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式自动步枪主设计师朵英贤院士谈中国轻武器发展

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七十多年前，八路军就设计出了“81式”马步枪，记住，它可不是现在所说的“81式”。那是第一把真正的 “人民的步枪”。

联合国认为中国的维和部队是最令人放心的部队，因为我们的维和人员手中握着的都是最先进的轻武器。

能更人性化、更适合不同环境下的作战，是未来轻武器发展的主要趋势。

受访者：朵英贤，自动武器设计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陈之琰

83岁的朵英贤是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却一生与枪结缘。

95式枪族，是当前我军装备中最先进的轻型武器，拥有“精度最高、重量最轻、尺寸最小、有效射程最远”四个第一。朵英贤正是这一枪支系列的总设计师，我国著名的轻武器专家、我军新式武器的奠基人。

“军工领域的人和事，都不喜欢过分地宣扬。很多的故事、诸多的艰难随着军工人的去世似乎被社会遗忘了。”朵英贤说。

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批自动武器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和这个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专业一起，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学习和仿制苏联武器的历程。

七十多年前，八路军在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设计出“81式”马步枪。那个年代，八路军是自己画图、自己摸索出来的。材料是拆下来的铁轨，火药也是自己配的，在“白手起家”的艰难环境下创新的“空前成果”，显得愈发珍贵。

“我们要透过历史来看国家的传承。”朵英贤说。

“81式”是真正的“人民的步枪”

南方周末：黄崖洞兵工厂在设立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自行设计出“81式”马步枪，并实现制式化生产。这在当时处于怎样的水平？

朵英贤：在当时，八路军能够实现这种设计是很不容易的。就算是当时资源较为丰富的国民党，他们兵工厂所设计的“中正式”也是从德国引进图纸再进行改造。而“81式”则是第一把真正的“人民的步枪”。

从当时中国整个范围来看，主要的兵工厂都是国民党的。汉阳造、太原造等都出自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而钢材都是从国外装船漂洋过海买来的。与此相比，八路军所面临的环境非常困难。虽然蒋介石承认八路军，但是却不给八路军配武器弹药，所有一切都要自筹，光是靠缴获的武器没有办法持续，所以就建立了兵工厂，这就被动地推动了八路军军工厂的诞生。根据当时的战术安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有枪。

于是，八路军就设计出了“81式”马步枪。这种枪吸取了“无名式”“捷克式”“中正式”以及“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它的长度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枪的刺刀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平时折伏在枪杆下不会丢掉，肉搏时能迅速脱钩弹出展开，适合当时游击战的需求。

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线生产的100把步枪，都拥有一样的枪管、弹膛、枪托，枪与枪之间的零件可以互换。枪的生产从小作坊“小打小闹”“各做各的”变成标准化、制式化生产。制式化对于现代军工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士兵手中的枪各不相同，零件不能互换，子弹不能互装，那根本形成不了战斗力。一般来说，只有工业化的手段才能实现制式化。只有成熟的流水线才能实现用标准化的枪支装备一个营，450个人都要有一样的步枪，每个人还要配发足够的子弹才能赢得战役。在八路军还要依靠扒铁路、拆钢轨获得资源的年代，是相当不容易的。

南方周末：黄崖洞兵工厂的发展对中国后来的军工事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朵英贤：黄崖洞兵工厂当时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的，虽然其规模与其他的兵工厂相比很小，但是它对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建设国防事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争年代，要进行“武装斗争”，没有“武装”哪里来“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斗争”又何来政权呢？当然，官兵可以通过缴获武器来进行战斗，但是这种方式冒着很大的危险也无法持续。

另外，黄崖洞兵工厂也是一所培养兵工人才的大学校。比如，河北邢台人石成玉，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为了生计，学习了手榴弹制造技术，后来举家投奔八路军。他是黄崖洞兵工厂最重要的炸弹专家，曾根据作战需要制造出滚雷、麻尾手榴弹、燃烧弹，甚至还研发过能够定向打击具体车厢的反火车地雷，根据统计，石成玉前后设计过二十多种武器装备，用自己聪明才智为抗战做出了贡献。还有曾担任黄崖洞兵工厂副工长和工会主席的刘先惠。1940年2月，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授予刘先惠“劳动英雄”称号，并且为他题词。作为一名劳动英雄，刘先惠除了掌握过硬的钳工技术外，也善于进行质量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践中从一名优秀工人成长为综合型管理人才，1943年刘先惠调任太岳军区械弹所担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黄崖洞走出来的领导、工程师、工人，都到原来国民党的各个兵工厂，成为改造当时兵工厂的主要领导者、参与者。可以说，以黄崖洞为代表的一批军工人成为了解放之后中国军工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领导生产，另一方面也把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出去。到了1951年抗美援朝时，对兵器弹药的要求又来了，他们成为全国各地兵工厂加紧生产的抓手。

中国轻武器发展有三个阶段

南方周末：您被称为“中国枪王”，整个工作经历见证了新中国轻兵器的发展。解放后，中国轻武器的发展经过了哪些阶段？

朵英贤：解放后，我国轻武器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1959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全面仿制苏式轻武器，从手枪到大口径高射机枪和6个口径的枪弹系列，共计约17种。这些武器的性能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至上世纪50年代的国际装备水准。第二阶段是“研仿”阶段，大约从1959年到1988年。这30年之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自行研制，但是由于当时我国轻武器专业刚刚建设起来，研发能力很弱，仿制产品的烙印很深。在设计和制造验收中，核心结构和材料工艺都受到苏式产品的影响，甚至连外形也极为相似。记得当时有个产品，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发动全行业集中力量改造外形。这之前国也不强，炼钢、加工、冶金等技术不被重视也发展不起来，队伍的设计水平也跟不上，所以只能依靠别人，走仿制、研仿的路。

而真正的自主研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真正的起步则是在改革开放十年以后，拨乱反正、鄙薄技术的年代已经过去，技术有了一定储备。可以说“95式”是一个转折点，那个时候国力提升，军事力量成熟，生产的产品就自然而然地跃进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南方周末：随着现代战争形式的发展与变化，有人认为不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发展轻型武器，对此您怎么看？

朵英贤：首先，你不能否认轻武器在整个军工发展中所处的基础位置。以步枪为例，它的影响面有多大？陆军、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特种兵、警察都离不开枪，这些武装力量涉及几百万人，如果他们手中握有的武器是落后的，真到了危险时刻，他们如何与敌方对峙呢？联合国认为中国的维和部队是最令人放心的部队，因为我们的维和人员手中握着的都是最先进的轻武器。当然，现在的战争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电子战、信息战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最新型的作战战略和战斗装备愈发重要。非战略性的轻武器越来越收缩，重要性与一战、二战时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轻武器仍然重要，它承担着这个战争末端清理城市的作用。现在，打法不同了，与以往的暴露打法相比，轻武器现在的需求是更人性化、更适合不同环境下的作战，这些也是未来轻武器发展的主要趋势。

军工发展必须“两手抓”，一方面投钱发展最前沿的技术，而另一方面，基础也不可以放松。当然，军费是有限的，如何平衡两方面的需求，这需要有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对于我们这些设计轻武器的人来说，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关注国外轻武器的发展，收集相关的资料，分析中国需求。但是，设计中先进的技术最后成为真正的产品，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需要各方面工作的配合，也需要钱。当这些因素都到位的时候，才能最后形成战斗力。

现在，中国对轻武器的发展仍比较重视，性能不弱于美国和俄罗斯，制约轻武器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技术。比如，以前的枪晚上没法用，因为看不见目标，但是随着激光、红外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战士就可以握着枪晚上作战了，这样的进步都伴随着技术的提高。到了信息化作战的环境，国际上都推崇建设以士兵为中心的作战平台，不但要具备作战功能，还要求士兵有独特的防护、机动、生活和野战功能，这样多的功能都以士兵为载体，不进行系统集成和融合设计怎么能行？而要将这种设计转化成产品，就需要轻量化、数字化、微电子等技术的发展创新升级。相较于美俄，我们工业化发展较晚，要实现轻武器的进一步发展，还有赖于相关技术的整体提高。而技术的创新需要的是整体环境来保障的，现代军工发展是个系统，不可能独自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