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根”：城乡夹缝间的新生代农民工

流动是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态。不管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但流动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是由于各种原因丧失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从而被“抛”进社会的。对他们而言，获得高于其父辈地位的现实途径其实并无太多选择，而进城打工成为一条最常见的理想之路。但这一途径充满了崎岖和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城打工，但相当部分还是先去学一门技术（如厨艺、驾驶、汽车修理、焊接等）。他们的初始选择往往持续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再选择其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个职业选择往往是他们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或者更直接地说，一般就是父母的决定。不少父母不忍心也不希望他们跟自己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希望他们能通过学习掌握一门手艺来改变命运。这不但是其父母的心愿，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多年“漂泊”生活最原始的动力所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流动并不仅是表现为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往返行走，更体现为他们在不同城市、在同一城市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作更换。基于这样的定义，在2009年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最频繁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也只不过是两年流动一次。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类型非常多样。调查结果表明，初次流动时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体力型、服务类这些相对“低层次”的职业（两者相加的比例占59%），从事管理类、普通文员、个体户等工作的比例则较低。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已不能安分守己地从事那些在他们看来“没出息”的工作岗位。由于在进城前所怀揣的梦想在城市里遭受种种限制难以实现，他们便试图通过频繁的工作变动——通过不断更换工作地点和职业类型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新工作的选择往往意味他们对新机会充满了新的憧憬和梦想。但可以预料的是，新的难题和困境也会继续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他们的理想诉求总是遭到城市的彻底否定和拒绝，这不仅会给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和融入城市带来极大阻碍，而且极易形成社会冲突和矛盾，从而造成该群体整体“问题化”的危险。

流动等于“脱根”？

现今的事实是，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落叶归根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当今农民工的主体。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有在城市赚了钱后回农村“落叶归根”的念头，并没有超出自己所在阶层的想法。但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这种超越自身先赋性社会地位的渴求。随着对土地束缚的逐步摆脱，他们不再视“土”为谋生的根基，甚至视以土地为生是失败的象征。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城市生活的历练，已不再是熟谙乡土文化、具有浓厚乡土意识的传统农民，也较少受乡土传统习俗的束缚和羁绊。他们藐视与土地相关联的职业，更不用说对土地存在依赖的意识，将之视为自己的生计来源。在他们的认知里，土地往往是贫苦的代名词。这种品性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形塑着他们的行为，因而也与他们变动不居的流动生活历程紧密相关。他们对土地和农业活动心存极大的否定和反叛意识，在城市的打工史也就是一部与土地职业和贫苦的抗争史。

“脱根”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过程。除非遭遇非常情况，他们一般不管离家多远，也不管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有多高，都会选择回家过年。新生代农民工对与“家”的概念捆绑在一起的乡土世界仍然有较深的眷恋，但这种眷恋更多地只是对父母和亲人的眷念。由于他们在外出务工前大多一直在学校读书，缺少务农经历和务农常识，对农村中包括农业生产、地方文化在内的许多情况知之甚少，因而对家乡的实际熟悉程度与认同程度都不高。进城以后，空间距离增大、利益关联性下降及所处环境的变化，更使他们对家乡的关注和认同程度下降。对农村的某些惯例和传统开始出现不理解甚至否定的态度。

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窘迫、进城挣钱、回乡盖房”的生活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至少在意愿上倾向于单向而不是循环的人生轨迹。尽管他们最初或自主或被迫离开家乡选择外出打工，但在体验了城市生活之后，他们更多地是希望能超越父辈的阶层地位，而不一定非得“脱根”乡土世界、“扎根”城市世界。

未来在哪里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将会流向何方？一方面，他们对作为“家”的乡土世界有割舍不了的情感——尽管只是停留在“小‘家”的层面上，但他们又对家乡的集体事业漠不关心，表现出疏离的心态;他们既受到在乡土世界成长经历的影响，又具有现代特征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对城市有较大的亲和倾向。事实上，他们在各种机会的选择上要比父辈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更大的空间。但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和各种排斥性制度仍然无处不在的背景下，城市世界既给他们提供了奋斗和追求梦想的场所，但诸多设置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都在发生一定的变化。农村并不见得就是他们一心想要“逃离”的地方。虽然他们可能尚缺乏安土重迁的观念，但并不意味以后他们不会慢慢地接受这种传统观念。对于即将组建家庭或已组建家庭、有了后代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厌倦农村生活而到城市去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农村并不能给他们提供较好工作的机会和理想生活的条件，只能选择进城谋生。对于相当部分步入而立之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从流动状态转变为稳定状态，尽量减少自身流动对其子代有可能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诉求和意愿。

进一步来说，流动只是新生代农民工为自己及其家庭获得更好生活、实现向上流动的一种途径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更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是一个有上下流动渠道、自由顺畅的开放社会，而不是制度阻隔、阶层固化的封闭社会，后者只会导致他们不断地水平流动。对于国家来说，如何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资本，协助他们实现切合实际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抱负，并藉此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和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这理应是未来着力的方向。

（《文化纵横》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