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桃花扇》武将形象的塑造

罗 畅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海口 571158）

《桃花扇》的人物塑造是极为出色的，特别是在对武将形象的塑造上，敢于大胆描写。剧中的武将形象各异，每个武将都写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基本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毛病。《桃花扇》的作者在注重将剧情与史实相结合的基础上，带着强烈的爱憎情感去刻画武将形象，运用忠奸对比的方法，使得各个武将的人格特征格外鲜明。《桃花扇》的作者还特别注意渲染武将形象的悲剧性，以此凸显忠义武将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加深戏剧的思想深度和文化意蕴，增强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一、忠奸分明的强烈对比

孔尚任是遵循爱憎分明的对比方法来塑造武将形象的。他带着强烈的爱憎情感，满腔热情地歌颂忠臣良将，深恶痛绝地批判和揭露丑恶叛将。为此，孔尚任刻画出抵抗清兵、抛洒热血而痴心不悔的黄得功；刻画出与命运相斗争，孤身擎起三百年社稷的赤胆忠心的史可法。同时塑造了一批国贼败类如二刘、田雄和“忽而投诚，忽而作反”①的高杰，来衬托和渲染忠臣死难的悲壮，使邪恶戕害正义的悲剧意蕴得到了深化。

（一）忠义与狡诈的对比

作为四镇的主力，重兵在握的黄得功对南明王朝忠心耿耿。君王罹难之际，是黄得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救助仓皇投奔自己的弘光。黄得功粉身碎骨以报君恩，深刻地展现了忠臣烈士自觉承担起救亡图存大任的担当精神。

当黄得功竭尽全力与敌军和反贼周旋时，田雄的背叛与暗算使得黄得功在护驾时被暗箭射伤腿部。令人心寒的是，在这支暗箭的背后，竟然是黄得功的心腹部将田雄。甚至当爬不起来的黄得功抱住弘光的大腿，命令田雄快来护驾时，田雄却佯拉二刘然后再放手，助了反叛的二刘一臂之力。当黄得功质问田雄为何背叛朝廷时，田雄却恬不知耻地笑称自己“是一名长解子，收拾包裹，自然护送弘光到京的”（《劫宝》），以此来掩盖自己投降清军、弃帅逃跑、卖主求荣的丑态。最终，弘光被挟持献往北朝，黄得功悔恨交加，以自刎来报君恩，践行了“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诺言。

在剧中，孔尚任生动地塑造出忠则尽命的黄得功这一武将形象，同时，刻画出刘泽清、刘良佐和田雄等不忠不义、热衷私斗的丑恶叛将。田雄背叛主帅，投降清兵，给敌人作了引路的走狗；二刘把弘光当作一枚“宝贝”，送给敌人邀功求赏。孔尚任对这些丧心病狂的国贼败类和无耻之徒的猛烈鞭挞，正显示了自己“褒忠贬奸”的思想感情。这种忠奸的强烈对比，突出了英雄的悲剧性，同时强化了全剧的悲剧性气氛。使人们怜惜和感慨的不只是美的被毁灭和生命的殒灭，更有对武将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的歌颂与赞扬。

（二）奉公与私欲的对比

史可法是一位“为天下立丹心，为古今传绝唱”的爱国者。弘光即位后，史可法遭到奸佞的猜忌，被挤兑出朝廷，派遣到扬州任督师。但是史可法一切以国事为重，没有怨言，反到因为能够领兵帅将、保卫国家而感到喜悦。他竭尽所能，一心一意拯救山河，如此呕心沥血、大公无私，实在令人深感钦佩和震撼。

而高杰作为武臣，不辨忠奸，没有原则，又喜欢钻营，是一个自私无能的狂妄庸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与奸臣同流合污、纵逸酣嬉、沆瀣一气，不顾江山社稷。

当感到局势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的势力孤单难以支持时，史可法日夜踌躇、寝食难安，“忧国事，不顾残躯，双鬓苍白了”（《争位》）。

而高杰因为史可法责备自己“不知礼体，挑嫌起衅，罪有所归”，并命自己与三镇负荆请罪，赔礼道歉，便认为元帅不会再重用自己，不仅不思悔改，甚至一度生出反叛之心，恼羞成怒地带领手下兵将渡过大江，想重新做一番事业去。

最后，在死亡的方式上，二者也是不同的。当南明王朝不复存在时，史可法坚决果断地以毁灭自己的生命来作最后的反抗。而高杰则因为不听金石良言，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被许定国骗杀。

高杰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致遭到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实属自食其果。而史可法和扬州将士为江山社稷、黎民苍生而殉难，虽大事未成，然忠心耿耿，自能名垂千古。此番为国捐躯的将士的抗争是为国家而非个人，其战斗于惨烈中带有激昂，反映了人们因故国破灭而产生的悲痛情绪，树立了一座座英雄的丰碑。“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碧血扬州，成为了大明三百年沉重长剧的忠勇尾声。

二、展现武将性格的复杂性

孔尚任在塑造《桃花扇》中的武将形象时，十分注重挖掘和展现武将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是《桃花扇》中重点塑造的正面武将形象。他们都是明朝的武将，但性格迥异，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毛病。虽同为忠臣，他们的性格却各不相同。作者既肯定南明三忠的才华、能力，也敢于揭露出他们性格的瑕疵、缺陷。这也反映出孔尚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较其他传奇作家有着更自觉的意识，要将人物写活。孔尚任通过对南明三忠的言谈举止、行为动作、思想作风的刻画，揭示了他们性格上的不同，塑造出优缺点并存的立体化人物。

（一）忠则尽命的“骁勇名将”黄得功

黄得功，可以说是个悲剧式的武将。他的忠义出于天性，结局却是为国捐躯。虽然命运并不遂意，但他在人格上是守志不变的，他杀身成仁的精神也将永远长存。

作者虽将黄得功塑造成忠义的名将，但并不回避他的性格弱点。黄得功本人的缺点如下：

一是黄得功虽然也是一条忠义好汉，可惜架炮打错了方向，把忠臣错当成敌人、腹心之患来对付。

二是黄得功狂妄自大、骄躁蛮横、气量狭窄。尤其是黄得功轻视高杰，敌友不分，为泄私愤而挑起事端，伺机报复，没有认识到国难当头应该尽量团结同僚而不是任意排挤他人。

孔尚任在塑造黄得功这一武将形象时，赞美并肯定黄得功的忠君报国，同时也描绘出他的缺乏头脑与极易冲动的性格缺陷，使这个形象更加真实透彻、栩栩如生。黄得功的逞凶斗狠、狂妄自大，导致史可法联合明朝防御战线的失败；他的不顾大局、被人利用则又毁掉了另一位忠义将军左良玉；他不善识人、粗暴狂躁的性格则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二）赤胆忠心的“跋扈将军”左良玉

在《桃花扇》中，左良玉作为杰出爱国志士，他为国尽忠，始终站在明王朝这一边，不降李自成、不降清，晚年还以“清君侧”之名讨伐奸臣马士英。无论从人品或才干而论，左良玉都是个忠义之人，他热爱国家，骁勇善战，忠君报国，能以天下为己任，最终牺牲生命践行了自己为国家复兴的诺言。

《桃花扇》还侧重描写了左良玉军纪严明、治兵有方，在他的统领下，“军门严肃，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②。自古用兵，都把兵精、饷足作为作战的先决条件。左良玉对征战的艰巨性和军备的重要性深有了解，作为一名边塞立功、万夫难挡的武将，他宁可散尽万金家财，也要撑起西南半壁江山。左良玉对明朝的忠心体现在对崇祯皇帝深深的怀念中，尤其在《哭主》一出中集中地展现出来。

在《桃花扇》中，左良玉虽然忠心耿耿，但客观上，对南明王朝的倾颓起着推进加速的作用。孔尚任尽管很喜爱这个人物，但在作品中并不掩饰他的缺点：

第一，左良玉的性格鲁莽跋扈。当清军渡过黄河，南明危急之时，左良玉得知清流文人和太子遭到奸佞的迫害，便不顾本部防线，贸然沿江东下，起兵“清君侧”（《草檄》）。

第二，他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周全的谋略，只是拥兵自重，单打独斗，缺乏互助合作。在《截矶》一出中，黄得功截杀板矶，左良玉指责说：“黄得功怎的受马、阮指拨，只知拥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岂不可恨。”③左良玉却不能想到，在外族入侵的关头，自己只知念先帝六尺之孤，领兵东下，只晓得奸臣当杀，太子当救，却不知此时应该共同抵御外敌，而不是同室争斗，如此不知大义，岂不更可恨。

但综观整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人物形象，读者和观众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瑕不掩瑜，左良玉之功远高于其过。

（三）忠君报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

在南明统治集团内部，史可法是比较贤明的代表性人物。在《桃花扇》里，他是忠诚的化身，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可以流芳千古的文天祥式的人物。在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图谋不轨的严峻形势下，他仍志守孤忠、心存廊庙、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他那大公无私的气节，以及为了实现理想，九死无悔、百折不挠的品格，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慑力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史可法虽然是英雄人物，但不是完美、全能的人物，孔尚任从不避开描写他的性格弱点。从细节来看，史可法谋略不足，难称帅才，他既没有总揽全局的能力，又没有驾驭下属的智慧，考虑问题极不周全，对实际状况估计不足，在突发状况中，又没有力挽狂澜的手段，具体表现为：

首先，虽然南明王朝狂澜既倒、大局已定，这并非史可法一人之力可以挽回，但是史可法的指挥策划，实在也有许多闪失。史可法认为“今日四镇齐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师誓旅，雪君父之雠了”④（《争位》），可见史可法对敌人的实力估计不足，盲目轻敌，又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对战争形势分析过于乐观，以为胜利既望，是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

其次，他的性格缺陷是优柔寡断，表现为在关系到南明兴亡大事的“迎立”问题上，他反对迎立昏庸的福王，并赞同侯方域“三大罪、五不可立”的分析（《迎立》）。但是他没有用实际行动去阻止马阮的行为。将士不听调令，人心涣散，他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只能哭出血泪，感动三军，他的哭表现出将领的软弱，这是一种无计可施，一种英雄末路，身为主帅也无计可施的悲戚。所以史可法只能称得上是软弱的英雄。

再者，史可法用人不当。史可法不会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他当初明知道高杰有勇无谋、骄狂自大、爱惹麻烦，却让他率部往开封、洛阳防河，就是一大失误。任用侯方域监军更是错上加错。高杰出了问题，侯生不力争扭转高将军的轻举妄动，反而耍公子脾气，沉不住气就冷笑拂袖说句“小生何用多言”，一走了之，俨然一位无实用的公子。可见史可法的确没有识人用人的才能。

总之，史可法虽然是不完美的，但是这些并不能遮掩他的光芒，因为他有着英雄的气质。史可法在上不能得到朝廷的信任，下又无雄兵抗敌，“只手擎天”，支撑行将倾覆的大厦，为全剧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誓师》、《沉江》两出，“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于是酿成史可法为国捐躯的悲剧结局，这进一步加强了《桃花扇》的悲剧性主旨。

三、突出武将形象的悲剧性

《桃花扇》中武将形象的悲剧性强化了整部戏剧的悲剧精神，是悲剧群体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提倡和弘扬悲剧精神，实际上就是提倡和弘扬中国悲剧的抗争精神。中国悲剧在达到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的过程中，充分地表现了中国悲剧精神，即邪恶势力可以碾碎我们的骨头，但绝不能压弯我们的脊梁。身躯倒下了，灵魂仍然要战斗。”⑤这就是《桃花扇》中武将抗争体现的悲剧精神。

《桃花扇》生动描写了英雄人物逐步毁灭的过程，演出了忠臣死难的悲剧的一幕。“《桃花扇》所倾诉的忠臣死难的悲叹，不仅是对南明兴亡，也是对历代兴亡的沉痛反思”。⑥《桃花扇》集中反映了一群武将面对山河陆沉而无力回天的悲剧结局的坚韧抗争。孔尚任在剧中区分了投降苟活者与慷慨赴死者的不同：前者在国家危难面前靦颜事敌，后者付出宝贵的生命以践行忠义精神，他们被社会认同，流芳千古，甚至被封为“神”。南明王朝的武将结局，无论是擒、是杀、是逃，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两种形象的鲜明对比，突出了忠勇武将的命运悲剧。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以自我牺牲、为国捐躯的行为，让生命无悔，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爱戴。

另外，作者用刘泽清、刘良佐和田雄这些无耻之徒，南明军队的内部蛀虫来反衬南明三忠的悲剧性。二刘和田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拿朝廷俸禄，不保江山，对朝廷背恩忘义，见清军望风而降，争功邀赏，倒戈劫君，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底线。二刘和田雄这些叛将的存在也是对三忠的忠义精神的反衬。人们怜惜和感慨的不只是美的被毁灭和生命的殒灭，更有对武将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的歌颂与赞扬。爱国将士的捐躯则显示了对命运的不屈，壮烈的生命祭献都伴随着爱国火种的传递，而每一次生命的销毁也使抗争精神更加强烈，人们从中又会直接感受到其意义与价值，更使邪恶戕害正义的悲剧意蕴得到了深化。

《桃花扇》集中反映了一群武将面对倾覆而无力回天的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抗争史。孔尚任对以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为代表的武将倾注了满腔的感情，使得每一个武将形象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谱写了一曲传唱至今的悲歌。

四、结语

孔尚任在武将形象的塑造上追求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完美，采用“褒忠贬奸”的对比方法，直接赞美了武将的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的精神，鞭挞了叛将不忠不义的无耻行径。注重挖掘和展现武将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既肯定武将人物的才华、能力，也敢于揭露出他们性格的瑕疵、缺陷，“笔意疏爽、字字绘影绘声”，要把武将写活。这反映出作者对武将性格有着更准确的刻画和更深入的思考。作者还善于挖掘武将形象的悲剧性和悲剧精神，突出武将的悲剧结局，凸显了武将为国捐躯的忠诚和反抗精神，增强了戏剧文本的整体悲剧力度和艺术感染力，加深了戏剧的思想深度和文化意蕴。孔尚任塑造武将的方法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其成就也在同时代悲剧作品之上，所以吴梅在《桃花扇·跋》说：“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⑦

注释：

①②③④孔尚任，楼含松.桃花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03,57,183,94.

⑤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108.

⑥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1986.157.

⑦吴梅.中国戏曲概论[M].湖南：岳麓书社，2010.58.

[1]翁敏华.桃花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4.

[3]周续赓，张燕瑾，董兴文.中国古代戏曲十九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4]吴毓华.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5]杨建文.中国古典悲剧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6]张玉芹.孔尚任志[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7]尚永亮，王兆鹏.元明清戏剧分类选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