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的中国掌门人

2015-05-30 05:04熊争艳邓媛等
畅谈 2015年9期
关键词:中国籍民用航空亚投行

熊争艳 邓媛等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管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

4月15日,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敲定,亚投行的另一个悬念 ---“首任掌门人是谁”也为外界热议。

很多分析认为,由于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己成定局,这个中国倡议成立的多边国际机构很可能由中国人执掌。

事实上,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管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

国际民航的首任中国籍秘书长

今年3月11日,从瑞士曰内瓦传来消息,53岁的柳芳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第204届理事会投票上被选举为下一任秘书长。她在36个理事国首轮投票中以19票顺利当选,成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也是首位女性秘书长。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于1947年4月4日成立,是联合国在民用航空领域的专门机构,通过制定国际航空运输公约、政策和标准来推动全球民航事业安全高效运行,现有191个成员国,总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秘书长是首席执行官,领导该组织日常执行机构——秘书处的工作,带领该组织的国际职员开展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工作,定期向理事会汇报工作进展。国际民航组织己成立71年,其历任秘书长都是男性官员。在这个男性成员居多的地方,柳芳以一种干练洒脱的女性魅力引人注目。

柳芳1962年2月出生,通晓英法双语,获得武汉大学国际私法博士、硕士及荷兰莱顿大学航空及空间法硕士等学位,曾在中国民航局任职20年,自1987年起,先后担任国际合作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2007年她进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工作,担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行政服务局局长至今。今年8月1日,她将正式就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任期三年。

当选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将带领我的团队,使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加透明,使全球民用航空更加安全。”

柳芳的履新,不仅刷新了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职位的履历表,也续写了十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登上国际组织重要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的精彩篇章。

入主国际组织“平均每年一位”

虽然中国1971年即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此后漫长的30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

这一“缺席”局面从2003年开始改变:这一年,曾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担任法律顾问的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

2004年,中國人跻身世界气象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核心决策圈。

2006年,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

2009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两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2013年更是迎来了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高官的小高潮: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8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9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11月,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除了中国政府委派或推荐外,也有中国人通过自身奋斗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

2013年8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这位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在经过19年历练后升任现职,也是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据中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吴海龙介绍,目前任国际组织一把手的中国籍人士共三位,分别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和去年底刚当选的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高官们的共同之处

翻看这些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高官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受过良好的教育,深耕一个领域多年,擅长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其中一些人的海外求学背景使他们通晓西方文化。

史久镛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毅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民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

专业领域建树精深让他们脱颖而出。

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处理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等危机时展现出来的职业素养和冷静果敢,令全球卫生界印象深刻。

张晓刚是冶金行业专家,熟练掌握钢铁冶金技术开发及行业最新技术,还有执掌大型企业的经历。

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谙熟游戏规则。

李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在联大负责行政和预算的第五委员会里摸爬滚打,后来在财政部工作时也常年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易小准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相关工作,曾协助龙永图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

两人都是人头熟、规则熟、外文好。

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这个群体既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又深谙国际游戏规则,使他们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在国际组织任职也如鱼得水。

中国人的贡献

“我是一个中国人,但一旦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我就是国际公务员,我服务的对象是世卫组织193个会员。”2007年陈冯富珍履新时,当被问到如何处理“中国籍世卫总干事”的国籍身份和国际公务员的无国界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她这样答道。

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既要懂得国家利益,也要了解世界利益,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唯有如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同时,也能照顾到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人执掌国际组织,特有的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对国际事务也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崇尚以“和为贵”、讲求平衡等原则,这对国际组织是一种丰富。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时,就展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事实上,林毅夫、朱民在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不少见解,都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也得到广泛认可。

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评价林毅夫时说,他在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颇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也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佐利克这段评价,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人对国际组织的另一贡献:作为从新兴经济体走出的代表,他们分享的中国经验给世界一种全新思路。

不容忽视的事实

中国人已大踏步进入国际组织,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高管的人数及比例仍相差甚远,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还普遍存在代表性不足及职位偏低的现象。

从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有关数据,可以管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职的大致情况。

据联合国曾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共74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116人至157人的恰当幅度,被列为任职人数偏低国家。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共11人,低于美国(48人)、英国(19人)、法国(18人)、德国(17人)、日本(14人)等发达国家,虽略高于阿根廷(9人)、印度(9人)、韩国(7人),但考虑到中国数倍于这几国的会费分摊比例,这样的人数确实不占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认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还是相对少,这直接导致我们的话语权不够,而这与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不符。

一名联合国前高级职员介绍,由于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章程都比照西方国家的制度制定,加上欧美国家人士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人员在适应国际组织文化方面相对容易,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

提升中国影响挑战依旧

新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事务。不过,由于很多现有国际组织内部章程设置的复杂性,以及既有主导国对老规则的坚守,上述国际组织的改革事宜进展缓慢。

“一个国际组织就像一个人,到某个阶段难免胆固醇偏高、肥胖,要减下来不容易。”朱杰进表示。

在这种背景下,自行发起或创办国际组织不失为是对现有规则进行补充的有效手段。亚投行的创建与总部设在北京,正是其中应有之意。

“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介绍道。

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盛誉的25%~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成为定局。

“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金立群说。

而长期研究国际组织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即便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今后如何有效管理建立配套、如何有效发声、如何切实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仍将是未来的挑战。

这些挑战同样适用于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去年金砖开发银行总部落成后,一些日本商人建议,上海一些“软件”问题还需要改善。比如在银行办理向外国汇款业务,顾客穿梭于银行各窗口,花费时间太多,“这在日本银行,绝对不会发生”。

提高话语权的必经之路

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派遣、鼓励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就职是必经之路。

吴建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建议,中国要加大向国际组织派人的力度,理由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上升。“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组织是修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至关重要。”

他举例说,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人知道,负责会议流程的各委员会秘书作用非同寻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如能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提出的建议不仅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也能照顾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王逸舟建议,中国高校应开设更系统、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国际公务员课程,并且聘请更多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人授课。

当然,除了向已有的传统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外,中国倡导设立新的国际组织,相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中国员工比重的上升。

中国己成功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十年也参与创立了一些可转变成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机制等。未来,中国应继续倡导建立更多的多边合作平台。如此,会有更多中国面孔出现在国际组织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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