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改要躲过哪些坑

改变现有的军委总部体制，将作战指挥与军队的建设分开，是此次军改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此次改动幅度之巨大，不少人以“从苏军到美军”的比喻来形容。这一描述虽不准确，但的确大概指明了我军的改革方向。

兼具指挥和行政职能的军区

我军的指挥体制传统上是师承苏联，在中央的军队机关上也受其影响采用了中央军委——总部机关的指挥体制，国防部则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部门。国防部在接受国务院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需要国防部办理的事宜，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分别办理。

在作战指挥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国防委员会——国防部——总参谋部的三级管理，其中又以总参谋部作为管理作战的指挥部门。不过四总部并非照抄苏联的军事制度，而是在不断发展中自行摸索的成果。

新中国初期，我军也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在军委下设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等八个总部机关。作为参照，苏军在国防部下设总参谋部、建筑和营房部、总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等八个总部，基本与早期我军的结构相似。

1958年，我军将原有总部机关进行调整，训练总监部归并进入总参;总干部部归并进入总政;总财务部归并入总后。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武装力量监察部被分解为军事监察、政治监察和后勤监察，分别归并进总参、总政、总后;总军械部归并入总后，成为后来著名的三总部。

1998年总参和国防科工委的相关部门合并，建立了总装备部。至此，我军的四总部制度开始形成。由于每个总部机关都接纳了其他的相关部门，因此在职能上往往要负责多项内容，包括相当规模的行政工作，因此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兼具行政职能和指挥职能的机构。

苏军较早意识到了这种问题，因此在中央一级上很早就开始纯净总参谋部的作战职责，将行政职责交由其他的部门执行。从这一点上看，苏联的总部机关细分管理专业性更强。不过对于苏联而言，重要的不是中央的指挥分割，而在于总参谋部指挥的，是兼具指挥和行政职能的军区。

形成方向总司令部管理作战

从苏联到俄罗斯都有一个改革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军区。传统的陆地战役作战力量以陆军为主，海空军都是辅助力量，因此这种以军区为主导作战形式在最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苏联的指挥体系下，海空军都有直接供指挥的舰队或者航空兵集团，陆军司令部的上级是负责作战（实际主要是以陆军为主的地面作战）的总参谋部，下级是拥有指挥权和行政权的军区。军区实际上是陆军指挥机关，导致陆军司令部这一机关的实际被架空。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在组建之初实际只有陆军，因此直接由总参谋部代行陆军司令部的指挥职责。

1977年苏联的“西方77”军事演习中，陆军方面军与空军集团军、海军舰队之间的行动缺乏应有的协调，促使苏军开始对传统的军区制度进行改革。其结果就是建立了类似美国战区司令部的各方向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一定方向上的三军部队作战。

按照正常的逻辑，方向总司令部建立后，原本的军区应该将指挥陆军的权责向上移交，而专门成为一个行政单位，形成方向总司令部管理作战，军区管理行政的权责分离。但由于重重阻挠，使得方向司令部和军区的权责分离问题在苏联解体前一直得不到解决。最终还是苏联解体解决了一切——解体后方向总司令部不复存在，6个传统的军区恢复了它们行政指挥合一的传统。

俄罗斯在2010年第一次实现了军区的大重组，建立4个全新的军区，并以这种接近方向总司令部的新军区替代了传统的陆军军区。

对于开始进行改革的中国军队而言，俄罗斯的经验相当重要，而更加要紧的，则是美国的教训。

过度“联合”带来的恶果

此次解放军军事指挥系统改革中，“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可谓是一个关键的改革目标。此次军事改革无论是形式还是目标，都和《1986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改革后的美军联合作战体制极为相似。

美国战时受援联合司令部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有效调动各种资源用于作战行动。但因为过度重视“联合”导致的决策失误与不必要浪费。由于1986年国防部改组着重强化了联合司令部指挥合成作战的权力和能力，因此战区司令部的不仅权力空前巨大，很多时候甚至自成“帝国”。

特种作战司令部在过去十多年的全球反恐作战中承担了大量特种作战的指挥工作。由于这些特种作战往往涉及特定地区，因此在行动中需要特定的区域司令部予以配合。但在这类行动中，地区司令部一方面不愿意让特种作战司令部牵头领导一切，只同意以“协同”的方式行动，使得联合作战司令部捋顺指挥关系的目的无法达到。另一方面，战区司令部对于特种作战司令部将辖区内特种部队调动的行为也十分反感，而倾向于将这些部队“归属”到本战区，以利于本战区在预算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

对于美军而言，联合思想的过度强大导致了联合采购带来的军种牵制印象。

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F-35战机项目。这个从一开始就由国防部启动主导，旨在替换海空军和陆战队几乎所有现役战机的计划堪称三军联合招标、联合研制、联合采购的典范。不过这个项目目前虽然依然在推进，饱受各方质疑和批评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F-35为了实现三军联合，满足不同军兵种的需求，将多个性能要求差异巨大的战机种类强行整合起来。

结果，战机一方面为了满足三种不同型号之间的通用性，不仅体型臃肿，研制难度加大，性能也较专门设计的战机逊色不少，甚至出现了四代机格斗不如三代机这样的荒唐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三军需求的巨大差异，F-35的三个型号上的差异之大使得最早所谓通用部分十分有限，而随着战机复杂程度升高和反复延期导致制造成本升高，使得其最初设想的廉价卖点也无从实现。

以上这些，都只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听证会上对美军86体制的一些缺陷的批评。对于在军事改革中与美军模式殊途同归的此次中国军事改革，自然也要吸收美国在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解决这些可能出现缺陷的制度隐患和管理漏洞，是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重要准备，也是我军落实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推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重要贡献。

（观察者网2015.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