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白求恩的人情（散文）

一个神秘的破挎包

天快黑时，加拿大诗人罗宾光临了撒娇诗院。晚餐时，罗宾夸我斟上的白酒像一朵朵白色的火焰，窜入他的喉管，在他的胃里燃烧。罗宾的脸长得不东不西，奇奇怪怪。坐在他的对面，我一边夹菜送嘴里，一边不停地在心里犯嘀咕。

罗宾告诉我，他妈妈是苏格兰的移民，爸爸是印度旁遮普的移民。怪不得，典型的杂种脸啊。弟弟找了一个中国媳妇，特别贤惠，令他羡慕。所以，他这次来了中国，立志找一个与弟媳妇可以媲美的中国太太。

席间，我们随便散谈，我问他有没有信仰，他说没有。流浪到中国前，他一直在东欧流浪。他说，他在波兰的农场收割过麦子，在捷克的养牛场挤过牛奶。我问他去没去布拉格的卡夫卡纪念馆，他说门票太贵，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无缘进去。

门票贵？要是我，饿三天肚子，省下钱也要去卡夫卡的纪念馆朝圣一下。看来，加拿大诗人对文学的虔诚程度，不如我们中国的诗人。

最后，他流浪到了香港，恰巧碰到一个电影摄制组，在剧组干了一个星期跑腿的剧务，挣了点钱，然后就来到心仪已久的上海，做外籍教师。我问他整个晚上喝着中国的白酒，像不像在吞火焰自焚？他笑着点点头。

罗宾的汉语一点都不懂，整个晚上的对话，都靠我蹩脚得我都不好意思口的英语在交流，当然，还夹杂着许多在空中胡乱摆弄的手势。说实话，我累得要命，有点恼火。期间，罗宾还好几次嚷着“poem，poem”，意思想与我谈谈诗歌。我没好气地回答道，他得先学三个月汉语，再来跟我谈诗歌。

罗宾随身带着一个破旧的帆布挎包，淡绿色的，一直搁在八仙餐桌的一角。知道他要来访，我准备了整整一桌地道的上海本帮菜，菜盆没地方放，好几次我顺手把他的帆布挎包放到身后的斑竹书架上。一到两个菜快吃完并在一个盆子里后，他就赶紧拿回他的宝贝挎包，放回他的右肘边。我想，挎包里一定有一些宝贝，可能是他打工挣的美金，也有可能是一叠他创作的诗歌手稿。我不便问。其实，这个挎包破得连上海街上的乞丐都不屑于背。

晚上，打开邮箱，看到罗宾发来的诗。一般般，但基本还能入我的法眼。抄录一段如下：

Mirrorofanerased几何学抹杀的

geometry，镜子，

Icross我穿越

thevacuous无所不在的

omnipresent.空虚。

Inthedepth，在深深的ofalustrouslake泛光的湖底

Ipresentmyself我呈现自己

withoutnothingtosay什么也不用说

文件里后面还附着他的简历：罗宾·苏里，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学过美术，做过记者兼编辑，潜心文学艺术研究，曾任美洲国际文学评论《决裂》（四国语言对照）编辑。现暂居上海。谨辑选“遗弃”诗章首次刊发。

第二天，我把罗宾的手机号码发给了诗人古冈，他最近在狂学英语。他们可以互帮互学。他帮罗宾学汉语，罗宾可以帮他学英语。顺便还可以探讨一些诗学。古冈很高兴，连声说谢谢。

考验了中国人的善良

不久，撒娇诗院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诗会的主题是纪念《零度写作》同仁杂志创办两周年。海报的标题是：今夜，我们在一起。

那晚，《零度写作》的副主编古冈带来了与我失去联系很久的罗宾。罗宾的脸清癯了许多，身边却多了一个穿戴新潮的小美人。古冈介绍说，小美人是罗宾的女朋友，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如今在上海漂泊的散文作家。我拍拍罗宾瘦削的肩膀说，加兄，艳福不浅啊。罗宾没听懂，得意地耸耸肩，两手一摊。

整个朗诵会上，那个美女散文家没有露过一丝笑容，一个典型的冷美人。很快，她也冷了罗宾炽热的心，他们分手了。罗宾伤心地告诉我，主要是他先冷了她的心，原因是他不是富裕的美国人或有钱的德国人，而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加拿大诗人。

时隔一年，我问罗宾在上海泡了多少妞，写了多少诗。他说诗一首也写不出来，妞倒泡了不少，只是开始一天比一天难泡。我问为什么，罗宾用拇指搓搓食指说：money，梦内，梦内。那当然，没有钱，就没法过好日子，更遑论实现青春的梦想。这点上，我支持那个毅然决然离去的冷美人散文家。

没过几天，罗宾又来撒娇诗院找我，一开口就要问我借五千块人民币。他说他急需付一笔房租。说老实话，我不情愿借给他，我不相信什么付房租的鬼话，一定是泡妞缺钱了，但是，加拿大人民既然第一次开口，想想算了，还是借给他了。

罗宾感激地接过钱，问我要纸要笔，意思是想打一张借条给我。我告诉他，中国人借钱给别人，从来都不打借条。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且，一般不认为那人是朋友，中国人也不会借钱，既然借给他了，也就当是送给他。

罗宾听得云里雾里，愣愣地不知如何是好，眼神里还是充满感激。我让他赶紧走吧，去把房租付了，省得过了期限，房东将他扫地出门。

不久以后，我与马来西亚首富张纯如先生在皇都花园的售楼大厅聊天时，谈及世界借钱文化，张先生告诉我，说全世界华人之间借钱，都不喜欢打借条。这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华文化。

不久，与朋友 L在一起茶叙时，他告诉我罗宾也去找他，问他借了一万四千元;没几天，与翻译家 H会面时，他提及罗宾也向他借了五千元;又不久，与古冈碰面时，古冈说罗宾向他开口借五千元，他借了三千元给他。

他们都是通过我认识了罗宾，都以为罗宾是我的好朋友，既然我的朋友开口了，不借就等于驳了我的面子。我告诉他们，说我已借钱给罗宾了，我还埋怨他们傻，决定借不借时，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不同意借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借。

嗨，那些天，我对这位加拿大仁兄失望透顶，我不愿将他深想下去，深想下去的话，就会把他当作一个国际骗子。

快夏天时，撒娇诗院又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罗宾也来了。中场休息时，罗宾把我拉进我的书房，说想先还一千元给我。我哭笑不得，说这钱，他还是先还给别人吧，我的钱暂时就不用考虑还了。

没过几天，听说罗宾带新认识的女友去泰国清迈旅游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心想，等他回上海，一定要好好臭骂他一顿，不然实在不解气。有难处借钱也就算了，借了钱带女友到处去逍遥，这实在可恨。

进入炎夏后，一天，内人从外面回撒娇诗院，她说，她看见罗宾在附近的玉佛寺茫然地转悠，手里拿着两根盐水棒冰和一个白馒头。内人估计他可能穷得连午饭都吃不起了，棒冰馒头就算充饥了。

我长叹一声，只得吩咐秘书赶紧下楼，去把罗宾找上来，厨房里有许多为晚餐准备的菜，先请他吃顿饱饭再说吧。上楼后，罗宾吃得狼吞虎咽。嗨，中国人就是善良，明知他借钱不还的做法太过分了，恻隐之心一动，又不忍心骂他了。

权当回报白求恩

半年以后，突然收到了一份莫名其妙的英文广告杂志，随手一翻，发现里面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介绍上海诗坛的近况，文中似乎还引用了一段我的诗歌，我不懂英文，只能感觉;还有一篇是上海画家何旸的画评，同时选登了何旸的四幅画作，一张是梦露的肖像，一张是特里萨嬷嬷的肖像，一张是格瓦拉的肖像，一张是丘吉尔的肖像。说老实话，那是我看到的何旸画评里，写得最出彩的一篇，作者就是那个有点可恨、有点可恼的罗宾，画评的题目叫《真实的肖像》：

戴着沉默的面具，在深沉的思考中，画家何旸出现在顶层画廊的个人作品展上。孤身一人，他否定权威，也偏离着现代艺术的显著特色。多年来他退回到一个外围，他尝试着描述一个隐性的艺术过程，那是一个等同于名利场中暗流的过程，也是一个嘲弄历史循环的艺术过程。他那名为“乌托邦”的系列作品，用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盛行的华丽服饰来装点上世纪声名卓越的或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何旸用作品表达了对这些至今仍带着偶像色彩的人们的关注。

何旸，上海人，出生于 1963年。他在上海印刷出版学院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尽管他说：“画画与受到的艺术教育毫无干系。”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早期风格的典型评述。当时大陆的艺术环境随着西方艺术实践而有所转变，其一便是欣赏技术原则，这无疑影响了他。大家普遍接受德国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四、五十年代画派的影响。兼具艺术与技术的特质提高了他的鉴赏力，也将他引入反权威的事业主题中去。

八十年代，叛逆与骚动开始向当时的环境与政治系统挑战，而主旋律的颂歌也从此时开始盛行。这个时期何旸正运用一种模糊不定的画风。他尝试在画布上宣扬一种社会制度的分裂，以说明社会结构受到的腐蚀与自由主义的威胁。1989年以后物质世界中弥漫的绝望以及价值的悲剧性死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画作中，痛苦在他对人性价值的呐喊中一一呈现。

何旸在他的画作中津津有味地并列呈现历史事件、历史进程中的离奇事件以及理想化事物。社会呈现出的谬误，公众信仰的危险促使画家去揭开历史真正的意义;尽管他并不做出明确的选择，他依然以谬误中的悲剧因素向社会信仰挑战。不过，画家并没有要履行一个社会评论者或是超然的观察家的义务，他只是将自己的努力看成是固有的尝试去描绘精神社会趋势并加以自己的主观意见。玛莉莲·梦露虚荣的存在同特丽莎修女的慈善面容并置;切·格瓦拉怒目而视，而甘地却平和依旧。2001年 10月起的展览作品希冀能阐述画家的信仰：历史的“伟大”在于其固有的规律，其后续影响则是将人类的愚笨无限放大。

沉浸在阴暗的忧郁的调子中，肖像直接而硬朗的对比正好契合了画家所要刻画的理想境界，也令我们面对着他精心挑选的展示者。他的作品有着欧威尔式（Orwellian）的低调，它们没有事实那么有预见性，因为他个人对于艺术实践的哲学在于技术与刻苦。作品原型及其对于著名人物的讽刺描绘是画家对于抽象的顶尖时尚的讽刺性反潮流;尽管他坚持将文艺复兴作为自己从世界艺术所获得的至高收获的纪元，画家依然尝试着在自己的创作与方向避免重复的错误。矛盾的是，尽管作品是些相似的持续不断的讽刺诗，画家的才情表述却沉浸在对于主题的试验以及对历史的最终解构中。萌芽期风格的描绘是缺损的、无常的，是“娃娃”的野性的幽默的肖像，是克隆与再生技术的成功;是对那些非难他那艺术创新与现代艺术实践的贬抑者的挑战。当他开始欣赏技术、开始承认人性的优点以及城市画家中年轻一代的艺术创意时，他的作品开始融合警戒与固执，以及对于机械技术及其潜在破坏性的警告。尽管他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并未生长在处处充斥着对想象力敌对的社会中，他那极端而怪异的特质其实是对于早期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尝试的回顾。这种近乎自闭又尖锐的直率使何旸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尽管消费主义和塑料时代的拥护者或许将妨碍他，使他陷于艰难的无乐趣的作画中。他的愤世嫉俗与智慧交织于画作中，留给人们充满挑衅与坎坷的印象，就像萨特曾经这样评论他的同侪加缪：“……他的悲观也是属于太阳的，如果一个人仅仅记住太阳底下有多少阴影。”

原来离开外教学校，去了那家英文广告杂志上班。借助工作之便，为上海的诗歌和艺术作了一次弘扬工作。不久，罗宾就离开了那家广告杂志，又开始了在上海的流浪瞎混的生涯。

著名荒诞派诗人祁国开办了一家娱乐文化公司，主要业务是经销黄浦江上圣诞游轮的船票。老外喜欢过圣诞节，想到穷困潦倒的罗宾，我就向祁国推荐了罗宾，说他英语好，可以在上海的老外圈子里帮忙推销一点船票，顺便也帮他赚点提成。祁国一口答应。我赶紧打电话把罗宾唤来。当场，祁国就预支了一笔工资给罗宾。能帮一下水深火热的加拿大人民，我也甚感欣慰。

朋友都是大度的朋友。不久，我问起罗宾的推销业绩，祁国顿时拉下脸，悻悻然，说我推荐的那个罗宾，那天拿了预支的工资后，就去咖啡馆泡妞去了，从没有去公司一天露过面，更遑论什么推销业绩了。

顿时，我也被气得眼冒金星，当场痛恨起所有远在北冰洋的加拿大人，巴不得他们都变成北极熊，永远在冰天雪地苦熬寒冬。虽然，我知道这种恨屋及乌的情绪有点极端，但是，罗宾这种赖皮嬉皮的为人，从此的确左右了我对加拿大人的看法。

不过，对那位怀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我始终心存敬仰。我对祁国说，算了，对于罗宾，我们权当是对白求恩的回报吧。

没钱就没爱情

一年以后，罗宾又来撒娇诗院，向我通报一个喜讯，也向我控诉一个人。喜讯是他最近找到了真爱：对方是一个在浦东一家艺术院任教的女画家。罗宾竭力抑制住内心的喜悦，说那女画家与他一见钟情，特别爱他。他们仿佛前世有约;罗宾义愤填膺地要控诉的那个人，就是著名画家、圆明园艺术村村长伊灵。伊灵也是我的挚友。

罗宾说，有一天，他去女画家的工作室，正好伊灵也在。那女画家特别崇敬伊灵，所以罗宾也跟着崇敬起来。只是深夜时，伊灵说太晚了，回不去了，想在工作室里对付睡一夜。大师屈尊下榻自己的工作室，女画家当然感到荣耀。女画家高兴，罗宾不乐意了。他认为伊灵分明是在捣乱，想坏了他的好事。罗宾觉得伊灵太不地道，也太不厚道。

当时，我还以为伊灵也暗恋那个女画家，那晚的行为是与罗宾争风吃醋。

后来，伊灵告诉我，那天他确实是故意的，就是想坏了罗宾的好事。伊灵说，去年他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感到非常愤懑。一个穷困潦倒的外国瘪三，在自己国内连个老婆都娶不起。来到中国五年的时间里，凭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一对凹陷的眼睛，一个高高隆起的鼻梁，和一口当然流利的英语，居然泡了上一千个中国美丽女孩，而且，一旦泡到手后，就弃之如敝屐。

伊灵说，他实在气不过，那些女孩平日里守身如玉，最后都给那个外国瘪三糟蹋了，他咽不下这口气。伊灵认定罗宾也类似那个外国瘪三，来中国就是想泡妞。所以，那天，他就故意不走，恶心罗宾。

那阵子，伊灵一直下榻在撒娇诗院。有一天深夜，罗宾突然造访撒娇诗院，与伊灵不期而遇了。那天，当着我的面，伊灵与罗宾互相指责对方是一个坏人。我觉得非常可笑，一个是多管闲事;另一个是无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女朋友的心。

那天，罗宾告诉我，她女朋友的父亲从安徽来了，与他正式摊牌，说想娶他女儿可以，但必须在上海买两套别墅，一套可以在郊区，一套必须在淮海路上。郊区的给他们父女做工作室，女画家的父亲也是安徽的一个著名画家。淮海路上的别墅他们可以做结婚新房。罗宾叫苦连天，说淮海路上的别墅，要几千万人民币一套，就是他们加拿大总理哪天突然发了神经病，想来上海定居，也买不起。还有，郊区的别墅他也买不起，要七八百万一套，此刻，罗宾说他口袋里连七八百元都拿不出。

伊灵听后冷冷一笑，说了一声活该，外国瘪三。幸亏罗宾的汉语依旧很差，否则，两个人肯定会当场扭作一团，打得不可开交。我用道家的思想宽慰起罗宾，说中国的老子在几千年前，就得出了一个悲凉的结论，认为“天地不仁，至爱无情”。

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半夜你起床小便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其实并不是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最爱的那个人，此刻一定正酣睡在别人的被窝里。

老子认为天与地是不仁慈的，很残酷的，它们会千方百计地阻挠两个最相爱的人相聚在一起。不拆开那对恋人，不让他们从此天涯海角，不让他们再见面时形同陌路人，天与地是不会甘心的，更不会罢手。

勉勉强强地听懂我这席话后，罗宾顿时如释重负，找到了放弃那个女画家的理由，也因为我让他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他连连用含混不清的汉语重复着“天地不仁，至爱无情”，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大救星。那一刻，罗宾也有可能把我视作了耶稣。

隔了一段时间，一天黄昏，我正在撒娇诗院的花园里沉思散步，罗宾突然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上海一个著名的书法家朋友正在他旁边，他记不清楚老子那句话了，让我再把那句箴言跟他复述一遍，他想请那书法家写成书法作品，送给那位已经与他决然分手的女画家。

真是一个加拿大情种，还念念不忘旧情。看来，罗宾比那个玩弄中国女性的外国瘪三要厚道一点，当初还是想与那女画家白头到老的。只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赤贫的加拿大诗人，遭到了女画家父亲的嫌弃。

后来，我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上，见到了那位曾让罗宾神魂颠倒的女画家。女画家冷若冰霜，一个人在临窗的座位上枯坐喝茶。不过，我觉得她姿色平平，并不像罗宾描述的那样美若天仙。

毛利人即将成为文物和记忆

不久，罗宾又来撒娇诗院，恳求我收留他，做驻院诗人。他在上海常常断顿，没吃没喝，饥寒交迫得实在混不下去。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在撒娇诗院期间，他一定会努力学汉语，安心创作一些诗歌。

我答应了。罗宾在上海混了差不多快五年了，汉语的水平依旧糟糕透顶，诗也没好好写过一首。我实在是懒得管他，只要不饿死冻死在上海街头，不影响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我就算对得起他了，对得起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人民了。

再说，撒娇诗院本来就向全世界流浪诗人敞开大门。

在撒娇诗院期间，罗宾每天都很晚回来，第二天中午才起床。保姆不会做西餐，他只好跟着做什么吃什么。天天相处了，我这才发现罗宾身上散发的玫瑰臭的威力，常常臭得相当于天天

在撒娇诗院扔原子弹，其他驻院诗人都被熏得躲之远远，能不与他一起同桌吃饭，就尽量捂鼻避之。

作为诗院的主人，我还得讲究礼貌，竭力不让他感觉我对他的玫瑰臭有丝毫的嫌弃，尽量装得无所谓。有一天，我憋气憋得太久，实在忍受不了后，就赶紧逃回卧室，趴到床上，一趴到床上，我就昏厥了过去。

有一天中午起床，内人胃口特别好，正在惬意地享受一顿美味的午餐时，不料罗宾突然从诗院的楼下上来，夹带着那股玫瑰臭，当场把内人熏得冲进厕所，把美味的午餐呕得一干二净。作为善良的女主人，内人也不便袒露真相，只得跟罗宾解释，说这两天身体不适，胃不容易消化食物，吃了就想吐。

嗨，请神容易，送神难呐。罗宾入驻撒娇诗院，我是同意的。不然的话，我随时想把那颗臭弹扔回加拿大去。我还觉得加拿大不厚道了，派了这么一颗臭弹来折磨上海人民。

罗宾住在楼下最里间的卧室。有一天，我去他的房间，想查阅一本《元朝绘画史》，发觉他专用的盥洗室的浴缸里，浸满了他的脏衣脏裤。后来，70多岁的老母想念儿子了，来撒娇诗院，看到那满满一浴缸的脏衣脏裤，实在看不下去，就帮罗宾把衣裤全部洗了。

那天，我正好有约出门。回来以后，我气得把罗宾臭骂了一顿，警告他再不讲个人卫生的话，就将他轰出撒娇诗院，轰回加拿大。

住在撒娇诗院的一个多月里，由于罗宾的汉语水平始终没有长进，我常常懒得与他多说话，或者用英语单词夹杂手势和眼神来进行交流。记得，认真的探讨只有三次。

一次是探讨澳门出版的我的中英对照的诗集。他认为我的诗歌英语翻译者——北京大学的翻译家陈先生的英文造诣很深，他认真查看了其他诗集的翻译，认为我的那本《默默短诗选》翻译得最好。他还翻到了其中一首，说这首诗翻译得尤为出色。记得那首诗叫《七五律·法兰西》：

法兰西就是吻

吻革命、吻艺术、吻未来

吻年年的七月和五月

凯旋门张开拥抱的姿势

法兰西抱紧世界

吻世界悲痛不语的脸

法兰西是地球激情的红唇

法语是绵绵的吻声

罗宾还由衷地赞美我这首诗写得特别好。那天，我突然发现罗宾的诗歌鉴赏力还真是不错，这首诗确实也是我自认为写的不错的一首。

还有一次，罗宾与我彻夜长谈他在古巴旅游的经历。他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难以支撑下去了。他预言卡斯特罗去世后，古巴一定会有大变动。他告诉我，古巴现在也有私娼，而且与警察联手。他说，在古巴的外国游客居住的宾馆里嫖娼，每次只需付嫖资 3美元，其中的 1美元属于拉皮条的中间人警察的提成。我不同意古巴会有变化的说法，认为全世界所有地方都一样，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有美味食物的地方，就会有嗡嗡乱飞的苍蝇。

罗宾说加勒比海出产美人，那些年轻的妓女都特别漂亮。他说他知道，现在中国与古巴开辟了旅游航线，他建议我应该抽空去古巴旅游，说那里的景色太值得了。

那天，我们还说起了海明威，罗宾说，他去过海明威在古巴的海边创作室，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海明威故居博物馆。他说古巴人民特别敬重海明威，海明威的晚年名作《老人与海》，就是取材于古巴，在古巴完成的。

最后一次与罗宾深谈，我们谈及了加拿大土著毛利人的现状。罗宾告诉我，他有一个毛利族诗人朋友，在多伦多时，他们经常聚餐谈诗。那毛利族诗人认为加拿大政府非常歹毒，对原住民毛利人采取的是种族灭绝政策，当然，那种灭绝政策非常巧妙，一般人看不出本质，但他作为毛利族的一员，认识得清清楚楚：利用所谓的福利政策养肥养懒毛利人，然后让毛利人不思进取，慢慢退化，最后灭绝之。

现在，加拿大的毛利人都不用劳动干活，每天就是坐在家里大嚼面包，胡喝牛奶。久而久之，毛利人都患了肥胖症，一个个全部罹患了心血管疾病，那个毛利族诗人伤心地预言，不出几代人的功夫，毛利族人以及毛利文化就将在加拿大销声匿迹，成为文物和记忆。

对于这位如此有洞察力的毛利族诗人，我深表敬佩。我托罗宾一定要向我转达对那位毛利族诗人的敬意。罗宾答应我说，哪天他回加拿大探亲的话，一定代我转达。

第一千零一个受害者

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以后，罗宾就搬出了撒娇诗院，自己另找了住房。2006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手机的英文短信。短信的内容是邀请我那晚去参加一个法国诗人的朗诵会，地点在杨浦区的一家废弃工厂改造的艺术创意园区。

到了朗诵会现场，我首先碰到了久违的罗宾。他在园区里的这家美术馆担任艺术总监。那天，他特别忙里忙外，我与他打了个招呼，就进会场去聆听法国诗人妙趣横生的朗诵了。

这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罗宾，不过，眼前时常会突然飘现他不东不西的面容。有一天我打开邮箱，收到一封陌生的邮件，里面有罗宾发来的一份邮件。

邮件里，罗宾对我谈了一点他的现状。他说，我是他在上海认识时间最久的一个老朋友，他很感激过去我对他的慷慨帮助和热情鼓励，如果当时没有我的帮助，他恐怕在几年前就发疯了。

罗宾告诉我，在东大名艺术园区担任艺术指导期间，发现那里的主管一直监视他，暗中对他作调查，查看他的各种文件。他说，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麻烦，之前他曾为推动中国当代行为艺术所作的原创性工作，以及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和评论家创作的过程时，他的作品一直受到这种被剽窃的威胁。

之后的几个月他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工作，工作了近一年，他才提出辞呈，原因是他的雇主一直没有履行利润共享的合约。雇主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修改了他们的原始合同和利润共享合约。所以，在经过法律咨询以后，他得不到任何帮助，只好黯然离开。他曾想尝试平心静气，符合法律程序地解决整件事情，但是，结果令他失望，他得到的唯一回应是充满恐吓的威胁。

在邮件里，罗宾感觉自己很惭愧，经过了这么多年，无论他怎样努力和用心工作，得到的远远超过失去的。他说，他身上仍然背负着曾经雪中送炭的朋友们的债务。真的不是不诚信或是想耍鬼计，才导致他至今没有偿还他对我们的债务。上海的生活已经复杂凌乱的让他抓狂，他多次都想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去一个不怎么功利的地方重新开始。

看完罗宾邮件的全文，我明白了，他准备离开上海，去北京发展了。邮件的目的是想告诉我，此次他不是不辞而别，他也从没想赖过债务，只是一直穷困潦倒。

我回邮件告诉他，申明我的钱他不用还了，就算我的赠予。但是，他从我朋友那里借的钱一定要还，不然的话，我得代他还。如果不守有借有还这个江湖底线，江湖就肯定难以再容纳他了。

甚是可笑的是，最初将罗宾引荐给我的那位上海女装置艺术家 N，后来到处埋怨我，说她介绍罗宾认识了我以后，就垄断了罗宾的关系，使她再也无法见到罗宾。闻知此事，我笑得差点喷饭。

认识了罗宾以后，我差不多成了这位加拿大难民的收容所所长，还因此连累了许多朋友借钱出血。倘若 N知道真相的话，就不会有这样无聊的埋怨，说不定一见面就会对我跪地连磕三个响头，庆幸我解救了她。

其实，N这样的媚西女孩更让我憎恼，如果当年她遇上伊灵提及的那个外国瘪三的话，她一定会成为第一千零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