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不下来的广场舞

对于多年前就淡出集体活动舞台的她们，在广场上一起舞动，不仅让她们找到了集体，政府日渐关注的举动，更让她们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的连接。

黎明或黄昏，城市或乡村，广场上、小区旁、花坛边，这群被认为有一块平整空地就能扭动起舞的大妈们，是个将近1亿人的群体。喧嚣的争议，将她们与“大嗓门”“奇葩”“落后”捆绑在一起，广场上的她们面目模糊。一项为期3年的调查在城市和乡村展开，这些调研者试图回答：她们到底是谁？她们为什么如此？她们为何被如此对待？

热闹不再 寻求安慰

10多年前，何湘玲所在的长沙某国营单位改制，50岁的她被买断工龄提前退休。儿子在外地工作，丈夫沉醉于牌局，除了局散回来吃饭，家里很少出现他的身影。做饭、洗衣、拖地，何湘玲不紧不慢地完成一项又一项，因为除了这些，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时候她会忍不住自言自语：“当时多热闹，一群姐妹吃食堂。”

这些带孩子的姥姥奶奶们多来自邵阳、株洲、湘潭等周边市县，她们离开丈夫，抛下家乡熟悉的生活，来到长沙，艰难地面对着陌生的高楼格子居、满大街的车辆和长沙话。在家到市场的生活半径里，她们以孙子孙女为中心，重复着一天又一天。

在调研组成员的报告中，城镇退休职工和从农村来城里带孙子孙女的老人们，成为城市广场舞的主体。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让她们成为“最孤单”的母亲，而离开单位退出集体活动的舞台、跟随子女迁往城市，也让曾经熟悉热闹的场景不再，只余孤单无助。

城市里的女人们在广场上扭动着，乡村的打谷场、街道空地上，一批或高或矮略显臃肿的女人也在暮色中舞动。

对这些被改变的场景，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女性境遇的青年教授米莉，做了这样的描述：曾经聚在一起互相帮助的乡里乡亲，在崇拜财富的市场中成了竞争者;曾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搬进了对面铁窗紧锁的防盗门;曾经热闹的大家庭，随着儿女工作的搬迁而变得安静异常，令人心慌……

孤单无助、无所适从的她们，在遇到热闹的广场舞后，便一头扎了进去。

消解烦闷 找到集体

调研的学生一开始与广场舞大妈交流时，对方会把跳舞的意义描述得极为简单：为了健康和开心。

“等你进入她的生活，看到她跳舞时那种精气神，就会发现不是她们说的那么简单。”调研学生曹露以舞友的身份参与大妈们的“闲聊”，听到了更多真心话。

何湘玲因舞跳得好，被推为领舞者，这让她找回了年轻时那种被重视的感觉。她教起舞来极为认真，一套新动作，自己先练习二三十遍，厨房做饭、客厅拖地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比画。学舞教舞、收取会费、管理账目、运送音响，毫无疑问，她在队伍里不仅是“骨干”，更将自己视为领头人。

让曹露惊讶的是，看起来温和的何湘玲还发动了“保电运动”。因暑期学生少，学校切断了江边食堂的电源，广场舞活动被迫停止。何湘玲动员舞蹈队里的师大职工与学校领导层交涉，要求恢复供电。“保电运动”最后虽然没成功，何湘玲的领头人事迹却成为舞蹈队的“光辉历史”。通过这次运动，这些早已离开集体活动舞台的老人，也再次进入校方视野。

领头的大妈们被集体需要着，在江西西北的那个小山村，余珊珊发现跳舞的大妈们好像也找到了集体。如今村子里有什么喜庆的事，她们常常被请去跳一段。甚至村里组织村容建设，参与的也总是跳广场舞的这一群人。她们成群结队，扛着铁锹，提着扫帚，笑着闹着，从村东打扫到村西。

对于多年前就淡出集体活动舞台的她们，在广场上一起舞动，不仅让她们找到了集体，政府日渐关注的举动，更让她们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的连接。

在调研学生观察的这些故事中，广场舞再次给了她们稳定、安全、受关注，也让已近迟暮的她们再次感受到曾经有过的激情、梦想与追求。清晨或傍晚，她们在一起舞蹈，在音乐结束后闲聊，生活变得熟悉起来，无所适从得以消解，在这里她们找到了自己的集体。

“大妈”文化的双重标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公民健康议题的重要性被高调提出，广场舞大妈充满活力的健身行为，正好契合国家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大妈们在广场上、公园里、小区旁扭动起舞。

饶有意味的是，早已兴起的广场舞，却一直到2013年才得到“火热”般的关注。其间，广场舞大妈迅速从“全民健身”的时代标杆变成制造噪音的“全民公敌”，甚至成为被泼粪、扔水弹、鸣枪、放狗的对象。

2013年4月，国际金价暴跌，媒体把参与抢购黄金的中国女性群体形容为抗衡金融大鳄的强大力量，并觉得这个群体的行事风格、思维逻辑不可理解，“中国大妈”一词随之诞生，并且不断出现在广场舞的相关话题中。广场舞因为审美上的“农业重金属”和动作的整齐划一被年轻人嘲讽，更因为“空间占用”“噪音污染”被讨伐。

对此，有一个有趣的视角：用“随身听”可以很容易地划分人群。当代城市青年，必然是戴着耳机，沉醉在他们藏于耳朵里的世界。而中老年人，即使不是在跳广场舞，他们也不戴耳机，而是把可扩音的电子设备拿于手上或置于车筐，老歌、戏曲的声响跟随着他们在空气中散播。

在不少评论中，因为噪音问题而被泼粪的广场舞大妈，不仅没有得到同情，反倒被认为“罪有应得”。然而，当曹露他们这些90后调研学生，在与身边那些喜欢自拍、发朋友圈，习惯戴着耳机的年轻人一个个闲聊时，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毫不掩饰对广场舞的厌弃，觉得低俗可笑，却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广场上消耗多余的精力，“动动身体好”“省得一个人闷”“不会老来烦我了”。

不过，当用城市和农村对广场舞进行区别时，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城市广场舞因为“空间占用”“噪音污染”被讨伐，而农村广场舞反倒日渐被视为乡土文明重构的手段。“这很容易解释，农村空地多，哪儿都能找一块。再说，年轻人都往城市跑，农村的安静与否跟他们无关。”生于陕西农村的米莉说。

在广场舞中寻找存在感

文化学者黄纪苏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王芊霓同样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特殊的群体。与黄勇军不同是，除了大妈们，这两人也在关注那些不断出现在广场上的大爷，还有银行管理人、政府公务员、老师……

有着3年舞龄的黄纪苏在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以广场舞参与者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观察感知这些在身边扭动起舞的舞友。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发生在广场、公园和马路边上的舞蹈，是继交谊舞后，身体与舞蹈关系史上的一场继续革命。

“从小到大，净看别人跳舞了。”他感慨，“唯一一次跳舞还是学校组织的‘忠字舞，感觉跟搬蜂窝煤、摔砖坯子没太大区别。”然而，即便跳舞已3年，腿脚越来越放得开，如果哪天来跳舞的男性特别少，他“又会感到紧张，尽量待在树影里”。

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黄纪苏随着音乐，跟一群搞物业的、卖菜的、退休的老师们在跺脚抖腿地跳着。在河南某市，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王芊霓也在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今年年初她的毕业论文发表，被认为是关于广场舞难得的理性研究。

在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时，她都强调参加广场舞的人是多样的。“与其说是集体主义的回潮，不如说他们在追求美、健康和社交。”她对记者说。

黄勇军并不在跳舞的是大妈还是大爷，是低收入还是高收入上纠结。在他眼中，大爷、公务员、教授也跳广场舞，这有舞蹈回归身体的一面，而更多的是源于这代人的独特成长经历：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知识结构无从谈起，审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陈，“就像一个暴发户，从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他再有钱买最好的咖啡，也只是随大流喝而已”。

“社会转型带来了冲击与阵痛，他们是在巨大失落中自救，广场舞是他们无可奈何下的刚需。” 在黄勇军眼中，他们从集体主义时代而来，或多或少被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在广场舞的“类集体”中寻找归属感。

（《中国青年报》201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