转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思维。在吸收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要注意规避已有的问题和教训，尊重多元文化生态，致力于思想解放和政治权利、文化共识和价值共享的实现（20）。

受传统认识论美学、文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容易忽视其实践性、审美性和艺术性，沦落为概念的演绎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张玉能细致梳理了“实践转向”的学术史，指出肇始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转向，由意识形态分析转向实践分析、文化艺术及其产品本身，甚至精神生产分析和话语生产分析；由反映论转向社会本体论，关注艺术家的构思实践过程、文化艺术及其产品的符号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将实践分析与理论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与美学分析相统一，实现审美价值与意识形态价值的统一——这种实践转向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乃至当代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玉能还指出，后现代实践转向在大方向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致的，它实现了不同时期理论的汇合，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转向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理论资源（21）。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是本年度的热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常被视为偏向内容的政治分析，形式的政治性一直是棘手的问题。形式主义者往往据此反对文学的政治性。通过对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一文的细读，张开焱指出，卢卡契洞察到各时代的文学叙事手法与美学、社会学存在内在的对应性关系，而将小说的形象图式与世界观相联系，认为不同的叙事方式总在无意识地映射某种特定的世界观；这一洞见远远超过了形式主义者，然而，叙事形式的政治性问题迄今仍未完全解决（22）。

关于历史小说的理论问题也是纠缠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历史意识和审美形式的当代融合如何可能？历史小说会走向终结吗？傅其林探讨了赫勒的新人道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分析了赫勒对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的回应，指出赫勒整合了解构主义小说时间观与卢卡契晚年的思想，将历史批评与文学伦理批评相联系，在对当代历史小说的理论建构中显示出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融合的特征，这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理论对创作的跟进有着借鉴意义；但是，赫勒的理论所适用的对象有其时代局限，而为学界展示了理论推进的复杂（23）。

陶国山重新分析了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出其文艺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形成的。卢森堡反对对艺术家进行阶级划分，主张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并从创作主体、文学人物、文学功能等方面论述文学如何面向现实。通过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化形式，卢森堡努力唤醒人们争取权利的斗争意识；与此同时，又在文学领域坚持一种自由和民主的审慎态度，表现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集权的某种疑虑。卢森堡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正是对“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的强烈诉求（24）。

传统悲剧一直是高贵而成熟的艺术形态，由于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与文体形态的变化，关注个体和日常的悲剧体验，取代了崇高、悲壮的传统悲剧的审美经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雷蒙·威廉斯和伊格尔顿）试图从情感结构等方面找出更为贴近现代社会的悲剧言说方式，但如何有效地阐释现代悲剧经验的书写依然是个问题。韩玉清以余华《第七天》的悲剧书写印证了悲剧观念的现代转向，认为小说中群体性悲剧展示，秩序与无序的冲突造就的悲剧处境，以及死亡意义的转变等，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固有范式，反映了现代悲剧观向大众文化的靠拢。小说文本对现代悲剧观的呼应，是作为小说体例的悲剧书写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理论、中国经验与西方当代理论话语的对话（25）。

丁国旗则分析了马尔库塞艺术“异化”观的嬗变，指出在其早期文艺思想中，“异化”被置于艺术与生活统一的原则之下，所指涉的是艺术与艺术家对生活的背离，是需要批评甚至“教育”的。到了后期，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形式、自律与真理相统一，成全了艺术的“异在”，使艺术得以可能疗救现实；其“异化”观的内涵发生了转变，更倾向于阐释艺术的本质属性，以期挖掘艺术的政治潜能，而对艺术的“异化”持肯定态度（26）。

陆贵山宏观地指出，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展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对话。对话的重要话题包括文学的自然生态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关系、文学客体性研究和主体性研究的关系、文学内部规律研究和外部规律研究的关系、文学的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关系等。在陆贵山看来，西方现当代文论有其自身优势，但也存在高度自我、过度的语言崇拜、沉迷审美幻想、非理性等问题。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需要宏观地、辩证地、综合地、创新地整合西方文论，攫取有效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弱势、缺失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生结构性的、新质性的变革（27）。

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清醒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优势与不足，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涌现的问题，开放兼容，在中西对话、整合中实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与创新，这可能是永远“未完成”的工作。

四、美学研究新思维

曾繁仁在回顾了中国现代美学史后，认为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学术“失语”是一个被夸大了的问题。现代学人经过几代的努力已经初步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话语，其中尤以宗白华的“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思想独树一帜。宗白华从中国现实艺术出发，着力于中国的艺术实践，在西方生命哲学与美学的理论背景下，运用中国古代的气本论生命观进行中西比较对话。宗白华阐释了阴阳对比的呼吸之美、虚实相生的生命之美、线文流动的动态之美、以大观小的全景之美、芙蓉出水的白贲之美等论题，凸显了“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的基本内涵。关于国画、书法、建筑、戏曲、舞蹈音乐、诗歌等艺术形式的研究，则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艺术呈现。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发现了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东方美学形态，促进了中国古代美学学科化合话语体系的形成，在当代美学发展中具有持续的理论活力和世界意义，并在研究路径上予以学界诸多启示（28）。

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蔡仪美学在认知哲学转向的阶段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胡俊指出，蔡仪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美学方法指导美学研究，首先保证了美学思想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其次，从客观对象自身出发，蔡仪注重对审美思维活动过程的探索，把具象概念作为审美活动的起点，以意象概念作为审美思维过程的判断阶段，将美的观念的形成放在影响美感形成以及美的艺术作品之创造的重要位置。最后，蔡仪对美感真理性的肯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心理学研究美学有机统一的支持以及其通向科学美学的逻辑出口，在脑科学得到快速发展的时代，对深化科学化路向的审美认知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9）。

形式观念是理解20世纪中国美学文艺学传统的重要线索之一。张旭曙研究出了20世纪中国学人对形式的理论思考与艺术实践，指出王国维以“古雅”解读和改造康德美学，开辟出了“第二形式”之美，以嫁接中西的方式立下在中国倡导美之无功利性的首创之功，但是经验之美与先验之美得以在同一框架中深究的前提却被王国维回避了；朱光潜立足心理学对克罗齐的学说进行改造，突出语言因素，更以心物关系来阐释“直觉”说，为中国现代美学注入“新质”，但认识论的主客关系缺乏主源性的说明，在理论普遍性必然性上缺少先验原则的支撑；李泽厚则从人类本体论看待感性重建的问题，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取中间立场，为中国传统的诗性智慧如何在西方理性精神冲击下获得新生的问题建构了眼光独到的范式，不过在价值判断权衡上，李泽厚显示出明显的矛盾犹疑；梁宗岱、林风眠、宗白华等人则从艺术实践或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探本求源，或在引进西方艺术形式的同时注重挖掘民族传统。总之，中国现代形式论在德国学统影响下表现出的彷徨犹豫，实质上反映了先验形式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如何可能这一课题的悬而未决（30）。

新媒介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审美方式，美学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日趋复杂，“超越美学”的呼吁愈加强烈。

高建平指出，“超越美学”的“超越”，是打破对美学的既有理解，走出传统美学的边界，建立一种“杂美学”；“杂美学”之“杂”，在于对生活实践、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的关注。与此同时，由于当代社会新媒体发展带来的艺术审美活动等方面的巨变，存在着取消美学之功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在超越之后的“回归”显得尤为重要。所谓美学的“回归”，就是要在无美学的时期承认带有功利性目的的美学基础上，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美学，其目的是要建立新感性，重新阐释艺术的审美意义，重构文化研究、生态研究等领域的美学，这也是当下学术发展的现实归趋（31）。

徐岱认为，“空虚时代”所倡导的“无痛伦理观”意味着“后责任时代”和“后道德时代”的来临，这以“后现代冷漠”的“心理人”和“娱乐至上主义”为表征，消解了伦理与美学。面对这一现实问题，以“审美正义”之名对伦理学与审美学进行学科重构势在必行。经过对两门学科的源流梳理，他指出，审美正义的实质是跨越了伦理学和审美学的伦理美学，其要义在于以抽象的理论思辨为起点，最终进入美育实践，落实审美存在的价值。因此，审美学与伦理学的殊途同归，是“空虚时代”对抗平庸，重拾生命意识的唯一路径（32）。

周宪研究了艺术现代建构的文化逻辑，指出“美学的命名”以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对艺术的现代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现代艺术话语、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美学原则和艺术价值观的确立，使现代艺术的分化得以实现。在艺术的现代建构中，艺术的分化不仅是外部的，整个现代艺术系统内部也在不断衍生、分化。面对现代艺术，人们一方面注意到了这种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又努力论证各门艺术的总体性。事实上，现代艺术的整合和分立是相互依存的，关于这两方面的理论论证，具有描述性功能和规范性功能（33）。

王德胜则思考了后现代中国美学价值的建构问题。他认为，“微时代”的符号化生产方式造就了以同质化为取向的“文化共同体”，以移动互联网络为媒介，信息传播呈现出去历史化的特征；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被切割为一种破碎的、非连续性的具体征象的同时，也带来了草根性的文化民主。“微时代”的文化景观带动社会生活的审美叙事向日常生活的审美性回归，并放大日常生活片断为生活的总体感性呈现，使其审美功能绝对化，从而占领了人们所有的生活感受；而碎片化的文化风格、广泛性、开放性的信息交互消弭了意义深度，这在肯定集体经验的共享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意义的“微化”效应（34）。

王亚芹认为，美学的最终指向是要通过日常生活指导生活实践，以期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目前国内的身体美学讨论，存在着混用和误解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将身体美学等同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中的身体现象，以及脱离实用主义哲学背景和舒斯特曼的学术经历，而将身体美学理论化、学科化。因此，建构中国语境下的身体美学，不仅需要澄清舒斯特曼理论的主旨，还需要挖掘中国古典美学资源，联系当下中国前沿问题，历时地在共时性的异质文化之间展开对话（35）。

秦勇则从多维立体电影的发展中看到了美学身体化转型的可能。迥异于以视听为主、非功利为目的的传统美学，多维立体电影构建的是一种调动人们所有感官，无限缩短生活与审美之间距离的艺术现实。以“造境”为特征，多维立体电影通过对观众感知的、行动的、从属身体意识的参与要求，力图恢复身体感知的全面性，而为身体的真正解放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36）。

现代视觉文化张扬感性，迎合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潮流，由于消费霸权专制、技术理性的束缚，以及超感性精神维度的匮乏，其缺陷日益彰显。肖建华指出，听觉文化的表现形态，对世界和他者的包容心态，及其动态生发性的本体属性，一一弥补了视觉文化的不足。在他看来，视觉文化与倾听美学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两次转向，超越感性化、欲望化的视觉文化霸权，走向强调理解和对话的倾听美学，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37）。

五、有待突破的西方文论研究

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两次转向都离不开语言学的发展。在话语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学者福柯。福柯的话语理论研究注重社会、历史、地理等外部因素与话语形成、运用之间的关系，并将“权力”概念移植到话语理论之中，试图促使话语理论从形式主义转向历史主义。在姚文放看来，福柯的话语理论是构成主义的。中国话语理论在“失语症”和“话语重建”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断，但都未能涉及到话语权力问题层面。纵观近代以来中国文论重建自身话语系统的努力，可以看到种种权力关系的博弈在其中的回响。以“关键词批评”为例。“关键词”作为文学理论话语，在晚近以来的发展与中西方体用方法的嫁接并无太大关系，其成长是一个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演变，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可见，福柯的话语理论不同于传统的反映论与表现论，更能从文化转向上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一条突破性的研究途径（38）。

“话语”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重要概念，通过对索绪尔手稿的整理研究，屠友祥指出，索绪尔的共时态包括横组合理论和联想理论。话语属于前者，并且在横组合关系中呈现出线性特征，在功能上呈现出组合性和连接性；词属于后者，是心智单位，并独立于句子和话语，但又能够和句子会聚于话语之中。在对语言单位进行区分时，需要看到，语言构成机制的横向轴和纵向轴不可离析。言说者凭借区别性特征确定意义，又凭借意义确定单位。而单位的存在不是预先固定的，这一特点为话语诗学理论的展开提供了可能（39）。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自兴起以来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并非是中国本土的学科，而是一个源于康德《自然地理学》，经由梁启超引进的概念。他考察了文学地理学在东西方批评传统中的发展历程，指出这门学科中文学与地理的交叉主要体现在作品与地理、作家与地理以及文学流派、审美趣味、读者接受的审美观念与地理等关系中。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与赫特纳的“区域—比较方法”则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分别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方法启示（40）。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本主义”，以新文献学方法论与文学自律性观念为基础，是对经典文本主义、结构主义作根本反思之后的产物；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媒介为源头，以文学的文本阐释为鹄的，通过突出文本的再生产与流传演布要素来扩展文本的原初意涵，是“新文本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谷鹏飞指出，由“文本”走向“作品”的“新文本主义”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外在式社会学、历史学探究，而是文学作品的内在批评本身；在方法论上，“新文本主义”从确定“文本的原始要素”（作者、参与生产者、材料、手段、模式等）到确定“文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次级要素”（作者生前、身后作品再生产的诸要素），再到确定“文本批评的最直接要素”（批评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技术性要素，如对文本文献、编辑、词汇、评论等的专业性具体分析），这在文学本体问题、文学创作活动、文学阐释空间、文学批评标准、文学存在形态等方面引发了观念上的重要变革。“新文本主义”不仅适应于作为自律性的文学学科诞生之前的文本分析，更适应于今日文学因媒介革命而走向“大文学”学科时代的文本分析。当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弥散一体时，“新文本主义”更有其用武之地（41）。

冯庆回溯了德里达与赛尔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一段著名论争，试图解释这段论争背后体现的伦理政治意图。德里达在对奥斯汀理论的解读中显示了他对德国浪漫派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反理学倾向，以伦理—政治先行的作风解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赛尔看来，德里达不仅在概念使用上缺乏精确定义，而且语言哲学常识匮乏。事实上，奥斯汀的理论并无伦理政治意味，德里达实质上是用认识论的问题替换了本体论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德里达与赛尔的论争留下的启示恐怕在于，理论的途径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因此，从学历层面讲，理论工作者需要保持更为审慎节制的态度（42）。

张江对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做了批判性反思，试图探寻中国文论发展的新出路。他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是“强制阐释”，即将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予以征用，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近附和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这种“强制阐释”的理论往往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并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当代西方文论当前所呈现的危机表明，文学理论如果不能从文学实践出发，站在全局性的高度对历史上的有益成果进行吸收转化，协调理论系统内部各个方向的学说，就无法提高自身创造力，发展出一个成熟的、系统的、全面的理论体系。张江呼吁，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必须坚持系统发育的原则，在吸纳进步因素的基础上，融合理论内部各个方向和各个层面，建构出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系统（43）。

钱中文纵观全局，高屋建瓴地讨论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建构与解构的相互关系等若干重要话题。他指出，人文科学中的现代性常被混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现代性，被视为凝固的，需要被替代的概念。实际上，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特质决定了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精神，本身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功能，既讲究继承传统，又注重超越创新，具有历史指向性，是一个绵长的发展过程。后现代主义尽管对文化建设有参考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发展就此终止。轻率地追捧后现代主义，可能造成思想的混乱，泛文化批评热潮之下的理论论争就是典型。至于解构与建构，二者是相伴而行的，在理论建设过程中，解构应当在有问题追问的建构中进行，否则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思想将会沦为平面化、碎片化的知识堆积（44）。

朱立元反思了新时期以来西方后现代文论的消极影响：其一，西方后现代文论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否定了唯物史观，而这恰恰是中国文论建构的理论基石；其二，后现代文论的反本质策略在中国引发了对文学与文艺学边界问题的探讨，对本质主义的过度消解，使学术讨论容易走向虚无主义的陷阱；其三，后现代文论对非理性主义的强化，使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让位于感官化的娱乐至死；其四，后现代文论反人道主义的倾向，产生了文学创作的人文精神危机；其五，后现代文论反对阐释的理论立场，则存在着价值虚无的危害……总之，在当代文艺学、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创新中，需要对后现代文论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规避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消极影响（45）。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匍匐在西方的阴影下，患了“文化软骨症”的人们，唯西方马首是瞻，追“新”逐“后”，以“去中国化”为时髦，“二元对立”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仍然存在。张江、钱中文、朱立元等人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及时的、深刻的，它们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当年的“拿来主义”。正如陈晓明所言，有效的民族性是敞开的，能不断在与世界沟通中完成自我更新，而不是在封闭的语境中展开对世界的想象。以“世界文学”的倡导来审视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文学在即将来临的又一次变革中需要坚持民族性的有限性，理解、借鉴全球化经验，从而获得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创作的自由（46）。殷国明指出，“文学中国”的提出，反映了现代性浪潮中中国经验与西方话语的冲突。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思考“文学中国”的合法性，首先不能将“中国”符号化。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目的在于发现、唤醒文学之于人的文化支撑力和亲近感，理论与批评要做的不是以观念、话语的成规去约束、规训文学，而是从中国人既有的生活方式、生命情态中去体认中国文学的流动性和独特生命力（47）。因此，学习西方理论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在参与现实的改造与进步的实践中，融会贯通，身心俱进地提出原创性的理论或思想。实现这种理论自觉，要求理论工作者深入历史与现实，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敢于直面文艺理论的分歧，在解决分歧中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磨砺文学批评的锋芒（48）。

总体上看，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大体还是停留在引进、评述、阐释和运用的层面。胡适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便呼吁：“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看来，一切都还在路上。

注释：

（1）相关文章有《文学不能“虚无”历史》（张江）、《文学的边界和本质》（商金林）、《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沉浮》（王尧），见《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2）相关文章有《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聂珍钊）、《文学的道德批评》（高楠）、《文学中的伦理：可贵的细节》（陆建德），见《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3）相关文章有《“生活”：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孟繁华）、《文学之根在生活》（白烨）、《信息化的时代如何写作》（陈晓明），见《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4）相关文章有《重提文学的真善美》（贺绍俊）、《感性与理性娱乐与良知——文学“能量”说》（蒋承勇）、《“不得志”的背后》（陆建德），见《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5）相关文章有《文学在市场中的生存之道》（高建平）、《文学与市场，或文人与商人》（程巍）、《重视文艺与市场的价值冲突与协调》（刘方喜）、《学科视野下的文学与市场》（赵炎秋），见《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6）相关文章有《<傲慢与偏见>：书名的提示》（黄梅）、《文学公共性的跨国旅行？》（赵勇）、《“公共性”与中国文学经验》（李建军），见《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7）相关文章有《信仰与写作的质地》《信仰叙事的内在难度》，见《小说评论》2014年第2期、第3期。

（8）杜书瀛：《“爱”“恨”“贬”之对立：儒、墨、法、道对诗的不同态度》，《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 1期。

（9）吴子林：《重建“诚”的文学》，《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

（10）童庆炳：《<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新探》，《文学评论》2014 年第4期。

（11） 李春青：《汉魏之际“文人”身份冲突及其话语表征》，《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2期。

（12）胡大雷：《六朝诗歌用典论——兼论“诗言志”与集体无意识》，《文学评论》2014 年第5期。

（13）祁晓明：《王国维与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学批评——以<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为例》，《文学评论》2014 年第3期。

（14） 罗钢：《“被发明的传统”——<人间词话>是如何成为国学经典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5） 闫月珍：《容器之喻——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6） 徐宝锋：《北美汉学中的中国文论研究的文化批评视角》，《河北学刊》2014 年第3期。

（17）刘毅青：《“为诗辩护”：宇文所安汉学的诗学建构》，《文学评论》2014 年第5期。

（18）黄卓越：《“汉字诗律说”：英美汉诗形态研究的理论轨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

（19） 张永清：《理论基石与问题框架》，《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5期。

（20）党圣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

（21） 张玉能：《实践转向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22）张开焱：《卢卡契叙事形式政治分析潜逻辑的洞见与困难——<叙述与描写>评析》，《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3） 傅其林：《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4）陶国山：《罗莎·卢森堡：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5）韩玉清：《现代悲剧经验如何书写——从<第七天>看英国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阐释力》，《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6）丁国旗：《“异在”对“异化”的拯救——马尔库塞的艺术“异化”观解读》，《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7）陆贵山：《对话与重构——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8）曾繁仁：《“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宗白华美学思想试释》，《文学评论》2014年第1 期。

（29）胡俊：《蔡仪美学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 3期。

（30）张旭曙：《20世纪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形式概念》，《文学评论》2014年第3 期。

（31） 高建平：《美学的超越与回归》，《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1 期。

（32）徐岱：《审美正义性与伦理美学》，《文学评论》2014年第2 期。

（33） 周宪：《艺术现代建构的文化逻辑》，《文学评论》2014年第5 期。

（34）王德胜：《“微时代”的美学》，《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5 期。

（35） 王亚芹：《“身体美学”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3 期。

（36）秦勇：《多维立体电影：重构美学的身体之维》，《文艺研究》2014年第11 期。

（37）肖建华：《倾听：视觉文化之后》，《文艺研究》2014年第10 期。

（38） 姚文放：《话语转向：文学理论的历史主义归趋》，《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

（39） 屠友祥：《索绪尔话语理论诠解》，《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40）钟仕伦：《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41）谷鹏飞：《文本的死亡与作品的复活——“新文本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方法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42）冯庆：《理论的节制：重审德里达与赛尔之争》，《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

（43）张江：《强制阐释轮》，《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44） 钱中文：《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知识》2014年第11期。

（45） 朱立元：《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的反思性批判》，《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

（46）陈晓明：《乡土中国、现代主义与世界性——对 80 年代以来乡土叙事转向的反思》，《文艺争鸣》第7期。

（47）殷国明：《让“文学”回到中国——关于当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随想录》，《文艺争鸣》第3期。

（48）杨和平、熊元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文艺争鸣》2014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李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