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和“视域融合”之阐释学比较

张瑶

摘 要：“以意逆志”是孟子在对《诗经》鉴赏时提出的文学鉴赏思路，“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意逆志”与“视域融合”的相似点是都要求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应与作者创作文本时最初的本意、情景相联系，才能完成对作品的解读。“以意逆志”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以意逆志”将解释的目标放在对作者“原义”的追求之上，而“视域融合”理论更注重读者视域与作者视域的融合。

关键词：以意逆志;视域融合;中国阐释学;西方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107-02

一、“以意逆志”论

“以意逆志”是孟子对《诗经》鉴赏时提出的文学鉴赏思路，“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以意逆志”的“逆”是“迎合、揣摩”的意思，即读者通过阅读的方式接触文本，并深入探究包含在文本中的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此完成文学释义活动。“诗”即文本，“志”即作者之本意，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对于“以意逆志”中“意”的理解，在目前有一些意见分歧，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解释认为“意”即解释者自己的心意。赵岐在《孟子注》中说：“意，学者之心意也。”[2]他认为“意”应该是读者的“心意”“以意逆志”是解释者“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即读者以自己的心意去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朱熹比较认可这个观点并进一步将其阐述为“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第二种解释认为“意”即作者的原意。清代吴淇说：“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3]他明确反对将“意”视为解释者自己之意，而认定“意”乃典籍文本所蕴含的思想内容，进而强调“以意逆志”是以古人之“意”推究古人之“志”。对于这两种“意”的解释，前一种支持者较多，比较接近孟子的本意。孟子认为，读解过程与写作过程正好是一个逆向推导的过程，读者必须首先接触到文本，然后才能体会文字中所包含的话语意义，接下来读者会慢慢得到“意”，然后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作者可能的意图，即作者之志，这样一来，“意”的获取过程我们便可以清晰地把握了。

“以意逆志”也就是说，读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只研究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作品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文本进行阐释。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进行诗歌鉴赏时常常会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把自己假想成诗人本身，然后“将心比心”去领会、推测诗人在诗中所寄寓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和主旨。因此“以意逆志”就要求解释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联想、体验、理解等活动，去把握文本和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比兴》中说：“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4]他们都强调读者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领会作者之志。清代的顾镇以孟子的以意逆志论为基础，提出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结合的文学阐释学思路。近代学者顾颉刚也十分认同孟子的“以意逆志”论，认为做学问正需要这种客观的态度。

二、“视域融合”论

“视域融合”是近代西方在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将文学研究的重点从作家转移到作品，再由作品转移到读者之后必然催生之产物。“视域融合”理论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是作者视域的产物，作为解释者的读者有自己的视域，当读者带着自己的视域去理解文本时，便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视域冲突对立问题，而只有把这两种视域“融合”起来，即把作者的视域和读者的视域融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才能出现具有意义的新的理解。这种“融合”的过程，也就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沟通过程，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理解的过程并不像古典解释学所要求的那样，解释者应当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对象的视域，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理解的过程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放弃自己的视域进入被理解对象即文本的视域，也不是简单地把解释对象纳入解释者的视域，而是解释者不断地从自己原有的视域出发，在同被理解对象的接触中不断地检验读者的成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域，从而两个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全新的视域，这一过程即“视域融合”。对历史文本的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文本的读者的视域和作者的视域相融合。这也说明视域融合具有历史性，解释者首先要将自己置于历史视域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历史文本的传统的意义。传统的意义只能出现在现实主体与历史文本的对话和阐释活动中，并逐步在现代社会中生根发芽。这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事实上，在历史理解中总是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点，即朝我们走来的传统是在现在之中说话，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在这种调解当中理解传统，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传统理解为这种调解。”[6]针对这一点伽达默尔提出了时间距离的概念，文本同时代的理解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制约无法被真正的理解，只有经过时间的反复验证，才能产生对文本的新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时间距离被习俗和传统的持续性填满。

在视域融合过程中，解释者虽然是在理解文本本身，但在这个理解的过程里已经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解释者本人的思想，文本意义的再现看似是解释者在重现隐藏在文本中作者的原意，其实却是解释者在向外界展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文本作品的意义世界既不再是原有的文本世界，也不是读者任意想象出来的世界，它新生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交融之中，理解在两个世界交融的过程之中进行。伽达默尔则把理解定义为一种本原对话的形式，把解释学定義为“主体—主体”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理解必然是一种主体之间相互开放的对话，而语言则是主体之间的理解桥梁。

三、“以意逆志”和“视域融合”

“以意逆志”指以解释者的“意”来推求蕴含在文本中作者之“志”，也就是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使文本结构的潜在意义具体化为现实意义，以实现作品的社会效应。现在的人看待过去，必然是从已有的历史情境中，或者说，从现在的视域中，去看待过去，这也是一种以现在之视域迎受过去之视域的过程。这种沟通古今的方法蕴含着古今视域融合以形成新视域的阐释学思想。这样说来，“以意逆志”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视域”是随着主体的运动而不断变化的，是开放的，以现在的视域——“意”去解释理解作者所处视域下形成的“志”，在解释者的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下，两者不断对话、融合，产生一个更接近文本的新视域，而这两种视域的不断交融的过程就是“视域融合”。“以意逆志”指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诗人的心思;“视域融合”就是解释者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都是带着自己的前见从自己的当下情景出发，和文本的“视域”相接触，把握文本所揭示的意义，从而发生了读者的视域和作者的视域相融合的现象。

“以意逆志”与视域融合相似点是都要求读者在阅读文本之时应与作者创作文本最初的本意、情景相联系，才能完成对作品的解读。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以意逆志”更多强调作者之“志”，将解释的目标放在对作者“原义”的追求之上。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词句，也不能用词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着重探索作者的心志。而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真理的关系，它强调读者应与作者站在同等立场上，读者不仅仅要考虑作者的视域，也要考虑自己的视域，以此实现探求普遍真理的目标。

不论是“以意逆志”的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还是“视域融合”的西方阐释学理论，实际上都在向世人展示出一种读者与文本，或者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文学对话过程。也只有在这种动态的对话中，文本中的意义才有被阐释的可能。就中国传统阐释学而言，其过去的意义生成是历代的阐释主体对居于特定时空中的作品文本进行不断阐释的结果。

四、结语

“以意逆志”和“视域融合”的理论对比中显示出中西诗学阐释学理论中的种种不谋而合，也展现了中国传统诗学阐释学理论独具魅力的内在精韵。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中西方诗学阐释学理论的关注点存在很大不同的根本原因。中国阐释学主要以探求包含在文本中的作者的“原义”为解释目标，而西方的阐释学理论却将重心放在探求普遍真理这种本质任务上，中国传统阐释学意在“知人”，西方阐释学贵在“求真”。这是西方本体论阐释学和中国传统方法论阐释学的差异，但同时也为传统阐释学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找到了向西方理论学习的连通点。在西方阐释学的视野中，读者的阅读本身是一个读者不断地向文本提问，而本文则不断以自身世界的丰富性回答读者的问题，显现、展开、改变、超越读者的问题视域。所以说，阐释学的理解其实是读者与文本之间对话的产物，本文的意义在于读者与本文共同生成的意义，因为文本在解释者的特定历史视域中向其提出了问题，这也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作者的思想不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意义的唯一尺度，本文的意义倾向一般也远远超出它的原作者曾经具有的意图，因此这也要求理解的任务首先要注意文本自身的意义。中国传统的诗学阐释学理论和西方阐释学理论在发展中可以互相借鉴，互为补充，在中西方阐释理论的比较对话中为中国传统阐释学理论的发展寻找突破口。

参考文献：

[1]毛晓.孟子——国学经典精读[M].北京：金盾出版社，2013：197.

[2][汉]赵岐.孟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46.

[3][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扬州：广陵书社，2009：91.

[4]朱自清.诗言志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4.

[5]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213.

[6][德]伽達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