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故乡

侯健飞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几年前偶然在《书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J.M.库切：青春无乐》。作者在文章中这样评述库切的作品：“库切的作品原本是透过双重性的诠释建立它的视界，是由内向外的默默张望，一种细腻而不乏审慎的勘测，而它最终达成的效果却是那个观看的对象似乎更具说服力，造成外部世界对于内心的窥视。”

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描绘非常契合文学青年们的内心感受。库切觉得失望的是，伦敦这座富于魅力的城市对于他似乎是关闭的。他原想过一种游荡艺术家的生活，结果却进入IBM公司做了小职员，不缺乏那种在伦敦终于站稳脚跟的移民地人的宽慰，还有那种外乡人可怜的寂寞感，下班之后自己跟自己下棋，消磨夜晚的时间。伦敦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逐渐掌握他，而他也不得不努力听从它的摆布，靠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在这个仍然是求知的世界里谋生……

库切常常发问：自己为什么要到伦敦来呢？南非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吗？但他始终没有回答自己第一个问题。倒是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到伦敦从事文学创作后，在日后的《一部小说的故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们跑到巴黎或是跑到西班牙意大利，无非是在寻求一种逃避，“逃离开必要的严峻的矛盾和劳累，多少也是逃离开我们自己精神中的懒散”。库切虽然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但他那种困惑是显而易见的。“它存在于《青春》主人公的内心之中，甚至为他日常生活的行为蒙上一层神秘而阴郁的色彩；他不抽烟不喝酒，仪表整洁，举止慎重，却像是从深水中浮现出来，披戴着一身古怪的盔甲。他的困难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不知道如何去做才会符合自己的意愿。”

对于第二个问题，库切却回答得斩钉截铁。“他是布尔人的后裔，他对南非文化的村俗气一向抱有抵制的态度，在成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作家之后，他仍拒绝称呼自己是‘南非作家。——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南端冲得无影无踪，他不会掉一滴眼泪。”这种心境与年少时期的我何其相像！很多时候，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并非草原上出生的孩子，我的家乡何止是“村俗气”，那是一个根本没有文化气息可言的半封闭草民部落，很不幸，我却在那里生活了整整18年。不过，我的“出逃”不是移民，而是以从军的形式。尽管我如此逃离故乡，但终因我最亲爱的母亲的故去，在那片山谷里有了故人，从此，我的心注定被那里的一切牵扯着。

重读库切《耻》那天，正是母亲的忌日。1981年的端阳节早晨，母亲在老屋的炕上溘然长逝。从此，在遍布母亲长声长调唤我回家的远山近谷中，在绿树和艾草丰茂的山坡上，也有了属于后代的坟冢。七年后，父亲又被埋入此地。有人说，有了故人的土地，就是故乡。合上《耻》后，我知道库切是能理解此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