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用智慧和忠诚书写核武人生

沈黎明

2015年1月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颁发获奖证书并合影留念。面对殊荣，于敏淡定而谦逊地说：“这个奖更应该属于我们的集体，没有同事们，我个人是难以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寥寥数语，尽显大家风范。

寒门之子学有所成

于敏1926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现属天津市）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全家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度日。于敏自幼聪慧，深受父母喜爱。到了上学的年龄，尽管家庭比较贫寒，父母还是想方设法筹钱将他送进了学校。于敏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非常用功，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于敏读书的少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年少的于敏心中常常感到透骨的疼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将来用知识救国，绝不能让日本恶魔永远在我们的家园横行霸道！”正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下，进入高中后，于敏更加刻苦地学习，门门功课年级第一，全校闻名。

1944年，于敏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两年后，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开始理论物理的学习，并成为本专业的佼佼者。读书期间，除了认真学习专业课外，于敏还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于敏是一位关心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北京（时称北平）各大学的学生经常搞抗议游行，于敏总是积极参加，并常常冲在前面。

1949年，于敏考上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遂教授，后又在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的指导下研习。1951年，于敏以骄人的成绩毕业。不久，在两位导师的赞扬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慧眼识才，将于敏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于敏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人生。

进入研究所后，于敏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中。领导交给的课题，他不仅能圆满完成，而且还能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独到之处。于敏迅速在同期入所的年轻科研人员中脱颖而出，受到领导和前辈科学家的青睐。1957年，以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领域专家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钱三强安排于敏参加了接待和学术交流。于敏的专业学识与才华给朝永振一郎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科学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得知于敏从未到西方发达国家留过学时，十分惊讶。访问结束回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发表文章对于敏大加赞赏，称他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服从国家安排研制氢弹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国家高层领导决定，我国开始探索、研究氢弹理论。1961年1月的一天，一场大雪后的北京，银装素裹。正在忙碌的于敏突然接到通知，时任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要找他谈话。于敏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神情严肃地对他说：“我国要开始氢弹研制，经组织研究、上级批准，决定成立一个科研小组，由你任副组长，领导并参与氢弹原理研究。今天，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钱三强的话让于敏感到意外。但他很快镇定下来。

于敏心里清楚，自己一直从事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此时转向氢弹研究，等于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一切从头开始。同时，他也清楚，氢弹这类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集体性强，还需要严格保密，长年隐姓埋名在外奔波，非常辛苦。但他更清楚国家的需要。于是，他毫不犹疑地表了态：“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就这样，年轻的于敏踏上了氢弹研制之路。

很快，在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的领导下，以于敏等为主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理论研究。

当时，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能查到的国外资料很少，国内也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于敏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靠自己努力，在艰难中不断探索。于是，他拼命地学习相关理论，千方百计地搜集国外的信息。研究工作需要大量极为复杂的计算，而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安排给原子弹研制的计算。面对这种现状，于敏急中生智，想了个土办法，带领全组成员，每人手拿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是大家下班了，他还在忙碌。同事们看他太累，纷纷劝他注意身体。可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为了国家的需要，我个人累点儿没关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不久，一份份浸满智慧与心血的研究报告相继出炉，一个又一个难题被攻克。经过4年的努力，于敏和他带领的科研人员对氢弹原理有了基本而深刻的认识，为氢弹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于敏曾经的领导、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院士生前回忆说：“于敏研究氢弹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更是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氢弹“爆炸”世界瞩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轰动。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听取国家计委有关问题汇报时提出：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也要快。此后，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指示：氢弹的理论研究要放在核研究首位。不久，于敏和科研小组成员一起调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

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抵达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那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开始攻坚。当时，计算机性能不是很稳定，使用时间又很宝贵，于敏便每天泡在计算机房里。一摞摞计算数据资料出来后，他认真查看，仔细分析结果。分析不完的资料，他就带回宿舍稍事休息后继续琢磨。几经努力，于敏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面的重要课题，带领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方案出来后，于敏立即打电话向我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报告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出于保密，于敏用只有他俩才能听懂的语言向邓稼先报告——endprint

于敏：“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于敏：“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好，我立即去你那里。”

第二天，邓稼先赶到上海，为于敏等人庆功并解决了具体问题。然后，邓稼先将他们的研究方案带回北京。经各方专家认真的讨论和完善，这份方案被确定为中国氢弹研究的主攻方案。此后，中国氢弹研究势如破竹，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几个月后的1966年12月28日，我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大西北罗布泊，一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预定空投区。随着指挥员一声铿锵有力的“起爆”命令，机舱打开，一颗氢弹带着降落伞跃出飞机急速下落。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湛蓝的天空上腾起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红色烟尘急剧翻卷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红……渐渐地，火球上方出现了草帽状云团，与地面卷起的尘柱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很快，爆炸当量计算出来——330万吨。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青藏高原。于敏曾八上高原、六进戈壁。每次到西北高原，他的高原反应都很强烈，吃不下饭，还时不时地呕吐，睡眠质量也非常差，体力消耗很大。即便如此，每次他都坚持工作，直到遇到的技术问题全解决后才肯离开基地。进行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拿到完整的测试结果，在试验前，于敏半夜里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冒着刺骨的寒风，一个人爬到102米高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很多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说：“于敏是在用生命制造氢弹！”

我国氢弹的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时间，英国用了4年3个月时间，法国用了8年6个月时间，苏联用了4年3个月时间，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时间，堪称世界奇迹。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访华与于敏会面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氢弹之父”。可于敏对“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却不喜欢，他认为这种称谓不科学：“氢弹研制是一项大科学系统，需要诸多学科、各方面力量全面配合才能成功，我只是起了一定作用而已。”

氢弹爆炸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回到自己感兴趣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而是根据国家需要，继续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探索、前行。20世纪80年代初，他着手组织指导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于敏和邓稼先基于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向党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和王淦昌、王大珩院士共同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

几十年来，于敏在科研上成就斐然。他的贡献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85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如今，年近九旬的于敏虽然从科研一线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关注着世界核武器发展的最新动向。最近，他指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减小核武器的威慑性。于敏指出：当初，我们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面对目前的情况，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力。此诊断可谓意义深远。

于敏在耄耋之年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抒怀》：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这首诗无疑是他真实情怀的写照，写出了一位科学巨匠的谦逊之心和拳拳爱国之情。面对这样一位宁静致远的老人，我们除了敬佩还是敬佩！于敏先生，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