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问题研究

崔甜甜

摘要：由于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保障涉及到有限合伙人对风险投资的了解和控制，关系到其对是否停止出资与退伙等重大事项的判断，因此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并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克服信息不对称下造成的有限合伙人弱势地位，同时对有限合伙人知情权内容在法定与意定条件下的规制和保护是本文将探讨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有限合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知情权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其基于契约形式而建立起的合伙关系而言，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s）将企业管理权委托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s）行使，实现了合伙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部分分离。由于有限合伙人不是企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不参与企业的管理，对合伙企业未披露的涉及经营、决策、管理等方面事项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根据“契约均衡”理论，这不利于有限合伙人与合伙企业的相互制衡，会导致普通合伙人滥用合伙事务执行权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保障涉及到有限合伙人对风险投资的了解和控制，关系到其对是否停止出资与退伙等重大事项的判断。本文拟对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保护与制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保护原因

有限合伙人主张知情权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持一种渠道可以获取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而且也是有限合伙人控制投资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介入企业管理可能导致有限合伙人突破“安全港”条款进而丧失有限责任保护，因而知情权的行使是有限合伙人获得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信息的主要途径。在私募股权基金这种以运营合伙人投资资金为经营内容的企业中，获取投资资金流通情况而控制投资风险的必要性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通过对有限合伙企业运营状况的了解，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有限合伙企业是否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及时发现有限合伙企业存在的问题，并做出有关合伙事务及自身权益事项的决定，包括考虑更换普通合伙人或退伙等，以便能够及时地控制投资风险。由于私募股权投资的高风险性，在不可避免的系统性风险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帮助有限合伙人克服其本身由于信息不对称、权限分配不合理等导致的治理性风险，这就要求加强投资者（有限合伙人）的信息获得权即知情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起步较晚，受到市场和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发展缓慢，其中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组成成员并不复杂，往往通过合伙人会议或合伙人之间的互相通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解决知情权的问题。但是，就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而言，其有限合伙人会向多元化和异地化的方向发展，各有限合伙人是相对独立的出资人，由普通合伙人负责通联，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有限合伙人之间的“互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就要求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发起人契约”的意定方式结合法定方式对有限合伙人的信息获取途径进行具体规定，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亦成为了维系基金有效和灵活运转的重要条件和影响基金募集设立及其规模的重要因素。

二、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保护方式

（一）明晰知情权的法定内容

我国《合伙企业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内容，其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了合伙事务执行人应当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披露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有限合伙人对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的查阅权，但是此条文显然略显粗糙而缺乏明确的内涵。

相比较而言，有限合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模式的发源地美国在其特拉华州《统一有限合伙法》中赋予了有限合伙人较为全面的法定知情权。具体包括了：①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的真实和完整的信息；②每位合伙人的出资情况；③每个合伙人的姓名、从事的行业、住址或邮寄地址；④合伙企业每年的联邦、州和地方的所得税返还信息；⑤书面的有限合伙协议和证书及所有相关的修订本和授权书；⑥其他正当和合理的有关合伙企业的事务。另外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的行使有司法救济的保障，如果普通合伙人拒绝提供信息或在有限合伙人做出请求后5个工作日内未回复，有限合伙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披露，法院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决定信息是否披露，以及披露的方式和条件。

此外，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的内容及获取途径和方法还可以通过合伙人契约进行合议规定，在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发起设立契约中，普通合伙人向有限合伙人所进行信息披露的范围应当是双方谈判的重点。这就需要普通股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在获得信息与不干涉管理负担之间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位置，以达到对合理获取信息的合目的化利用。

我国《合伙企业法》仅对知情权的内容进行概括式规定，旨在于对人合性较强的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权能进行弹性化约束，进而希望其通过主观能动性（建立契约）来对概述内容进行具体化规定，以克服法定条件模糊不明的状况。但这种建立在“高度意思自治”情况下的设想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看来缺乏实施的基础：诚实信赖的市场规则。由于意定契约中关于信息披露部分的严守需要普通合伙人自身的职业操守和自律能力，我国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信用体系及声誉机制的缺位为有限合伙人寻求意定条件下获得信息的成本异常高昂。因此，需要通过完善法定知情权内容的方式保护有限合伙人的切身利益。

（二）设计合理的“约束机制”

从某种角度讲，私募股权基金是投资人的货币资产与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特有合约。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中，投资人即有限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即普通合伙人构成了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而缔结的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它是掌握较多信息的基金管理人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与掌握较少信息的投资人之间展开的一场博弈。基金管理人拥有着比投资者更多的信息，基金管理人资本经营能力的强弱与诚信状况，投资者都难以从公开途径真实而全面地了解，而仅仅是了解一些阶段性信息，从而出现“逆向选择”的不良后果。因此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要设计合理的约束机制约束其采用过分投机的方式，越轨经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而言，为了增加普通合伙人披露信息的主动性，可以采用“附期限合同”与“无过错离婚”条款的“约束机制”。附期限合同是指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约定一个合作期限，根据此合作期限内基金管理人的业绩及双方合作的默契程度来决定是否继续合作，主动权归于投资者；而无过错离婚条款是指即使普通合伙人无重大过错，只要有限合伙人丧失信心，就有权无条件停止追加投资。在此背景下，基金管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会极大增加，会促使其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作为成功持续募集资金的保障，并增大为取得投资者信心而对信息的披露的主动性。

（三）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为了对合伙企业基金的投资、管理、决策进行约束，在实务中，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常通过有限合伙协议或者委托管理协议的规定设立“合伙人会议”和“投资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的“咨询委员会”等机构来强化和制衡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

“合伙人会议”就是由全体合伙人组成的议事机构来共同参与决定关于合伙企业本身重大事项的会议。而投资决策委员会是为了对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中的重大投资事务，比如是否投资、如何退出被投资企业等提供咨询意见或进行最终决策，其由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代表和外聘的专业人士如会计师等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占据控制席位。而咨询委员会的建立是在有限合伙企业内在需要一个与公司董事会相类似的“负有监督职责的委员会”的需求下建立的，其成员由有限合伙人组成。在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实务中一般很少设立咨询委员会，而是会通过向本应全部由普通合伙人组成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选派有限合伙人代表间接参与管理事务，以实现有限合伙人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采取此种治理结构的目的并不在于削弱普通合伙人的决策管理权，而是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给予有限合伙人获取投资决策信息和表达自己诉求的途径，由于实践中有限合伙人仅派员参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基本上无法撼动普通合伙人的控制权能，决策主导权依然由普通合伙人掌握。但是有限合伙人可以在此治理结构下获知决策的过程和细节，对是否启用“约束条款”进行选择并最终为自己的风险投资控制做出决定。

三、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知情权行使中的限制

（一）不正当目的原则

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在企业经营投资信息方面披露的博弈点在于：一方面有限合伙人希望获得大量的企业投资决策信息以进行对普通合伙人的监督；另一方面普通合伙人会就大量的信息披露可能造成的对其日常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妨碍而成为企业重大的负担为由不愿披露，同时普通合伙人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担心披露的重要信息如财务状况等会被竞争者所利用，因而普通合伙人通常会以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动机有损企业利益而拒绝披露，即使披露也会附加较为严格的保密义务。基于博弈性，有限合伙人可能会以信息披露不透明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援引“约束条款”，暂停甚至终止对合伙企业的持续性出资，可能会对合伙企业甚至其他有限合伙人的权益。在此基础上，设置“不正当目的”原则条款对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进行适当限制，进而保护普通合伙人的决策权和其他有限合伙人的利益是合理的。但是应当对“不正当目的”的内涵进行具体规定，以消除有限合伙人合理行使知情权的障碍和困难。

（二）不正当目的原则与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博弈

具体而言，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2款第五项规定：有限合伙人在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是对有限合伙人行使知情权的法源所在，同时也是对“安全港”条款的规定。那么有限合伙人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是不是就有可能被视为在执行合伙事务而丧失有限责任的保护呢？

“安全港”条款发端于美国1976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是指如果有限合伙人基于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身份实施的行为一旦被认定为相关合伙企业法律中明确列举的行为类型，则不得被视为参与控制合伙企业事务，从而也不得否定法律赋予其的有限责任保护。学者Hirsehman认为，在不满意代理人行为时，投资者有三种策略选择：“发言”、“忠诚”和“退出”。也就是说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如果投资人（有限合伙人）对代理人（普通合伙人）的行为不满意时，可以选择以上三种方式表达诉求。但是，与公众公司不同，在私募股权投资这种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中，合伙权益流动性低下、退出途径不畅。以往严厉的“控制规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有限合伙人通过“发言”纠正代理行为的积极性，此时有限合伙人的唯一选择是保持“忠诚”，即沉默。“安全港”条款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改善这种有限合伙人的弱势地位，使得有限合伙人能够通过部分行使管理权能到达强化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发言”的主观能动性。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不正当原则与安全港条款的融合。一方面承认知情权是有限合伙人的固有权利，行使知情权不会使得有限合伙人丧失有限责任的保护。但是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自身利益”的正当目的理论对知情权的行使进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有限合伙人非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知情权行使很可能受到合伙企业的拒绝，亦或被合伙企业认定为超越权限对企业的管理事务进行干涉而导致对外承担债务方面的连带责任。

四、结语

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结构治理优势和税收优势的有限合伙型结构将在融资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几乎承担全部出资义务的有限合伙人更应当通过健全的知情权的行使来制衡普通合伙人的强势控制地位，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就要求一方面我国法律上对“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更为细致和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商事自治的方式如完善合伙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起草具有高风控能力和知情权保障的合伙人契约等，来监督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人的信赖义务，以进一步构建完善的资本市场“参与个体”内部的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