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文丨杨胜友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文丨杨胜友

作为战时公开办事机构，贵阳交通站利用自身优势，调集、转运物资和人员，有力地支援了贵州地方党组织的抗战工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些地方设立办事处、联络通讯处、交通站及兵站，“通过这些合法机构，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的斗争，动员群众，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加强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为了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从湖南衡阳去重庆，途经广西桂林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以下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任命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为站长，负责筹建工作。

1939年1月3日，袁超俊率领陈远绍、李泽纯等10余人到达贵阳，借用达德中学校舍开始办公，“贵阳交通站”成立。交通站建立后，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方式，公开工作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和人员，秘密工作则是接受南方局交待的与一些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的联系工作。

1939年上半年开始，交通站就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衡阳、桂林撤退的人员、物资和档案材料；向重庆、延安转运从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军的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五六月间，交通站便多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从越南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办事处，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炸药10吨到重庆办事处。七八月间，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派人从香港购进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卡车；与此同时，还有9辆新卡车，既有购买的，也有海外华侨捐赠的，转到贵阳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立即组织抢运，押送至重庆、延安。这段时间，交通站还转运了宋庆龄、何香凝等从香港和海外华侨中募捐来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的物品以及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全年约计150车。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是党的干部去重庆转延安及去华东新四军总部的必经之地。交通站接待过的领导人有张云逸、叶剑英、李克农、徐特立等。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光（即胡志明）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部分领导人的家属先后从衡阳、桂林撤退到贵阳。有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博古的女儿秦新华以及李克农的父母、岳母、弟侄共20余人。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在高言志的配合下，把他们安顿在贵阳青岩镇居住近两年之久，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为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交通站站长袁超俊直接领导。袁超俊联系的党组织是活动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红会特别支部，党员有隐蔽在贵州企业公司的王新元，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沈静芷、吉珈夫等。1941年1月21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鲍启文等7名同志。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建立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领导下，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在军需物资运输、人员转送、秘密党组织和党员的领导、联系以及统战工作、青年工作、家属工作等方面，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任务。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是中共中央领导及八路军、新四军来往人员的接待站，是党的干部去重庆转延安及去华东新四军总部的必经之地。

（作者单位：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姚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