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讨

张天桂

摘要：贸易便利化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2014年《贸易便利化协定》被正式纳入《WTO协定》。上海自贸试验区以贸易便利化为基本功能，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率先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体系；虽然内涵仍在拓展之中，但已显现出自身鲜明的特色，并产生了积极效应。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涵；特点；效应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1004104

随着关税减让的空间日渐狭小，贸易便利化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升温，对贸易便利化的阻碍正是其重要手段之一。2014年11月，有关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议定书在WTO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上获得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被正式纳入《WTO协定》附件中，只要2/3的WTO成员接受议定书其就将生效。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2013年9月正式挂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开放促改革”，核心是制度创新。而贸易便利化不仅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模式的创新，还直接关系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的提高，是营造公平、透明的良好贸易环境，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完成国家赋予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一重要使命的关键领域和途径。

1贸易便利化的核心内涵及其基本发展方向

尽管早在1923年国际联盟就已提出贸易便利化议题，但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依然没有形成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统一定义。这一方面与WTO、WCO等国际组织各自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不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贸易便利化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已成为无论承担主体还是衡量客体均日渐多元化的复杂体系。最初的贸易便利化，集中于边境措施，海关是其能够取得进展的关键；如今的贸易便利化，更多涉及边境内措施，一国整体的营商环境成为重要考量，检验检疫、工商、税务、外管等政府部门均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也是通常意义上贸易便利化的狭义与广义之分。但无论如何，贸易程序的简化与协调、快捷与统一、开放与公平、透明与可预见性，一直都是贸易便利化的核心内涵，根本目的则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减少贸易壁垒和扭曲，推动国际贸易高效、稳定、安全发展。

作为全球性多边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WTO对于贸易便利化的规定无疑是最为基本的。从2004年开始，其主要就GATT 1994第5、8、10条，即“过境自由”、“进出口规费和手续”、“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展开贸易便利化谈判。尽管由于印度等成员方的反对，2013年12月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未能如期在2014年7月获得通过，其最终还是在拖延4个月后于2014年11月正式成为WTO规则体系中的一份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规则层面贸易便利化的基本发展方向和要求（见表1）。

2中国对贸易便利化的基本态度和上海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内涵

中国对WTO贸易便利化谈判抱持开放积极的态度，提交和参与联署过8份提案，并较规定时间提前1个月即在2014年6月向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筹备委员会通报了自身的A类措施。随着贸易便利化重要性的日渐突出和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促进要素跨境流动、提高贸易可预见性所涉及的跨边界尤其边界内的敏感问题和实施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已与中国自身正努力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紧密交织在一起。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包括便利通关、减少进出口环节收费和法定检验种类在内的6项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具体措施。两个多月后正式挂牌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只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其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内涵，可从2013年9月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和2014年7月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条例》（《条例》）的相关规定中一窥究竟。

《总体方案》并未形成“贸易便利化”具体而直接的集中规定，而是散落在各处。无论“总体要求”中“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还是“主要任务和措施”，抑或“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其具体条款均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与贸易便利化联系在一起。尤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简化行政手续是贸易便利化的必然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监管服务模式”的相关措施对贸易便利化的推动作用明显。而服务业扩大开放、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是平等准入市场环境的关键。经过近1年的实践，《条例》终于以专门一章共七条（第4章第18-24条）的形式对“贸易便利”进行系统阐释，依次可简单归纳为监管模式、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监管、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商务人员流动领域的具体推进措施，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总体方案》相关规定的进一步强调、分类细化与补充（见表2）。

显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贸易便利化属于广义范畴。除具有贸易便利化的一般内涵之外，由于其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而贸易便利化本身涉及的体制机制问题又极为广泛，上海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不可避免地烙有自身鲜明的印记，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着力培育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随着TTP的推进、TTIP的启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体制机制约束日渐强化，对更高级国际贸易规则及其话语权的需求愈加强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投资保护、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FTA网络。上海自贸试验区新途径的探索、新经验的积累，正是要释放制度红利，在“下一代”贸易和投资问题内涵与外延尚不断拓展、高标准贸易规则正形成时，积极提升自身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水平，加强透明度和规范性、法治化和公平性，主动在更高标准上与国际接轨，并通过与BIT、TISA、FTA谈判的互相促进、互为基础，切实增强相关谈判能力，逐步掌握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优化对内对外贸易环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