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西，在丝路上触碰中亚文明

徐菁菁

玄奘生于602年。在他出生32年前，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出生。622年，玄奘在洛阳佛寺受具足戒，52岁的穆罕默德正从麦加迁往麦地那，是为伊斯兰历元年。中亚文明底色，由此奠定。

帖木儿之城

这次中亚之行，我花了两周时间从东至西穿越乌兹别克斯坦。我原本希望以它为标本，对一个新兴的中亚民族国家进行一个纯粹的现在时的观察，但费尔干纳盆地的经验预示：当我在时间上割裂历史，在空间上将乌兹别克斯坦与它周边的地区和人们割裂开来的时候，我根本无法理解我眼前的这个国家。

我的迷惑在撒马尔罕达到了高峰。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传说很多。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该城时赞叹：“我所听说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撒马尔罕要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城的东门叫中国门。玄奘形容此处：“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在8世纪开始流传的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中，作者让苏丹新娘谢赫拉莎德从撒马尔罕的宫殿里开始讲述传奇。但除了阿夫罗夏伯古城的那三幅壁画，这些过往我都看不到。以一个游客的直觉，今天的撒马尔罕是一座盆景城市，它的全部使命就在于讲述一个关于伟大的帖木儿帝国的故事。

故事的开篇十分宏大——雷吉斯坦广场的正前方有一个平台，供游客驻足欣赏整个广场建筑群的全景。面对广场，左侧是15世纪帖木儿孙子兀鲁伯修建的神学院。中间是17世纪的提拉卡力清真寺及神学院；右侧是18世纪的悉多神学院。它们都是向兀鲁伯学院致敬的产物。

雷吉斯坦广场的面积并没有我想象中大，三幢伊斯兰建筑的内部已经被无数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占据了。但从外面看，它们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建筑外立面上那些繁复无比的马赛克拼贴仿佛会发声的咒语。它们在天空下光芒耀眼，令建筑的体量看着比实际更为巨大——但是，这也是撒马尔罕受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你看不到一块残破的马赛克，它们都太新了。

老照片显示，19世纪末的一场大地震令雷吉斯坦广场上的所有建筑都几近毁灭，墙壁上的马赛克早已荡然无存。过去，这儿还有一个凌乱的市场。另有一栋简陋的庇护所，提供给传唱伊斯兰诗歌的吟游诗人。苏联政府曾对雷吉斯坦广场及其周边的古建筑进行修复，但最大规模的修复工作是在独立后完成的。

安葬帖木儿及其后嗣的古尔-艾米尔陵墓有一幅地图。导游们都会让游客聚集在那儿，告诉他们，14世纪时，帖木儿大帝如何建立从德里到大马士革的庞大帝国。讲述的重点有二：帖木儿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使欧洲人幸免于难；他是在率20万士卒东征中国的途中意外病故的。“如果帖木儿没有死，他能打败中国吗？”一位乌兹别克人很认真地问我。

陵墓的灵堂中放有9个象征性的石棺，真正盛放遗体的棺椁深深埋在地下。中间那个墨绿色的属于帖木儿。另一则长盛不衰的故事是：石棺上刻着“任何打开石棺的人都会遭遇战争邪魔”。1941年6月20日，苏联人打开了帖木儿的棺椁。墓室里瞬间弥漫起令人窒息的气味。“那就是诅咒的味道。”两天以后，纳粹德国入侵了苏联。游客们听得如痴如醉，没人会在这时扫兴地提到，希特勒早在1940年就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而那神秘的气味其实是树脂、樟脑、玫瑰和乳香的混合体。为了将帖木儿的遗体运回撒马尔罕，人们必须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

同样修葺一新的还有比比-哈内姆大清真寺。传说，帖木儿征服德里时，他的妻子为他建设了一座清真寺。归来的帝王并不感到满足，他推倒了它，亲自主持修建了这一“同时代东方最雄伟的建筑物”。

在撒马尔罕，唯一有资格与帖木儿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兀鲁伯。人们在兀鲁伯的天文台遗址修了一座博物馆。兀鲁伯编制了《新天文表》，指出了1018颗星辰的方位，这是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测定星辰位置的最准确记录。兀鲁伯还在此测出了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幅插画：兀鲁伯与五位最重要的欧洲天文学家共同坐在一张圆桌边，正在召开天文学大会。还有两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籍的扉页，一本出版于1648年，另一本出版于1650年，其中都介绍了他的成果。

在撒马尔罕，旅行者很容易得出结论：帖木儿帝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政治、军事、建筑、科学的“黄金时代”。但一个不大被人们提到的事实是：帖木儿本身和当代乌兹别克民族并没有任何关系。他自诩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他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一直以此身份标榜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以重建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为目标。要知道，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叙述里，成吉思汗可是个残暴无比的侵略者。15世纪，金帐汗国部族一个名叫“月即别”的分支入侵了花剌子模及河中地区。他们踏进撒马尔罕，打碎了兀鲁伯统治的帝国，促使他的亲生儿子将父亲监禁、处死。“月即别”人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血。对“月即别”的另一种翻译就是“乌兹别克”。

事实上，在过去不久的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斯坦人也并不视帖木儿为英雄。1970年，在庆祝撒马尔罕建立2500周年的活动上，市立歌剧和芭蕾舞剧院还曾筹备一场演出，目的是展示帖木儿“彻底违背了人道主义和历史公正”、“是个残忍的战争贩子，险恶的野心家”。

而就在苏联解体5年后，新政府大张旗鼓地庆祝了帖木儿660周年的生日。在国家经济紧张的局面下，撒马尔罕的遗迹仍被陆续修葺一新。全国各地出现了无数以他命名的街道、学校、行政区、公共组织和奖项。在塔什干，他的塑像取代了马克思。在历史教科书里，帖木儿成了乌兹别克的精神象征。

在撒马尔罕时，我一度十分焦虑。我不知道眼前这座崭新的盆景城市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今天有何关系。直到一个问题蹦入脑海，历史的幽光开始照亮现实：为什么选择帖木儿？

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回顾这块土地的历史，你再也无法找到第二个统治者，他在这里生活过、建立过政权，影响过世界，安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权曾经覆盖今天全部的乌兹别克斯坦领土。苏俄“制造”的“乌兹别克族”是由92个部落构成的。19世纪沙俄占领中亚时，这里曾并存三个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浩罕汗国。甚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乌兹别克化都是在苏联时代才开始的。在今天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市内，塔吉克语依然是通行的语言，而在整个撒马尔罕州，塔吉克族占了总人口的60%。

不去了解中亚的历史处境，就无法理解它的现在。英国广播公司中亚部负责人哈米德·伊斯马洛夫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像英国一样是一座岛屿，但它是一座被陆地封锁的岛屿，它的四周是沙漠和高山。你无法逃脱。”

从费尔干纳经塔什干到撒马尔罕，再到布哈拉、希瓦，我一路西行，第一次直观理解了“绿洲文明”：有河流通过或者周边有高山积雪的地方就有城市和村庄，而它们之间是延绵不绝、了无生趣的半荒漠。20世纪初，广泛游历中亚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有过一个判断：中亚以游牧、绿洲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无法创造雄厚的经济积累。这决定了这块土地难以建立统一、强大、稳定的国家。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帝国能够长期存在，依赖的是中国中原经济区的支持。相比之下，帖木儿只能是昙花一现。他去世之后，帝国版图迅速土崩瓦解。

这一现象对中亚产生了何种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向我提出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解释力的说法：主体意识危机——从中心和边缘的视角看，中亚处于几大文明的边缘地区。它战略地位重要、面积广阔，又无法维系强大的国家政权以抵御外界帝国的攻击。它的历史不断地被外界主导。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沙皇俄国……不断的征服一次又一次涂抹着这块画布。它就像一块调色板，有些颜色被覆盖了，有些颜色混合在一起，那些最终留存下来印记构成了今天我所看到的中亚。

被定义的中亚

夏伊辛达陵是撒马尔罕难得的不以宏大为主题的古迹。我到这里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游客们都快散去了。陵寝和阿夫罗夏伯古城依靠在同一座山上。帖木儿帝国的王室女眷们安葬在这儿。带着穹顶的墓室一层层堆向山顶。每座建筑的装饰风格各不相同。沿着台阶走上去，有一段路两边，建筑的外墙都是用深浅不一的蓝色和绿色马赛克拼成的。那海洋般沉静的美简直让人心碎。

夏伊辛达陵的意义在于它最顶端的一座墓室。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兄弟阿巴斯葬在那儿。传说，他将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在撒马尔罕被当地人抓住并砍掉了脑袋。这位虔诚的传教者挟着自己的头颅走入一处地穴中。从此，信徒们依傍在地穴周边建设墓地，这便是夏伊辛达陵的起始了。

向导强尼领我进入阿巴斯的陵寝。建筑内部覆满了美丽的马赛克花纹，三面墙各靠着一张条凳。一个戴方帽穿白衬衣的男子静静坐在墙角。强尼示意我在其中一张条凳坐下。我正想听他讲讲这里的典故，他却不说话了。接着，几个穿着传统服饰、带着孩子的妇女也进门坐了下来。就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所有人垂下双眼，将双手捧到胸前。白衣人突然开腔了——伊玛目的声音在不大的墓室里来回激荡。那一分钟时间里，我只觉得万籁俱静，时光停滞。

仪式结束以后，强尼开口说，伊玛目刚才诵读了一段《古兰经》。“因为苏联的原因，绝大多数乌兹别克人看不懂阿拉伯文，不能阅读《古兰经》。所以伊玛目要用这种方式帮助人们熟悉经文。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知道他指的是极端组织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崛起。“正是因为人们没有受过正统宗教教育，容易受到蛊惑。好在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强尼突然少见地说起自己，“我学习过阿拉伯语。几年前，我找到一位阿拉伯朋友，求他教我的。现在我基本能够阅读阿拉伯文了。”“为什么想去学呢？”“作为一个穆斯林，我认为，能读《古兰经》是基本的素质。”

在这以前，我已经和35岁的强尼相处了三天。在我看来，他和那些戴小方帽的乌兹别克男人不同。他戴着棒球帽、蛤蟆镜，穿GAP的帽衫，说一口有范儿的伦敦腔英文。他的手机铃声来自我叫不上名字的澳大利亚女歌手。每当有人放西方流行乐时，他总是能准确说出演唱者的来历，哪怕那是70年代的歌手和乐队。当然，我也曾经问过他去不去清真寺。他不去。

这次旅行是我第一次进入伊斯兰世界。在费尔干纳盆地，我以为我已经认识了这种文明。过海关时，女官员得知与我同行的五位男士都不是我丈夫，吃惊不小，兴奋得当即和同事们分享这一重大发现。在浩罕古城，我隔着围栏眺望过周五礼拜中熙熙攘攘的清真寺。

我原本以为，强尼是乌兹别克的另一面——现代的和时髦的，与伊斯兰无关。但在夏伊辛达陵，他令我刮目相看。陵寝周围仍然有一片熙熙攘攘的公共墓地。我拿起手机拍摄了其中一块墓碑。见我拍照，强尼仔细辨认了上面的阿拉伯文字，继而郑重地告诉我：“墓碑上刻有《古兰经》。请一定记住，在厕所里，不要用手机浏览这些照片。”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这个国家的精神认知存在非常肤浅的二元对立。我将强尼和清真寺地板上跪着的那些人对立起来，将奥什巴扎里的蒙面女人和撒马尔罕舞场里穿着短裙、浓妆艳抹的女人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他们的精神内核可能都是伊斯兰。

玄奘西行时，他经历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位于印度文化出口位置的费尔干纳盆地还是一片佛教世界。再往西，受伊朗萨珊波斯王朝的影响，阿夫罗夏伯的粟特统治者信奉着拜火教。

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的唐代风情壁画损坏严重。考古学家认为，它受到过人为的破坏，肇事者可能是7世纪末攻打到粟特王国的阿拉伯人。壁画的内容违背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再往后，伊斯兰教在诞生不到100年时间里，就已经到达了唐朝的西境。705到720年，西域诸国纷纷向唐朝求救。一封给唐玄宗的表文说：“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直到751年，在中亚怛罗斯（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附近），两大文明终于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这次军事交锋以唐王朝的失败而告终。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第一次将外来文明带到中亚，他留下的是马尔吉兰、奥什等几个地名。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库瓦城，我参观过一片空空荡荡的古城废墟。从那里出土的几尊佛像存放在塔什干的历史博物馆里。佛教之于现在的中亚五国，不过如此。自张骞“凿空”之旅，中华文明也曾影响中亚数百年，但除了丝绸，我再也找不到它的痕迹。阿拉伯人实现了东西方的大帝国都没做到的事：在文化和文明上彻底征服中亚。

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种观察：“在摩洛哥到药杀水之间的地区，骆驼已经代替马车成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这个地区，伊斯兰帝国的基础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来。”阿拉伯人大规模地使用骆驼，而汉将李广利远征费尔干纳，运输依靠的是10万头牛。直到清代，左宗棠从浩罕汗国手里收复新疆时，他的战略选择之一就是以骆驼取代马车：车骡装载虽然多，但是消耗很大，车装骡子负走30天，便把装负的粮食消耗殆尽；骆驼所负虽然少（120斤），但是消耗少，如果走草地，消耗更少。

骆驼作为生产力提供了文明迅速传播的可能，但它很难解释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力。昝涛认为，回归文明内核本身，以汉-唐儒家文化和伊斯兰作比较，前者乃是一种世俗的文明形态，依托于特定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历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国，最终还是通过定居化来接受儒家文明的。而后者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发展的顶峰，它形式简约，反对偶像崇拜，且由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层次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圣战形式扩张开来。‘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劫掠传统的结合，使伊斯兰教更易于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广大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是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渠道进行的，苏菲主义强调与神的直接沟通，更适合文化层次较低、放荡不羁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从根本上说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尽管伊斯兰帝国也曾贩卖奴隶，但只要奴隶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了教胞兄弟，再也不能被当作奴隶看待，这对很多作为‘军奴参加了阿拉伯军队的突厥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帮助伊斯兰教在中亚站稳脚跟的还有另一种力量。

在撒马尔罕，我参观了著名的丝绸地毯厂。工厂墙壁上挂满了各国元首到访的照片。工作坊里，女工们正在织机前忙碌。为完成1平方厘米的地毯，她们需要织80针，每一针包含8个动作步骤。一般来说，一块1.5米宽的地毯会由3个女工一同编织。2～3个月，她们能完成1平方米。工作室里一块正在完工中的地毯是澳大利亚人定制的。每平方米售价5000欧元。编织地毯的丝线都遵照传统工艺染色。茜草根可以提炼深红色和深橙色。天门冬提供黄和绿。最具伊斯兰风情的漂亮蓝色来自印度生长的靛蓝。核桃皮提供黄色和棕色，石榴皮用来制造深浅不一的红。

75岁的哈吉·萨特度尔迪·巴德里希把地毯铺在地上，让我站在室内不同角度欣赏。丝线与光的结合会让同一块地毯呈现大相径庭的颜色和风貌。巴德里希的家族是这家工厂的所有者。他戴着方帽，穿着对襟的长褂衫。1992年，他从阿富汗来到撒马尔罕办了这家工厂。他和我说起家族故事，比那丝绸地毯更让人咋舌：“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做地毯生意的。1860年以前，我祖上在阿什哈巴德居住（土库曼斯坦首都）。沙皇俄国入侵后，我们从阿什哈巴德逃亡到撒马尔罕，在这里住了好几年。直到撒马尔罕沦陷，我们才又移居到了喀布尔。在那儿，我们建立了2000人的工厂。1992年我回到撒马尔罕。当时这里还很凋敝。我的祖父说：即使你们不能在撒马尔罕建立事业，也至少在那里种下一棵树。现在，我们喀布尔的工厂已经关闭了，所有生意都迁到了撒马尔罕。”

巴德里希的叙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这个土库曼族家族而言，撒马尔罕从来不是文化心理上的他国之境。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根本无法将巴德里希和乌兹别克人分辨开来。他的脸庞像维吾尔族老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脸庞。如果不是经人提点，我也根本听不出巴德里希说的是土库曼语还是乌兹别克语，就像在奥什逛巴扎时，吉尔吉斯语的吆喝和乌兹别克语的吆喝对我来说也毫无区别。

与伊斯兰化的时间大致相同，中亚经历了另一场有深刻影响的变革。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逐渐强大后进入中亚。13世纪蒙古人西征时，前来填补人口空缺的也是大量突厥游牧民。这一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在广阔的大中亚地区实现了语言的同化。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织中心马尔吉兰，伊朗人法罗在当地丝绸工厂里设计地毯。乌兹别克人桑托做我们的翻译。桑托将我的提问转换成乌兹别克语，法罗用土耳其语回答，交流起来并无障碍。事实上，今天的中亚，只有塔吉克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都是突厥语族的方言。昝涛告诉我，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南北方方言差异更大。他在土库曼斯坦出差的时候，当地许多人都以为他懂土库曼语，事实上，他会的是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

从7世纪到13世纪的几百年里，一方面，共同皈依的伊斯兰信仰，方便了突厥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混血，加速了中亚的突厥化，另一方面，突厥化带来的语言同一性也深刻促进了伊斯兰文化的渗透。

14世纪帖木儿建立的帝国正是这样两种趋势的代表。帖木儿建立的是一个突厥帝国。在古尔-艾米尔陵墓，最尊贵的位置并不属于帖木儿的棺椁。他把那个位置留给自己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人们推崇他，有着超越乌兹别克这个现代民族概念的更广阔内涵。

延续与重构

从撒马尔罕开车前往布哈拉有5小时车程。中亚伊斯兰化后，绿洲不但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也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布哈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曾这样描述遭蒙古人入侵之前的布哈拉：“在东方群邑中，它是伊斯兰的圆屋顶，那些地方的和平城（即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伟大的伊斯兰学者、逊尼派经典《布哈里圣训》的作者布哈里（al-Bukhari）就出生在这儿。在14世纪，布哈拉还创建了伊斯兰教苏菲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纳格什班底教团。

现在的布哈拉依旧保存了200多座清真寺和100多座神学院建筑。最出名的建筑是建于12世纪、高47米的卡隆宣礼塔。我在布哈拉听到的传说是：蒙古人攻陷布哈拉之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军队进城。经过宣礼塔时，他仰头凝望这一雄伟建筑，帽子掉落到了地上。成吉思汗弯腰捡起帽子，感慨道：连我也要对它鞠躬。于是，蒙古人放过了这座宣礼塔，使它留存至今。

回过头来细想，我才意识到这个传说不只是在感慨建筑的雄伟。伊斯兰宗教使中亚在文化和文明上完成了主体性意识的建构。在面对世界其他文明时，它终于不再是蛮荒的、低等的。无论在政治和军事上如何被残酷征服，它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尊严和独立。当帖木儿向明王朝挥师时，他秉承的绝不只是一种军事上的自信。费正清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里说：“到明亡为止，中亚人多把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它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教徒，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穆斯林。中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比中亚文化逊色，而且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

相比撒马尔罕，布哈拉老城的格局更加完整。老城的建筑都是土黄色的。中心是一个水池，狭窄的街巷在水池四周延展开去。由于天气炎热，布哈拉的巴扎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它躲在有穹顶的回廊式建筑之中。许多人都说，布哈拉的老城比撒马尔罕更具有生机。于是，我期待在布哈拉看到更鲜活的生活，但却失望了。

我坐公交车在城里城外转了一大圈。和撒马尔罕相比，布哈拉没有什么工业。丝绸之路的衰落使它走向封闭，它今天的本质依然是绿洲上的那些农田。现代城市的外衣是靠旅游业支撑起来的。历史在以各种方式养活着布哈拉人。

老城建筑的泥黄色掩盖不了过度修葺的痕迹。几乎所有像样的房子都改造成了旅馆、酒店、饭店和咖啡厅。回廊式的巴扎里开设了无数商店。但当地人绝不可能在那儿购买香料和衣物。

我去了一位细密画大师的家。他向我介绍说“细密画是一种哲学”，告诉我每一种颜色的意义。他的学生拿出一本据说有250年历史的书。书页薄如蝉翼，用的是传说中已经失传的撒马尔罕丝绸纸。据说，只有最优秀的细密画画师，才有资格用这些古书的空白页面作画。

那些画作确实美丽，但我实在入不了情境。就在我们谈论细密画的这间屋子里，食物已经摆上了餐桌——那是提供给我们这些游客的晚餐。从苏联时代起，细密画就是这个家庭的谋生方式，它的目标受众从来都是旅游者。从画师家的住房条件来看，这是门很不错的营生。画师的学生包括30多岁的男人和12岁的男孩。气氛诡异的是，如同佐餐的乐手，这天晚上，他们就一直在我们的餐桌边上练习。

乌兹别克斯坦有不计其数的手工作坊。我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喜欢工业制成品，手工制品负载了更多的情感。”一方面，我相信这些丝绸之路留下来的手艺是乌兹别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独立之后，政府为促进手工艺的复兴提供了不少资助。另一方面，我实在难以把它和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老城，我们路过一家看上去传统的大马士革刀作坊。摄影师刚抬起相机，低头打铁的师傅就开腔了。向导强尼拉下脸来，立刻让我们离开：“他说拍照需要付费，3000苏姆一张（按照官方汇率，大约等于7块钱人民币）。听清楚了，每按一次快门3000，这些人都疯了。”卡隆宣礼塔不远处有个真正面向本地人的市场。在那儿，巨大的化纤地毯可以铺满整个房间，价格是手工地毯的零头不到。

手工制品在日常生活中消失，这在19世纪末沙俄统治中亚时就开始了。那时候，俄国的现代纺织机械压垮了中亚吱呀作响千年的织布机。1872年，一个俄国财务官员写道：“布哈拉人从头到脚穿的全是俄国的棉织品。”

俄罗斯人带来的不只是现代化生产力。昝涛指出，以文明的角度来看，苏俄对中亚进行现代民族划分，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统辖中亚，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文明”对中亚进行覆盖与重新整合。根据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看法，中亚首先要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进入现代，而民族是必经过程。

苏联对中亚的民族国家改造同时也是源自“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政治诉求。在布哈拉老城中心的水池边上，有一尊骑驴者的铜像，他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阿凡提。这个传说中生活在12或13世纪的智者有着极其含混的出身：维吾尔族人说他出生在中国新疆的喀什，乌兹别克人说他出生在布哈拉，阿拉伯人说他出生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土耳其人则说他出生在土耳其西南部的阿克谢希尔城。这一现象说明，这一片广大区域的人种、文化、社会结构和风貌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事实上，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常常有一种在新疆的错觉。

沙俄入侵中亚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重要的反抗力量。这对苏联也是一大威胁。在塑造新民族的过程中，莫斯科替换了中亚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的书写字母，代之以拉丁字母，从文化上使得该地区与阿拉伯世界割裂开来。1928年，土耳其在采取相同的做法，苏联领导层对此十分警醒。1939至1940年，中亚各国语言中的拉丁字母又被转换成一种经过修改的基里尔字母。这也同时有助于俄罗斯语的渗透。

苏俄的民族改造是成功的。泛突厥主义衰落了下去，五个中亚民族的存在已经成为共识，但中亚主体性意识中的伊斯兰却从未消失。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我正赶上周五的清真寺礼拜。女性不被允许进入清真寺，我干脆在周围溜达了一圈。清真寺的围墙外面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集市，售卖包括书籍、面包、药品、种子在内的各种物品。现代城市规划打破了一些固有规范。按照传统，大巴扎就应当建立在清真寺边上。清真寺旁边紧邻着一个庞大的露天“茶室”。礼拜还有半个多小时才开始，茶室坐满了人，大锅里的羊肉抓饭很快就要上桌。“茶室”是中亚最常见的公共场所。在茶室，吃是次要的，会见朋友、交换信息才是目的。再往小巷子里走，清真寺背后是一片公共墓地。照料墓地的是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他们另一个身份是“医生”。“医院”就是两棵树下的几张长椅。这是个传统行当，行医的手段包括按摩、用一种特殊的草木灰拍打身体等等。最重要的是，所有治疗必须伴随着诵读特定的《古兰经》经文。甚至于，诵读经文就是治疗本身。我们在树下坐了不到10分钟，令我吃惊的是，前来治疗的人络绎不绝。现在想来，围绕一座清真寺，方圆一公里，人的生老病死竟都涵盖其中了。

向导强尼说，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是一种生活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我在布哈拉有了更深的体会。伊斯兰苏菲派圣徒纳格什班底的陵墓在布哈拉城郊，那里的建筑都是翻修的，很少能见到游客，络绎不绝的都是前来朝圣的当地人。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当汽车路过这儿时，司机们都会减慢速度，以示尊敬。

陵墓马路对面有一个献祭场。根据传统，如果经济上可以承受，到圣地拜谒的信徒应该带上祭品，通常那会是一只羊。献祭场有一间平房，有专人在这儿宰杀羊只。屠宰室旁边的一间屋子，共有20个灶台，配有直径1米的大锅。人们在这儿烹饪羊肉和其他食品。烹饪间外便是露天餐室。献祭场的精神核心在于“分享”，任何人来这里都能得到食物。我到的时候，费鲁扎正在忙碌。她住在布哈拉省的一个村庄。这天她领了包括邻居、亲戚在内的15个人来献祭。费鲁扎带了只20公斤的羊来，那是全村人凑份子买的。说话间，刚出锅的羊肝就端到了我面前。我刚品尝了一块，另一位女士紧跟着递上一碗酸奶油汤。费鲁扎告诉我，她每两年都会到这儿来献祭一次。等他们做完饭，村里的年纪最长、最受尊敬的老人也会过来。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乡村地区多待几天，我很快就能感到传统社会结构“马哈拉”（相当于“社区”的概念）的重要性。每个马哈拉都可能拥有自身的清真寺，而且内部的民众选举他们包括长老在内的领导人，例如“阿克撒卡勒”（“白胡子的男子”，长者、长老）作为马哈拉的领导人。这些当地的领导人协调并主持一些公共的事务。我听说，在农村地区，同一马哈拉的妇女还会共同攒钱以供村里的孩子接受教育。乌兹别克有谚语说：邻居比亲戚更亲。我感到“马哈拉”共同体的存在依赖的是分享和共同承担的契约精神。伊斯兰的普世主义恰好是对“马哈拉”精神的放大。

有时候，我们的视频团队会给一些乌兹别克孩子拍视频。有些孩子的衣衫破旧，我就会看到强尼往孩子的口袋里塞上些钱。他不会找我们开口，也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我在布哈拉拜访了当地犹太人的宗教学校。学校就在一栋普通民居里，看上去有些简陋，里面存放着有500年历史的法器。墙壁上挂着的照片显示，希拉里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都来拜访过。出门以后，强尼告诉我，他的朋友曾经带一对有钱的加拿大犹太夫妇来这儿。学校的负责人表示，学校的情况不好，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捐赠。“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不在乎！”强尼瞪大眼睛，“这在我们穆斯林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伊斯兰的精神在乌兹别克斯坦扎根如此之深，苏联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1928～1933年，苏联境内共有1万多座清真寺、1.4万所穆斯林小学、500所伊斯兰经学院被关闭。此外，部分的伊斯兰教节日、仪式也遭到禁止。但是苏联人从未敢在中亚完全禁止伊斯兰教。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头几天恰逢“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将近。从费尔干纳到撒马尔罕，我一路看到了许多为纪念活动做筹备的人群。在一位乌兹别克陶艺匠人的作坊，我看到他刚刚收到的订单。有人要为两位“二战”老兵定制绘有他们头像的陶盘。我心里有些奇怪。“二战”的战火并没有烧到中亚的土地上。在当下批判苏联的历史语境下，人们为何如此看中这一纪念日？在和强尼的聊天中，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解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人来说，“二战”其实是一场圣战。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纳粹宣传机器许诺穆斯林以独立，成千上万苏联穆斯林士兵叛逃，转而与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战斗。斯大林立刻对宗教政策进行调整，重开包括清真寺在内的宗教设施。收获是巨大的：在费尔干纳，人们聚集在清真寺门口要求入伍。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组建了数十个步兵师、骑兵师、炮兵团、空军团及其他兵种力量奔赴前线作战。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有143万人参加了战斗。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中坚是哈萨克人组成的潘非洛夫师团，该师团以善打硬仗而闻名全苏联。那个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圆顶的著名身影属于哈萨克族士兵包尔江·玛穆什。1945年，苏联当局还批准一些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不过，“二战”一结束，苏联的宗教政策也就随之收紧了。

布哈拉古城里的许多建筑已经死去，它空空荡荡，只等游人来参观。但卡隆宣礼塔旁边的米里阿拉伯神学院还活着。在苏联时代的许多年里，它是乌兹别克斯坦唯一被允许进行正常教学的宗教学校。现在学校有20名老师，每年要从超过3000名考生中招收25人。游客只能在门厅里驻足，透过镂花的墙壁窥视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庭院。

过去曾是建筑师的托里伯守在门口。他在这儿工作了25年。在宗教学校，看门人也负责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照料他们的起居，扮演“父亲”的角色。学生出入学校并不受限制，但校规也有极为严厉的一面：迟到或者不能完成作业的次数累计达到3次就会开除。

几个外出归来的学生看见我和托里伯聊天，也凑了过来。这些少年的年龄在15岁到17岁之间，穿着白衬衣和长裤，和普通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不同。来自费尔干纳的穆罕穆德·尤素福告诉我，学校每学期9月开学，次年6月结束，他们一共要在这里学习4年。入学时，尤素福经过了历史、乌兹别克语、数学和宗教知识考试。他在米里阿拉伯神学院的学习除了宗教课程和阿拉伯语，也同样包括英语、历史和数学等通行科目。“独立以后，宗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这儿出现过极端组织。”他向我解释说，“所以，我们同时会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和世俗科学。”明年，尤素福就将参加毕业考试。他的目标是进入塔什干的伊斯兰大学。从那儿毕业后，他和他的同学们就将成为未来的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

开放的伊斯兰

筹备行程的时候，我读到过不少忠告。前些年，极端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制造过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些旅行指南上说，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伊斯兰氛围最浓的地区，告诫游客注意穿着打扮。打理行装的时候，我仔细思考了裤子是否足够宽松的问题，并特意带了一条围巾，预备在需要戴头巾时用上它。

事实是，我确实在奥什巴扎遇到过一位戴面纱穿黑袍的女士，但除此之外，我预计见到的那些着装规范全然没有出现。费尔干纳地区的街头，比比皆是裙摆在膝盖以上的女士。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穿背心短裤的欧洲女人也没遭遇当地人的侧目。我确实拿围巾当了头巾，可那只是用于遮阳罢了。我将这个体会说给向导强尼听，他回答：“你留心着装是尊重我们文化的体现。有些游客，他们衣着少到像没穿似的。不过人们心里就算不赞同，也绝不会去干涉。”

从费尔干纳地区开始，我就常常路过婚纱店。乌兹别克年轻人口多，婚庆需求旺盛。让我这个外人难以理解的是：新人们会在清真寺接受宗教祝祷，但举办婚宴时，人们却会花上500美元的巨资为新娘租一套西式婚纱。

在偏远幽闭的丝路古城希瓦，我们想看一场婚礼。城里有两家餐厅能够承接婚宴，我们逐一找过去，果然碰上了一场。乌兹别克人生性热情好客，强尼只和主人家略加解释，我们就被奉为了座上宾，不但能够得以进门观礼，主人家还专门找了张桌子，布下好酒好菜，新郎的舅舅亲自负责招呼我们。

一进婚宴大厅我就吃了一惊。我预计见到穿婚纱和西装的新郎新娘，却没想到大厅有一台巨大的摄像摇臂。整个婚礼大厅的布置，和我熟悉的那些并没有多大不同。我们进门的时候，婚礼还在第一阶段。根据乌兹别克的规则，宾客们先在圆桌边用晚饭。婚礼大厅一头摆着一张布置了拱门和纱幔的方桌，新郎新娘并排坐在那儿。大厅的另一头，一个混杂使用传统和现代乐器的6人乐队正在卖力演出，音量之大震耳欲聋。

音乐声音小下来的时候，新娘走到了方桌前面接受宾客祝祷。这是乌兹别克婚礼的重头戏。新娘脚下铺上一张方毯，毯子上有一只乌兹别克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馕。另有一位女性家庭成员站在毯子边，手上也端着一个馕。宾客们陆续起身走向新娘。女人在新娘头上披上头巾，一条条头巾滑落下来，在毯子上堆成一座小山。男人则在毯子上放一些钱，数额很小，都是象征性的。新娘则不断欠身致谢。宾客们最终走向端馕的女人，在那儿掰下一小块吃掉，这便是礼毕了。

接下来，乌兹别克人要享受他们最爱的舞蹈。职业舞娘的出场让婚礼的气氛达到高潮。她穿长裙，跳乌兹别克传统舞蹈。年轻的男宾客们都涌了上去。舞娘眼波流转，顾盼神飞，邀请宾客一同跳舞时，举手投足都是戏。

在喧闹的婚宴现场，我扯着嗓子和新郎的舅舅交流了半天，才知道这场婚礼的实质是彻底传统的：25岁的新郎是首饰工匠。他和20岁的新娘是父母包办相识的。根据乌兹别克的规则，在一场包办婚姻里，新人们有最少一个月、最多半年的熟悉时间。

几乎整场婚礼，新娘端坐在新郎身边，眉目都不曾动一下，她的每个动作似乎都调校了精度，绝不逾矩半分。在回旅店的路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新娘好像不开心。”强尼立刻否认了我们的猜疑：“她很开心！这儿还是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如果新娘表现得不够矜持，她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第二天就会被送回娘家去！”

在认识乌兹别克斯坦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开放和保守构成的复杂性我常常感到错乱。就像强尼，当我被他时髦的外表迷惑时，他会突然展示一颗倔强的伊斯兰内心。而当我在那些衣着保守的人们面前小心翼翼时，却又常常被他们的自由奔放所震惊。

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中亚各国都掀起伊斯兰复兴大潮。独立后，以费尔干纳地区为中心，新兴的正义党要求将伊斯兰教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教，宣布乌兹别克斯坦为伊斯兰国家。卡里莫夫政府于1992年3月决定取缔正义党。最后，这些流亡的极端分子在阿富汗联合组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1999到2001年不断在中亚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该组织宣布寻求在整个中亚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将囊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

近些年，“乌伊运”一直被扼制在阿富汗地区，未能重返中亚。这固然是世界各国联合反恐、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严密打击的成果，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文化深刻扎根于人们血液，但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同样也具有深刻的世俗传统。

在布哈拉的窄街巷里，有时能看到人家门楣上挂着六角形符号。这意味着，这家主人是犹太人。犹太人顺着古老商路流亡到中亚。公元6世纪起，犹太社区就存在于布哈拉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伊斯兰统治者扼制犹太教的发展，但并没有剥夺犹太人的信仰权利。而伊斯兰社会更是以惊人的宽容接纳了他们。1620年第一座犹太教堂建立以前，布哈拉有一座清真寺是由穆斯林和犹太人分享的。有记载说，当时，人们会肩并肩在同一时间举行宗教仪式，尽管他们的信仰并不相同。

沙俄进入中亚时，布哈拉曾经有7%的人口是犹太人。我们住的旅馆是一间始建于18世纪的大宅子，曾属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当地犹太教堂的负责人告诉我，由于苏联的政策，上世纪70年代开始，布哈拉的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到欧美，或者回到以色列。现在城里只剩下了280个犹太人了。我问他，犹太人会在布哈拉消失吗？“不会。”他笃定地说，“我们会留下来，我们已经习惯和穆斯林相处的生活了。”

苏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每一个城市都留下了鲜明的街区。无论走到哪里、哪一个民族的人口占据优势，俄语永远是通行的语言。一个不易观察到的事实是，今天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昝涛指出：“对中亚来说，苏联带来了现代文明。这种基于工业化的新兴文明形态对于体制性宗教的冲击非常强烈。苏联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对今天世俗化中亚的形成有巨大作用。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被保留下来的。”

根据塔什干东方研究所伊斯兰问题专家巴克提亚·巴巴达诺夫的说法，“乌伊运”的兴起借力于中亚普遍存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和国外宗教势力地不断渗透。但即使在当时的费尔干纳盆地，保守的宗教领袖依然在抵制激进的瓦哈比教派的攻城略地。在复兴的一座又一座清真寺，伊玛目的职位成为不同派别争夺的焦点。许多人由于拒绝和激进派别合作而遭受胁迫。一名伊玛目的儿子为此还被绑架杀害。伊玛目比拉尔汗曾说：“在共产党执政期间，纳曼干地区仅有3座清真寺，现在有130座清真寺，而且瓦哈比分子到处都在传播他们的教义。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有那么多的资助。人们都因他们现在能自由地信仰伊斯兰教感到高兴，但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像瓦哈比分子宣扬的伊斯兰革命。”

旅行结束的前一天，我拜访了塔什干的独立广场。广场的核心是一尊塑像：一位妇女怀抱着一个婴儿，象征乌兹别克斯坦的新生。我凝视那尊塑像许久。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这个穆斯林占96%人口、乌兹别克族占80%人口的国家，祖国母亲的形象既无伊斯兰特征，也无乌兹别克族特征。她恰好准确诠释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一个拥有130多个民族的国家，一个伊斯兰教、东正教和犹太教并存的国家。正如布哈拉的犹太人社区，沧海一粟，也是历史长河的馈赠。

征服者依靠刀剑枪炮完成领土征服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中亚还会改变吗？在昝涛看来，今天的中亚已经在文化上建立了主体意识，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体性建设依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摸索之中。

对于普通乌兹别克人来说，他们并无暇考虑这些宏大命题。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外来力量重新进入这块曾被遗忘或者隔绝的土地，为它注入新的活力。

大街小巷奔跑着的美国雪弗兰轿车、德国MAN巴士都是当地合资企业生产的。韩国工厂在纺织业产值中占据了很大份额。西班牙人修建了从塔什干到撒马尔罕的高速铁路。第二条线路也已纳入计划。德国人正在重振从布哈拉到希瓦的公路。在费尔干纳小镇里士顿的陶器作坊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间建于1999年的日语学校。从2011年开始，大阪人池田敏朗已经在这儿当了4年的志愿教师。

人们用欣喜的语气向我介绍这些变化时，我能触摸到他们与世界再次发生紧密联系的渴望。在奥什的大巴扎和乌兹别克斯坦，人们都向我谈起今年1月启动的关税同盟“欧亚联盟”。尽管现在它还只包含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这是件好事。”他们的语气很笃定。

向导强尼想得更远：“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同市场就好了。如果它包括中国，局面就大不一样。那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发行自己的统一货币，就像欧洲那样。”强尼和兄弟正在建立自己的水泥厂。今年，他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我们都觉得，水泥厂的未来必然会和中国发生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