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

雷立柏

利玛窦（左）

201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名为“313：改变西方语言的一年”的学术会议，数学史专家纪志刚教授在会议上分析了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认为“利玛窦和徐光启……依据拉丁语名词，用新的术语系统，为中国传统数学注入了新的词语，其中一些名词甚至沿用至今”。一直到今天沿用的术语包括“点”、“线”、“平面”、“直角”、“半圆”、“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等等。看来，没有利玛窦的翻译和他铸造的那一套术语，今天的我们无法学习几何学！但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很少有中国人对意大利的传教士产生某种“感恩的心理”。

从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很多，早期的有孟高维诺（Giovanni Montecor-vino），20世纪的有雷永明（Gabrielle Allegra）等著名学者，但最普遍为人们知道的意大利籍传教士无疑是利玛窦。利玛窦也确实以自己独到的风范在意大利与中国，乃至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身影。

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曾在罗马耶稣会院接受教育，1578年到印度果阿（Goa）学习神学，同时在印度教古希腊语，1580年他被祝圣为天主教的司铎，1582年到达澳门，1583年与另一位耶稣会会士罗明坚（Ruggieri）到广东肇庆，在天宁寺一旁建立小堂和住所，这是耶稣会会士在中国内地第一个住院。两个人采取时任耶稣会长上范礼安（Valignano）提倡的“适应方法”，学习汉语并适应当地风俗。1584年利玛窦印行《山海舆地全图》，使中国学人首次接触五大洲的观念。1590年他到韶州，结交官员瞿太素，研究“四书”，1591年也曾开始翻译这些儒家经典（遗憾的是，他的译稿没有保存下来）。1601年1月，利玛窦进入北京，皇帝允许他在北京居住并给月俸。在北京的岁月里，利玛窦与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李之藻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由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利玛窦重视基督信仰与儒家的共同点，尽可能使外来的宗教“适应”本地人的习俗，所以选择“间接传教”的方式，多介绍文化与科学知识，没有直接翻译圣书。他译有《天主实义》、《畸人十规》、《万国舆图》（亦名《坤舆万国全图》）等。据说第一本汉语西语字典（《葡汉字典》）也是利玛窦与罗明坚（Ruggieri）合编的。除此以外，利玛窦还留下意大利语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其他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以及汉语著作。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逝世于北京，葬在北京栅栏墓地（今车公庄大街6号院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的校园内）。

从拉丁语传播的角度来看，利玛窦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首次在中国著述了含有拉丁字母的文献。他将四幅宗教画送给画家程大约，而这些画图的标题首次用一种早期的汉语拼音刊发在《程氏墨苑》（1606）。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利玛窦为拉丁语在中国的传播造成过一定的障碍。首先，他的观点是用中国本有的概念表达基督信仰，比如用“天”、“上帝”和“天主”指称基督宗教传统中的“Deus”（陡斯）。

用“天”、“天主”和“上帝”这种做法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而利玛窦的接班人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就认为应该用“陡斯”一词表达“神”的概念。如果当时保留“陡斯”的写法，很多中国学者可能会问：这个外来词是根据哪种语言写的？如果他们知道这是拉丁语单词的音译，中国学者可能会对拉丁语产生一些兴趣。然而，如果使用一些来自古汉语传统的单词，中国人不会去探索外国单词的意思。后来的译者也都面对同样的问题，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厄第加”（ethica）、“斐录所斐亚”（philosophia）和“陡录日亚”（theologia），在利类思（Lodovico Buglio）笔下却分别是：“克己学”、“性学”和“超性学”。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使用中国儒家传统已有的概念是比较“谨慎”（或“胆小”）的做法，而用外来词则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排外的”，“西学中源”更符合传统的思维方式。然而，让中国读者面对“厄第加”和“陡录日亚”意味着暗示其外国来源，这也等于鼓励中国人多学习这些单词的外语词源。耶稣会的长上们当时都希望有很多中国青年去澳门学习拉丁语的哲学和神学，但利玛窦不赞成，他没有派任何中国人去澳门学习拉丁语。难道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无法学习外语或不需要学习外语？

利玛窦错过了宣传拉丁语的最好机会：他绘制世界地图时没有加上原来的ABC，只把一切地名译成汉语，从此以后，在近代汉语词汇的大海里出现了“欧逻巴”（Europa）、“大西洋”、“以西把你亚”（Espana，即Spain）、“拂郎察”（France）、“波亦米亚”（Bohemia）、“罗马泥亚”（Romania）、“入尔马尼亚”（Germania）、“意大里亚”（Italia）和“罗马”（Roma）。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罗马”旁边还写着：“此方教化王，不娶，尊行天主之教，在逻马国，欧逻巴诸国皆宗之。”（教皇居住在这个地方，他不取妻子，遵守天主教，他在罗马国，而欧洲的一切国度都尊敬他。）

为什么利玛窦没有想到要保留一些ABC呢？他为什么想（和秦始皇一样）彻底“统一文字”，一个ABC都没有保留？16世纪在欧洲制造的世界地图都用三四种不同的书法字体，而耶稣会会士一直很自豪于掌握多种语言和文字。为什么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上放弃了拉丁语的ABC呢？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造成的意外后果之一是：后世中国学者无法识别他的译文。比如“爱尔兰”当时称“Hibernia”，所以在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上写为“喜百泥亚”，而中国的学者认为此处“似误”，因为“Irlandia”应该译成“意尔兰地亚”。如果利玛窦当时保留原来的“Hibernia”，21世纪的中国学者不会对他产生“似误”的疑惑。利玛窦当然早已意识到，明代学者不太愿意接受新的文字，但他同时也知道，西方的ABC是非常重要的沟通工具，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介绍ABC、肯定ABC的重要性呢？他编写了一本双语的（《葡汉字典》），却为什么他不愿意编绘一幅双语的世界地图呢？

也许利氏的中国朋友（徐光启等人）劝他不要使用ABC，也许他非常小心，不愿意强调“外国人的特色”，或者他胆小、想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又或者他认为纯汉语的地图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从拉丁语传播的角度来看，利玛窦的“适应政策”制造了很大的障碍，根本不会让中国人觉得自己应该去学习外国文字、应该出国留学、应该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利玛窦也因此成为交流中最强大的阻力，因为后来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继续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皇帝将利玛窦的立世态度当作衡量外来教士的权威标准。其他来华传教的修会（道明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后来强调培养孩子的外语能力、培养修道生，但利玛窦更多和社会上层的成年人交谈，而这些中年人或老年人已经无法学习外语，他们的“中国思想”（儒家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也许利玛窦在晚年也意识到自己路线的局限性，所以规定龙华民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虽然他知道龙华民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很不同。

尽管利玛窦无法更全面介绍西方的ABC文化，他的贡献仍然巨大。在学术术语、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方面，利玛窦开拓了一个很大的领域;他也算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外国汉学家，他开始将中国的经典译成外语，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的尝试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化”，难怪有的历史学家将中国的“近代”从1600年（利玛窦来北京）起算，而不把1840年认定为“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分水岭。可能利玛窦是影响中国最深的外国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影响非常有限。比如法国传教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用拉丁字母为越南人创造了新的文字，即今天越南人所用的文字。罗历山在越南的影响当然远远超过利玛窦在中国的影响。或许利玛窦也曾做过罗历山的梦：用ABC代替汉字，以这种方式让世界走向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虽然利玛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层的转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人的墓地位于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院。这里原来都属于天主教，1610年明万历帝赐给教会这个地方（即“滕公栅栏”）作为墓地。利玛窦的墓碑能保存至今是一个奇迹，因为在1900年和上世纪60年代这个墓地曾两次被毁。民国时期在栅栏墓地埋葬过800名中国神父和外国传教士，但大多数人的墓碑在20世纪下半叶失踪。剩下的只有63尊，利玛窦的墓碑也在其中。它们年年遭受冬雪夏雨、鸟粪和寒风的袭击，部分石碑已有严重的腐蚀迹象，碑文模糊不清。我想利玛窦最喜欢自己的墓碑能在一所教堂中得到平安，不过目前并没有迹象会恢复原本位于此地、毁坏于上世纪70年代的马尾沟教堂。

利玛窦墓碑上的拉丁语碑文说：在利玛窦时代“基督信仰已经第三次传入中国”（Christina  Fides TertioInveheretur），第一次指唐代的景教，第二次指元代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第三次指利玛窦之后。利玛窦在华的活动使中国走入一个新的时代，但从其初衷来看，利玛窦不想当“文化传播者”，而要成为一名“基督信仰的传播者”。利玛窦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比如1605年他在宣武门购买一块土地，建立了一所小圣堂，这就是今天宣武门内“南堂”的前身。如果说基督信仰带来精神性的生活和高尚的美德，那么也应该可以认为，因为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的到来，中国开始看到更多带有西方色彩的“信心”、“希望”与“爱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