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经霜更知秋月明

杨晨

梁衡，山西霍州人，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记协常务理事。现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著有新闻三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总编手记》，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红色经典》《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人人皆可为国王》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学术论文集《为文之道》《壶口瀑布》《梁衡理科文集》《走近政治》《继承与超越》等，另出版有《梁衡文集》九卷。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夏》《青山不老》《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等六十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梁衡先生深得为文之道。充溢的激情蕴藏在深沉的思考中，别有的那份厚重与沉实，避免了简单的抒情与表白，显示出大散文的气韵。其山水散文，行文草本有灵，水石有韵；人物散文，跨越千百年，形象鲜活，以评带传，不落窠臼。他的作品中都可见智慧的哲理与感悟，充满大气磅礴的深刻思想。作为一名以“采访勇如初生犊，写作巧似绣花妇”为座右铭的记者，他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层面注定了创作的全方位和立体感，山水、人物、政治、科普等等在一般作家的创作领域很少关注的内容，都出现在他的笔端，如清泉般汩汩流淌，润物无声。正如季羡林老先生所言：“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作家作品

万里长城一红柳

中国北方最明显的地理标志就是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逶迤连绵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上，将秦汉到明清的文化符号一一镌刻在苍茫的大地上。如果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一抹红霞涂染了曲曲折折的石墙，又为烽火台、戍楼勾勒出金色的轮廓。这时，你遥望天边的归雁，听北风掠过衰草黄沙，心头不由会泛起一种历史的苍凉。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府谷境内后，轻轻地拐了一个弯。这个弯子很像旧时耕地的犁，此处就叫犁辕山。这气势浩大，如大河奔流般的长城，怎么说拐就拐了呢。现在能给出的解释，只是为了一座寺和一棵树——一棵红柳树。

那天，我沿着长城一线走到犁辕山头，一抬眼就被这棵红柳惊呆了，心中暗叫：好一个树神。红柳是专门在沙漠或贫瘠土地上生长的一种灌木，极耐干旱、风沙、盐碱。因为生在严酷的环境下，它长不高，也长不粗。当年我曾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工作，常与红柳为伴。它大部分的枝条只有筷子粗细，披散着身子，匍匐在烈日黄沙中或白花花的碱滩上。为减少水分的流失，它的叶子极小，成细穗状，如不注意你都看不到它的叶片。这红柳自己活得艰苦却不忘舍身济世。它的枝叶煮水可治小儿麻疹。它的枝条鲜红艳丽，韧性极好，是农民编筐、编篱笆墙的好材料。我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就住在红篱笆墙的院子里，每天挑着红柳筐出入。如果收工时筐里再装些黄玉米、绿西瓜，这在一色黄土的塞外真是难得一见的风景。但它最大的用途是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红柳与沙棘、柠条、骆驼刺等，都是黄土地上矮小无名的植物，最不求闻达，耐得寂寞，许多人都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是眼前的这棵红柳却长成了一株高大的乔木，有一房之高，一抱之粗。它挺立在一座古寺旁，深红的树干，遒劲的老枝，浑身鼓着拳头大的筋结，像是铁水或者岩浆冷却后的凝聚。我知道这是烈日、严霜、风沙、干旱九蒸九晒、千难万磨的结果。而在这些筋结旁又生出一簇簇柔嫩的新枝，开满紫色的小花，劲如钢丝，灿若朝霞。只有万里长城的秦关汉月、漠风塞雪才能孕育出这样的精灵。它高大的身躯摇曳着，扫着湛蓝的天空，覆盖着这座乡间的古寺，一幅古典的风景画。而奇怪的是，这庙门上还挂着一块牌子：长城保护站。

站长姓刘。我问保护站怎么会设在这里？他说：这是佛缘。说是保护站，其实是几个志愿者自发成立的团体。老刘当过兵，在部队上曾是一个营教导员，他给战士讲课，总说军队是长城，退下来后回到了长城脚下，看着这些残破的戍楼土墙，心里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就想保护长城。府谷境内共有明代长城一百公里，上有墩台一百九十六个，这寺正好在长城的中点。他每次走到这里，就在这棵红柳树下歇歇脚，四周少林无树，就只有这一点绿色。放眼望去，茫茫高原，沟壑纵横，万里长城奔来眼底。他稍一闭眼，就听到马嘶镝鸣，隐隐杀声。可再一睁眼，只有残破的城墙和这株与他相依为命的红柳。一开始为了巡视方便，他就借住在寺里。后来身边慢慢聚集了五六个志愿者，就挂起了牌子。

人们常说“天下名山僧占尽”，可这里并不是什么名山，黄土高原，深沟大壑，山穷水枯。也可能就是那“犁辕”一弯，这里才被先民视为风水宝地。犁弯子就是粮袋子，象征着永远的丰收。在这里盖寺庙是寄托生存的希望。寺不知起于何时，几毁几修，仍香火不绝。最后一次毁于“文革”，被夷为平地。但奇怪的是，这寺无论毁了多少次，墙边的那棵红柳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就成了重新起殿建寺的标记。从树的外形判断它当在千年以上，明长城距今也只有六百来年。就是说当初无论是修城的将士，还是修寺的僧人，都在仰望着这棵树工作。长城，这座我们民族抵御战争，保卫和平生活的万里长墙，在这里拐了个弯，轻轻地把这寺庙、这红柳搂在怀里。这是生命的拥抱、信仰的倾诉和文化的传递。而这棵红柳，为怕长城太孤寂，年年报得紫花开，花开香满院，又成了寺庙的灵魂。民间常有耗子成精、狐狸成精，及柳树、槐树成精的故事。红柳实现了从灌木到乔木的飞跃，算是成了精，修成了正果。它与长城与寺庙相伴，俯视人间，那密密的年轮和丝绕麻缠的筋结里不知记录了多少人世的轮回。

如果说长城是人工的智慧，红柳是自然的杰作，那么这寺庙就是人们心灵的驿站。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疲倦的魂灵也需要歇息。这寺庙不大，除了僧房就是佛堂。堂可容六七十人，地上一色黄绸跪垫，前面供着佛像并香烛、水果。可以说，这是我见过的国内最安静的佛堂。堂内窗明几净，无一尘之染。窗外是蓝天白云，人坐室内如在天上。这里既没有名刹大寺里烟火缭绕的喧闹，也无乡间小庙里求报心切的俗气。我稍留片刻便返身出来，不忍扰其安宁。

我问，这座寺庙真的灵验？老刘说屡毁屡修总是有一定的道理，反正当地人信。他还给我讲了不少故事。我不信，但教人行善总是好事。就问，怎么不见僧人？答曰，现在不是做功课的时间，都去山下栽树去了。想要香火旺，先要树木绿。也是，没有那株红柳，哪有这寺里千年不绝的香火？

保护站已成立五六年，慢慢地与寺庙成为一体。连僧带俗共十来个人，同一个院子，同一个伙房，同一本经济账。志愿者多为居士，所许的大愿便是护城修城；僧人都爱树，禅修的方式就是栽树护树。早晚寺庙里做功课时，志愿者也到佛堂里听一会儿诵经之声，静一静心；而功课之余，僧人们也会到寺下的坡上种地、浇树、巡察长城。不管是保护站还是寺上都没有专门经费。他们自食其力，自筹经费维持生活并做善事，去年共收获玉米两千斤，春天挑苦菜卖了六千元，秋里拾杏仁又收入八百元。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思想，一切信仰都脱离不了现实。正说着，人们回来了，几个僧人穿着青布僧袍，志愿者中有农妇、老人、学生，还有临时加入的游客。手里都拿着锄头、镰刀、修树剪子，一个孩子快乐地举着一个大南瓜。有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皮肤白皙，举止文雅，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我问这是谁，老刘说是山下电厂的工程师，山东人。一次他半夜推开院门，见寺外一顶小帐篷里一人正冷得打哆嗦，就邀回屋过夜，遂成朋友。工程师也成了志愿者，有时还带着老婆孩子上山做义工，这院子里的电器安装，他全包了。大山深处，长城脚下，黄土高原上的一所小寺庙里聚集着一群奇怪的人，过着这样有趣的生活。佛教讲来世的超度，但更讲现时的解脱：多做好事，立地成佛，心即是佛，佛即是我。山外的世界，正城市拥堵、恐怖袭击、食品污染、贪污腐化、种族战争等等，这里却静如桃源，如在秦汉。只有长城、古寺、志愿者和一棵红柳。无论中国的儒、佛、道还是西方的宗教都以善行世，就是现在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也赫然其中。我突然想起马致远的那首名曲《天净沙》，不觉在心里叹道：

长城古寺戍楼，蓝天绿野羊牛，栽树种瓜种豆。红柳树下，有缘人来聚首。

老刘说，其实单靠他们几个志愿者，是保护不了长城的。也曾当场抓获过偷城砖的、挖草药的，甚至还有公然用推土机把长城挖个口子的，但是都不了了之。对方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说：“你算个球！县长都不管呢。”确实他们一不是公安，二不是警察，遇到无赖还真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可以“曲线护城”了，这就是来借助树和佛。目前虽还没有一个管用的“护城法”，却有详细的《林业法》，作恶者敢偷砖挖土，却不敢偷树砍树。保护站就沿长城根栽上树，无论人砍、牛踏、羊啃都是犯法。而同样是巡城、执法，志愿者出来管，对方也许还要争执几句，僧人双手一合十，他就立马无言。头上三尺有神明，人人心中有个佛呀。这真是妙极，人修了寺，寺护了树，树又护了长城。文物保护、治理水土、发展林业、改善生态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都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像那棵无人问津、由灌木变成乔木的红柳，在这个古老的犁辕弯里也有一个少为人知，亦俗亦佛、既是环保又是文保的团体。县长下乡调研，见此很受感动，随即拨了一笔专项经费给这个不在册的保护站。两年来老刘用这钱打了一眼井，栽了三百亩的树，为站里盖了几间房。寺不可无殿，城不可无楼。他还干了一件大事，率领他的僧俗大军（其实才十来个人）走遍沿长城的村子，收回了一万多块散落在民间的长城砖，在文物局指导下修复了一个长城古戍楼。

那天采访完，我在寺上吃晚饭，大块的南瓜、土豆、红薯特别的香。他们说，这是自己种的，只有地里施了羊粪才能这样好，山外是吃不到的。饭后，我要下山，老刘送我到寺门口。香客走了，志愿者晚上回城去住，寺里突然冷清下来。晚风掠过大殿屋脊的琉璃瓦，吹出轻轻的哨音。归鸟在寺庙上空盘旋着，然后落到了墙外的林子里。夕阳又给长城染上一圈金色的轮廓。人去鸟归，万籁俱静，我突然问老刘：“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守着长城，守着寺庙，是不是有点孤寂？”他回头看了一眼红柳，说：“有柳将军陪伴，不孤单，胆子也壮。”这时夕阳已经给红柳树镀上一层厚重的古铜色，一树紫花更加鲜艳。我说：“回头，在北京找个专家来给你测一下这树的年龄。”他说：“不用了，我已经知道。”我大奇：“你怎么知道的？”“去年秋八月的一个晚上，后半夜，月光分外地明。我在房里对账，忽听外面狗叫。推开院门，在红柳树旁站着一位红盔绿甲的将军。他对我说，你不是总想知道这树的年龄吗？我告诉你，此树植于周南王十四年，到今天已两千三百二十六年。说完就消失了。”我看看他，看看那树，这一次我真的是惊呆了。

回京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查中国历史年表，史上并没有“周南王”这个年号。但是，我不忍心告诉老刘。

作家链接

对梁衡的了解，最初是从小学课本里那篇著名的文章《晋祠》得来的。那时，对作家本人知之不多，只能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地读他的文章。文章写得很美，我还摘抄了不少好词佳句呢。

就这样，我一步步走近梁衡，也感受到了他和他文章的魅力，他做人真诚，为文大气，有大美存焉。

梁衡先生主张，为文第一要激动，没有对生活中美的追寻，没有对自然、人生、社会、艺术中美的事物的大激动、大碰撞、大体验、大思考，就不会有真正的美文产生。因此，文章要写大事、大情、大理，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文章，这样的文章才能激动他人，洛阳纸贵。看他写瞿秋白，六年构思，三访纪念馆，却迟迟难以下笔，他对瞿秋白的认识和体悟早已成竹在胸，却难以找到下笔的切口。直到找到了“觅渡”这个意象，他才下笔如风，一挥而就，构成佳作。也正是这一点，才让更多的读者记住了这篇美文连同作者的名字。

这样大激动、小切入，大挖掘、大表现的美文在梁衡先生的笔下还有不少。《大有大无周恩来》《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红毛线，蓝毛线》《周恩来让座》《领袖如父》……这些文章无不是从小角度切入，或渐引，或顿入，或宕开，但都起得大气，往往三言两语就攫住了读者的心，就引人深入，“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李渔《闲情偶寄》）。我想，这就是大情思、大气势、大手笔的结果，梁先生将形、理、情有机地糅合，凝为一体，由景美、情美，达到了哲理之美，产生了一篇篇政治美文。

梁衡先生认为写文章主要有两个目的：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文章最后作用于读者的或是思想的启发，或是美的享受，可以此多彼少，当然两者俱佳更好。文章的题材可以是多样的，有的便于表现美感，如山水；有的便于表达思想，如政治。但政治天生枯燥、抽象，离普通人太远。其中虽含有许多大事、大情、大理，却不与人“亲和”。怎样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让人愉快地接受，就得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发扬其思想，强化其美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不断思索，不断创新，既不落他人之窠臼，也不步自己之后尘，必须使自己的文章有新思想，挖出别人没有表述过的思想，“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这样，他一路走来，从山水美文到大情大理，从万里江山到千秋人物，从共产党领袖到普通小人物，从诗词文人到爱国将领，大大小小，上上下下，从从容容，他在诉说，他在描画，为我们留下了如山如海般气势恢宏的美丽画卷，也将一个个人物、景象、情感和哲理定格为一篇篇美文，展示、存放在美丽的人间，让一茬茬读者尽情享受着这精神的大餐。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梁衡散文，承继了现代散文精神，以天地大美而立言，写大事、大情、大理，开掘出了一片新的散文天地，达到了一个新的为文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