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宽与茶陵派之关系

摘 要：吴宽是成化、弘治年间文坛上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与李东阳等人颇为交好，他们在诗文内容及理论等方面也有接近的地方，故被人认作茶陵派一员。但二人的文学理论并不能够一概而论。李东阳师法盛唐，吴宽偏爱晚唐，且二人对于同一诗人会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东阳贬斥宋诗，吴宽则是借鉴；对于元诗，两人所欣赏的作家也不尽相同。故吴宽可以说是自成一派，不能完全算作是茶陵派的一员。

关键词：吴宽；李东阳；茶陵派

1 吴宽及其诗歌特色简析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又号玉延亭主，苏州府长洲人。明成化四年乡试第二名，且成化八年会试、庭试均为第一，授翰林修撰，侍讲于孝宗东宫。成化九年，进太子右谕德。孝宗即位后，迁为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詹事府少詹士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忧，服满还任后转为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弘治十六年进礼部尚书。晚年因身体多病，欲辞官还乡，孝宗慰留，最后于弘治十七年病逝，年七十。因念吴宽功绩，孝宗特赠太子太保衔，赐谥号“文定”，并授予其长子奭为中书舍人，补次子奂为国子生。

吴宽有《家藏集》七十七卷，又称《匏庵集》《匏庵家藏集》。集子原本为七十卷，由吴宽自订，后由其长子奭编订，赠补遗文七卷，合为七十七卷，于正德三年刻成。《家藏集》内包含诗三十卷，不分体制，以年月先后为序。文四十卷，分体汇载。

关于吴宽的文学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宽学有根柢，为当时馆阁巨手，平生学宗苏氏，字法肖东坡。缣素流传，赏鉴家至今藏弆。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1]李东阳赞其：“其为诗，深厚浓郁，脱去凡近，而古意尤存；其为文，典而不俗，畅而不泛，约诸理仪以成一家之言。”[2]可见，吴宽的文学创作自有一番特色，以下将就其诗歌的艺术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在诗学对象上，吴宽采集众家之长，其艺术风格也颇为多样。吴宽的诗歌不仅有唐诗的深韵，也富宋诗之理质。

1.1 唐诗之特质

吴宽虽身居官位多年，最后也于任职期间终老，但其自身却对功名权职等事不予重视。虽然在京为官三十余载，但吴宽始终心存隐逸之志，其诗《雨后》云：“池上积雨余，惟闻芳草气。我亦爱韦郎，赋诗工五字。新蝉为谁鸣，老鹤作人跪。吏隐真自兼，悠然亦高致”，诗中明确说明了自己追求的是一种“吏隐”的生活。正因此，吴宽淡泊名利，心态平和中正，宠辱不惊，超逸于功名利禄之外。

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之下，吴宽对于诗歌艺术的欣赏，就更偏向于冲淡、闲适的一面。故唐代韦、柳等诗人的一些清婉之诗得其喜爱与学习。吴宽借鉴了韦、柳诗歌对于山水田园之乐的展现方式及闲雅诗风的塑造方法，其诗作大部分都是体现对自然的热爱与隐逸的渴望，形成了一种自然平淡的风格。例如，《秋日闲居》：“委巷寡人迹，杳无尘俗侵。虚窗对高树，日午落疏阴。玄蝉响方断，好鸟复一吟。俯首阅陈编，直窥古人心。抱冲世味薄，处寂佳境深。凉风满衣袖，自起弹吾琴。琴声和以畅，永日有余音。”诗歌语言自然朴质，无人工雕琢之感，全诗从侧面烘托出一位出尘高逸的隐士形象，亦是吴宽内心深处志向的体现。

另外，吴宽出于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欣赏与学习，作诗也不时表现出乐天体浅近易晓的特点。例如，《咏甘菊》：“秋来有佳植，种类繁且奢。灼灼满庭院，其名为菊花。世人重颜色，称号何其嘉。一种花甚小，丛生只山家。不假人修饰，婆娑任欹斜。味甘而不苦，色正而不邪……”全诗语句自然浅切，不重典故，如随意吟哦而成。

1.2 宋诗之特质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价宋诗的特点时，总结宋诗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虽然其立场是批判宋诗，但不可否认，这三句话也恰到好处的说明了宋诗的特质。吴宽师法众家的对象，除唐代诗人之外，还有许多宋代文人，其诗歌也不可避免表现出宋诗的特色。

例如，宋诗以议论为诗的特征可以从吴宽的《新制方竹杖》中看出一二：“紫玉新裁恰过肩，斑斑四面带湘烟。病躯藉尔能扶直，巧手烦渠莫削圆。世事固知方则止，时人应道曲能全。此生得免模稜誚，晚节相依尚挺然。”诗作开头先写竹杖的外形，进而从竹杖的直与曲联想到人生世事的原则，说明为人处世之道。再如《盆池养鱼》：“雨来水面似跳珠，幸免□鱼得共濡。只尺洋洋犹自乐，不知盆外有江湖。”吴宽描写盆池中的鱼安逸于方寸之地，暗讽其目光浅陋，坐井观天。

此外，吴宽的部分诗歌也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如《代白须答》：“颔下濈濈如，美哉映眉发。倩盼未足夸，于我或有缺。此阉偶蒙幸，彼妇徒称哲。久喜得子依，过眼岂云瞥。子今自衰老，感怆何忽忽。白也我既宜，岂好为容悦。置之勿复言，处世口需呐。”吴宽在诗中使用了不少虚字，如“哉”、“此”、“彼”、“岂”等。虚字的使用本是散文写作的一种手法，应用于诗中，可以使诗歌更加流畅、生动，诗句也更加接近于散文句式。

2 吴宽诗歌创作与茶陵派的关系

吴宽的诗作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特点，与李东阳等茶陵一派不无关系。茶陵派的一些理论主张的或与吴宽一致，或被吴宽接受，进而影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

吴宽与李东阳两人在诗歌内容、风格以及师法取向上有一致之处。两人都提倡诗文复古。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继承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将唐诗的地位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强化自己的复古主张。李东阳在其中对古代诸多诗学理和诗作论都做了点评，以优化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吴宽自小就厌倦科举时文而学习古文辞，少时笔下便有老成之风。在诗歌方面，他也自觉学习唐人优秀作品，在《家藏集》中有不少对唐代诗人诗歌的拟作和追和之作，可以看出其对古文辞的喜爱。

此外，李、吴二人都重视诗歌言情的本质。李东阳认为“诗言情”是诗家必守之准则，言情与诗歌的长短并没有直接关系。他评论道：“《大风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3]李东阳以言情与否作为诗歌的评价标准：“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4]李东阳认为后者优于前者正是因为后两句诗中寄蕴了强烈的情感。

吴宽《中园四兴诗集序》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理念：“古诗人之作，凡以写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触发，或有所怀思，或有所忧喜，或有所美刺，类此始作之。故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后世固有拟古作者，然往往以应人之求而已。嗟夫！诗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尝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言未尝有所发也，何有于诗？于是其诗之出一如医家所谓狂感谵语，莫知其所之所发者也。”[5]吴宽强调诗歌应该是从人的兴怀感发而来，应为人抒情写意服务，不该一味地写作那种缺乏真情实感的应求之作。

另外，李东阳与吴宽都强调文章与德行的关系。李东阳在《王城山人诗集序》中说：“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与人之贤者必于诗。今之为诗者亦牵缀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之不必有德也”。吴宽在《家藏集》中也说道：“夫圣贤之学，本也，学者之所先也；辞章之学，末也，学者学之而不汲汲焉者也”。[6]

综上可以看出，吴宽与李东阳及其所领导的茶陵派对于诗文理论的观念有共同之处。吴宽与李东阳同为朝廷重臣，在中进士之前得到过李东阳的赏识和推荐。任职翰林院之后，吴宽同李东阳以及谢铎等“茶陵”成员唱和不断，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有学者便将吴宽列入了茶陵派别之内，如《四库全书总目》说“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四库馆臣认为吴宽为“羽翼茶陵”，暗示了吴宽为“茶陵派”成员。但若对相关诗文理论进行细致分析，其实不然。

3 吴宽与李东阳诗文理论差异比较

尽管吴宽对李东阳的文学主张表示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借鉴，但其自身对诗文创作艺术的理解并非与李东阳完全一致。

首先，虽然两人都提倡诗歌复古，崇尚唐诗。但在具体学习对象的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李东阳主张师法盛唐诗歌，欣賞盛唐时期慷慨激昂、豪放矫健的诗歌风格：“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华宫》、《哀江头》诸作，概亦可见。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超健，似别出一格。回视纯用平字者，便觉萎弱无生气。”[7]他欣赏的是超健且有生气的美。

相较之下，吴宽更为崇尚中晚唐诗歌，崇尚韦应物、柳宗元。吴宽于《跋子昂临義之十七帖》中说道：“书家有羲、献，犹诗家之有韦、柳也。朱子云：‘韦、柳中来，终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吴宽欣赏韦、柳诗作，认为其浑然天成。而塑造这种自然诗歌意境的必要条件，是诗人心中须有高趣。吴宽说道：“论诗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病，如韦柳又其首称也。世传应物所至焚香扫地，而子厚虽在迁谪中，能穷山水之乐，其高趣如此，诗其有不妙者乎？”

对于诗人白居易的态度，两人也是截然不同。

吴宽推崇白居易，并学习其闲适诗。与吴宽同为吴中文人的王鏊也习白诗，两人经常就白诗相互唱和赠答。如《夜读白乐天诗集二首》其一：“何物灯前消夜长，一编入手坐焚香。俚言却许朱弦和，真味似将玄酒尝。前辈任他为李、杜，近时知已得王、杨。从今谢绝闲宾客，晤语惟容白侍郎。”在诗中，吴宽明确表示了对白居易俚俗、平白风格的推崇。此外，吴宽也有很多对于白诗的拟作，以表明对白乐天的推崇。

相反，李东阳推崇浑厚劲健的诗风，故而对白诗质朴俚俗的风格并不认同。他评价道：“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盖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贾浪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8]

再者，两人对于宋元诗歌的看法也并不相同。李东阳虽不否认宋诗的价值：“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剂，彼此不相入”，[9]但态度上是排斥的。他认为“言情”是诗歌之本质，而宋诗偏重于技巧锤炼，疏于情感内蕴，与其观点背道而驰。故其诗话曰：“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10]基于此，他评价苏轼：“伤于快直，少委曲沉着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诮”；批评黄庭坚“熊蹯鸡跖，筋骨有余，而肉味绝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厌饫天下”。[11]

与李东阳不同，吴宽对于宋诗的态度则温和得多，甚至将一些宋代诗人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

在宋代文人之中，吴宽对苏轼可谓是推崇备至。不仅在书法上以东坡为师，诗文观念上亦是如此。王鏊在《家藏集序》中写道：“独念公生颇好苏学，其于长公每若数数然者，及其自着，乃独异焉”。吴宽在诗学观念上受苏轼影响极大。吴宽喜韦、柳等晚唐诗人之作，是因为觉得此二人之诗有“清婉和畅”、“萧然有出尘之意”之感，此类诗之美自然天成，无雕琢之感，可为诗家楷模。

这种理念与苏轼文艺理论中的“自然观”十分相似。苏轼认为文学主题应该回归于自然，在自然中感悟人生，抒写情怀。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写道：“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穠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12]对比两人的诗文观念，可以看出，吴宽吸收了苏轼的观念，两人都主张作诗应“天成”、“自得”、去除雕琢，且都对韦、柳二人较为欣赏。

在元诗方面，两人欣赏的作家也不尽相同。李东阳认可的诗人有虞集和刘因，他说：“极元之选，惟刘静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轾。”[10]又如赞赏虞集说：“虞伯生《画竹》曰：‘古来篆籕法巳绝，只有木叶雕蚕虫。《画马》曰：‘貌得当时第一匹，昭陵风雨夜闻嘶。《成都》曰：‘赖得郫筒酒易醉，夜归冲雨汉州城。真得少陵家法。世人学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臃肿，如此者未易多见也。”[13]吴宽则对倪瓒的诗歌颇为赞赏。他说：“予尝爱云林诗能脱去元人秘丽之气，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隐处山林之下耳。”[14]

4 结语

吴宽作为明中期一位重要的作家，四库馆臣评价其：“盖成弘之际，正文体极盛之时，有杨士奇等以导其波澜，有李东阳等以为之推挽，而宽之才雄气逸，更足以笼罩一时。明代中叶以还，吴中文士未有能过之者。”[1]其文学观念与茶陵派所遵从的理论虽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可就此判定他就是茶陵派成员。就其诗文艺术来说，可自成一家。正如李东阳的评价：“原博之诗，醲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15]

参考文献：

[1] 纪均（清） ， 等.《家藏集总目提要》 ， 《家藏集》卷首[M].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2.

[2] 李东阳（明）.《家藏集序》 ， 《家藏集卷首》[M].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2.

[3]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25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0.

[4]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17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3.

[5] 吴宽（明）.《家藏集》卷四十[M].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358.

[6] 吴宽（明）.《家藏集》卷三十一[M].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241.

[7]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78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03.

[8]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87则）[M].李慶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25.

[9]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66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79.

[10]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8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3.

[11]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81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14.

[12] 苏轼（宋）.《东坡全集》卷九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8册，第506-507页.

[13]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57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63.

[14] 吴宽（明）.《家藏集》卷五四[M].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495.

[15] 李东阳（明）.怀麓堂诗话校释（第114则）[M].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71.

[16] 马亚芳.李东阳文学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2009.

[17] 焦晓静.吴宽及其文学研究[D].西南大学，2013.

[18] 司马周.茶陵派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3.

[19] 周驰靖.李东阳诗歌及诗学理论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07.

[20] 苏羽.对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的三点认识[J].延安大学学报，2008（3）.

[21] 魏青.略论茶陵派在明诗史上的地位[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作者简介：孟诗杨（1991—），女，甘肃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