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把你怎样

罗漠

好在还是初秋，晚上他可以披着那床破毛毡在离砖厂不远的大桥下蜷一夜。

毛毡是春上秋林刚来这儿打工，一时没有活路，只能悄悄去垃圾堆找一点吃食时找到的。可能是男主人抽烟不小心，毛毡落下了两个毛糊糊的小孔，就拿出来扔了，他却不嫌，还思量着回家挞谷子时把它带回去呢。但到挞谷子的时候，老板却不同意他回去，要回去那一个月的工钱就别想领到手。后来到了开学季节，他又向老板提出给女儿把学费送回去一下。老板依然不允，说就不能从邮政上寄？哪怕他再三解释，说一是家离乡场较远，乡邮政是懒得把汇票给亲自送到家去的；二是五天才赶一场，乡里人都是赶场天去取钱，就很挤，还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扣下一定的比例作为储蓄存款。挤也还罢了，有时你还取不到，老婆有一次就曾为取他寄去的钱空跑过三场。

但老板却懒得听他啰唆，还是那句话：要回去可以，但别想拿到那个月的工钱。还说，想老婆想得紧，就花几十百把块钱去一趟城区的哪家发廊，不要拿给女儿送学费来当借口。

这些仿佛都还说得过去，因为刚进砖厂时老板就有言在先：第一个月的工钱要被扣下作押金，年底再如数发放。至于发廊，倒是时不时有工友要去逛逛，听起来都肮脏龌龊；再说，把钱花在那上面去，他也觉得不值。

他是过完年的正月底进到这家砖厂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的二月，天气还很冷，寒衣也只带了两件，晚上同几个工友挤在一起，倒也不觉得，白天就拼命地干活，把湿砖一车车拖进窑子，再把烧好的砖一车车推运到厂门边码起来，反倒让全身都热汗腾腾起来。那一个月，按照说好的工钱计算法，他就可以领到一千二百多块。尽管这些钱要到年底才能领到，但它总是一个小数目，秋林后来就几番要走又几番都被它们套住了腿脚。

第一次就是他希望老板让他回去挞谷子那次，想给女儿送学费回去是第二次。

但现在，他横下了心来：老子不要那些钱了。

他其实睡得很不踏实。除了心头那个激烈的念头常要梗得他猛一激灵外，从桥上开过来开过去的各种车辆，“突突”的车轮声和“嘟嘟”的喇叭声，每每在他刚要入梦时又把他震醒；加上咳嗽不止，有时直要嗽得涕泪横流，就更难让他能够安静地合一会儿眼。

因为砖窑烧的是煤，秋林最先就以为是煤烟让他咳嗽的；就想，咳嗽就咳嗽吧，干完这一年另找个活路算啦。经常在心里默想：这一年干下来，有好几千块钱呢。女儿已经上学读书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刚刚超生的这第三个儿子，要交上的两千元的罚款，都可以搪过去。如果再去找一个活路，难找是一回事，找到了也未必有砖厂的收入高。至关紧要的还在于，他打听到城里有一家弱智学校，等凑够了钱，说不定还可以把大儿子送到这儿来医医呢——只要把他医到会自己大小便、会用筷子吃饭就行。

何况，作为押金的那第一个月的工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下不要的——一千两百多块，够老婆用两年时间喂卖一头大肥猪了。

哪怕就在老板不让他回去的那两次，他离开的意念其实也并不坚决，过后反倒在少浪费一笔车费上找到了一点安慰，一如当初干得卖劲。

但咳嗽却越来越频繁。

有工友劝他，去医院看看吧，万一得了肺结核咋办？

他还是认为是煤烟的原因，说，就是煤烟呛的——我这身体，壮得很呢，你们一天有哪个比我推得多？

倒也是。到眼下为止，还真没有工友挣的工钱超过他。

直到上个月的一天，他看见自己每次咳出的痰里都隐隐有血丝，才一愣，抽空来到城边一家诊所，竟真检出了肺结核。

接下来，痰里的血丝越来越清唽，喘气也明显剧烈了，力气也一夜之间仿佛就不如人了许多。

这回倒是老板要请他离开了。

因为总是有工友一则嫌活路累人，一则也担心煤烟让自己患病，第一个月的那点工资不要也罢，只干一两个月就走人的也不少见。既然经常有人走，到第三个月的时候，秋林就把自己的舅子也介绍了进来。

与他一样，舅子也即刻就成了一个熟练工，第一个月的工钱比他的还多，可他却也只干到两个月就要走，倒不是嫌推运砖块的活路累人，而是刚来就受不得煤烟，一天都咳嗽不止。

砖厂老板平素是不劝留的，因为来找活干的一直不缺，走一个马上就会有人来填上，他也因此得以白捡了一些活路，何乐而不为？但对秋林的舅子，他却再三挽留，建议他干活时戴一顶口罩。

秋林也想象不出，口罩能够拦住煤烟在呼吸时被吸进，那么，也无疑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他的舅子，还是坚决要走。

实在要走，老板也无法捆住他的双脚，但同样是在刚进厂时就说过的，不能领走第一个月的工资。

舅子第一个月的工资比他的还要多几十块呢。

但见舅子咳得也确实难受，秋林也不好劝阻，就去央求老板，恳请他把舅子第一个月的工资发给他。因为舅子是他介绍来的，辛辛苦苦干却领不到钱，不管会不会在私心里面怨他，他都觉得是有责任的。

嗫嗫嚅嚅说出来后，老板睨他一眼，懒得答理。

很久他都奇怪自己当初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一改脸上的懦弱神态，粗声粗气地说，那我们就到工会去说。

秋林说的工会是城区去年才成立的进城务工人员组织联合会，说是负责专门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

砖厂老板却笑了。你们去吧，看他们能给你们拿个什么主意出来。

说去就去了。

两人好容易才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门口找到那块“进城务工人员组织联合会”的牌匾。仿佛也还对他们表现得客气，只是在听过二人的一番絮叨后，那个被介绍为“主席”的人，马上就拨出去了一个电话。

秋林隐隐听得的对话是：主席对着电话那头说，他引进的那家制砖厂，有打工人员来告他们克扣了工钱。

他也因此在心里将眼前这位主席叫作“小主席”，把接听他电话的那位主席叫作“大主席”，因为对方似乎管着眼前这位“小主席”。

事实上秋林进城不久就已经得知，近几年来，这里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招商引资方案，各部门是有任务的，完成得好领导就有奖，相反就免不了大会小会挨批评。

但他没料到这家砖厂竟然就是这里工会的“大主席”引进来的。

听得电话的内容后，秋林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他一时懊悔不已——怎么偏偏就想到来这儿说理呢？

不想“小主席”放下电话后，还是决定同他们去一趟砖厂。

秋林最初央求老板开给舅子工钱的条件就是，自己不是有一个月的工钱被扣着吗？他是不会走的。

只是老板说，你的是你的，他的是他的，要都走了，我这砖厂还怎么开？

“小主席”前来协调的结果，不过是让老板接受了秋林当初提出的那个条件：给舅子那一个月的工资发了，他一定在这儿干完这一年。

这是秋林和老板的第一次冲突。

从此老板就一直对他横眉竖眼来着。

进城之前他就和老婆约好：每个月的第二场，他就给某个电话亭挂一个电话回去，老婆定时来那儿接，告诉他钱是否收到。他再顺便问一问女儿读书还展不展劲，小儿子开始喊人没有，计生站还没来催交罚款吧，以及，老人们都好不好。

偶尔，他也会问问大儿子的情况——并不指望哪一次老婆就会告诉他好一些的消息，因此也就谈不上欣悦或失望。

已经十一岁了的大儿子，还不知道自己大小便，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喊得口齿含混。

儿子三岁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都以为不是什么大病，就先是烧了蛋来前胸后背地滚，没见效，再用了一些从左邻右舍问得的土办法，也依然没能把体温降下来，才急忙急慌背到乡卫生院。其实也是早想到了要去卫生院的，就因为听说并也不止一次亲历过那里的情形——看一个病要花很多钱是一回事，医生们对乡下人又总是没点好脸色，嫌弃得很，于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去卫生院的；万不得已去的时候，都不会忘了要给他们撮一撮花生、糯米或提几个鸡蛋去。自然，要背儿子去卫生院了，没有花生、糯米，也凑不齐十个鸡蛋了，想起家里还搁着一小罐给爹治风湿的蜂糖，就只得把那小罐蜂糖提了去。

医生们说，送来迟了，能够让小孩活下去倒是没问题，但患的是结核性脑膜炎，以后智力肯定会大受影响，弄不好还会出现肢体瘫痪、癫痫等严重后果。担心他们不懂什么是癫痫，就说是大家所说的羊角风，会突然昏倒。建议他们再到县医院去看看。

到这儿来都是一家人好容易才决定下来的，哪还敢再去县医院？

这就是秋林一直恼恨自己的原因——他就恨自己太没出息。当初要是早一点去乡卫生院，儿子未必就会患上脑膜炎；退一步讲，听了医生们的建议去了县医院，也说不定就能把儿子医好。

就因为心疼那两个钱。

就因为不舍得哪怕卖掉一列房子。

也还是到处找方子给儿子医了两年。是不是给儿子灌喂了两年各种药渣的结果不得而知，倒是没有见肢体瘫痪，也不见何时突然昏厥倒地，但智力“大受影响”却是确凿无疑的：五岁了都还不会蹲着大小便，也不能口齿伶俐地称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甚至智力还不如三岁的时候。

见儿子已经无药可救了，就在他五岁那年再生了一胎。

是个女儿。

秋林和老婆商量过，女儿就女儿吧，辛苦一点把她盘出来，让她读上书，习了知识和文化，养养自己的傻子哥哥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爹妈却唠叨不休，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以后女儿总要嫁出去，女婿懂理一点，或者还可以把你们养老，要养一个傻子舅子，怕不好说了——傻子也是个人，没衣没食的，不可怜？

说得两人耳朵边都起了茧，就在女儿也五岁那年再生了一胎。

终于是个儿子了。

但跟着就有计生站的同志撵来，说他们违反了计划生育国策，要罚款。还说，按理说，大儿子变成了傻子，他们有理由再生一胎，但也应该先去给他办个残疾证，再去申请个准生证才说得过去。两个证都没有办，他们也能够体谅，可是要生第三胎，就太没把计划生育国策放在眼里了。

要罚他们一千五百块钱。只是实在交不出，老远赶到这个偏僻山沟里来的时候，计生站的两个同志又都走得双脚都起了泡，是没有力气赶猪赶羊的，就说，这笔罚款肯定得交。要他们哪个时候凑齐了自己送到计生站去。

秋林就说明年吧。说，等翻年了他也出去打工，一定把罚款找齐了交来。

见秋林并不是耍赖的样子，就说，行。但要拖到明年，你就得交两千。

实在无法可想了，秋林就默默点了点头。

因此，把大年一过，秋林就真的外出打工来了。

无着无落的，他半饥半饱地在城边的各个工地晃荡了十来天。

就因为在城边的工地混过十来天，认识了几个乡亲熟人，他轻而易举就搞到了两节听说很有杀伤力的雷管。

他最先想的是炸掉两座砖窑。

炸掉两座砖窑，老板也谈不上有很大的直接损失，几千万把块钱的样子；但他要继续在这儿把砖厂办下去，就得费时耗材，加起间接的损失也很可观。而且，也极易操作成功，就制作一只小时候玩打鸟的弹绷，趴在一个高处把雷管对准窑口弹出去就是。

就去垃圾场刨来一节有韧性的橡胶，再把一小节铁管弯成半圆，两头系上橡胶，弹绷就制成了。还跑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熟悉了一下准手——小时常玩的把式，学起来毫不费力。

头一个夜晚来砖厂瞄地势时，他发现自己竟然忘记了那儿还有其他工友——同自己和舅子一样，砖厂的煤烟让不少人都咳嗽吐血了。有自己和舅子的例子搁在前面，没有走的就是舍不得第一个月的那点儿工钱，明知要不到也就懒得去要。工棚又都离砖窑不远，而且晚上也还有两班进窑出窑。就算能够找准进窑出窑的这个时间间隙，但砖厂要发生了爆炸，哪一个工棚都是很难幸免的。伤到了同自己一样苦命的工友，他发现自己还是忍不下心来。

他也幻想过：要是工友们哪一个傍晚都去逛城就好了。

可第二晚来到砖厂附近，他看到的还是每一间工棚都亮着灯光。

第三晚也是。

他就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但就在他第三晚来到砖厂时，住在城里的老板中途曾飙着他的小车回来过一次。

他立时又有了主意。

“A8A8A”——他觉得这个车牌号真有意思。

老板得知秋林患上肺结核后，就找到他说，你走吧——你不是两次三番要走吗？现在你可以走了。

脸色很厌嫌，语气很冰冷，他的心一时就像跌进了一个冰窟。

其实哪怕就是吐起了血，他也是没有半分松懈的——他总是想着多推一车，再多推一车，每一车都是钱啊。他要多找些钱去让女儿读书，去凑交罚款，有存余的话，再把傻儿子带到这里的弱智学校来看看。

就像农村人帮活路，主人家不仅要负责相帮人的一日三餐，要是帮忙过程中谁有了个大灾小病，也是会主动承担一些费用的。于是他最初还这样理解，也许是怕他突然病死在这里，赶快打发走算啦，也不过是出点小钱罢。

他就低着头站在老板面前，等着他作这样的表示。

可老板却转身要走。

他再一次胆气直冲，颤着声说：我是在这里得的病，难道要我自己医吗？

“你的意思莫非是要我给你医喽？”老板掉过头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肺结核是早就有了的，要不，你怎么刚来这里就咳个不停？”

他登时就觉得脑门气血直冲，跟着就“喀喀”地咳个不断，还吐出了两口鲜血。

两行眼泪也不知是咳的还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

老板坚决不承认秋林的病是在来砖厂以后才患上的，拒绝给付一分钱的医药费，还明确告诉秋林，他那第一个月的一千二百块钱也别想领走，因为他并没有做到他们协议说好的年底。

转身离去之前，老板又带着嘲笑的口吻说，这回你还可以去找工会嘛，看他们又能帮你出什么主意。

那一次来协调处理舅子工资事情的那位工会的“小主席”，秋林就眼看着在他坐上老板的小车离去之前，按照老板的要求又给引进这家砖厂的那位“大主席”挂去了一个电话，说老板要请他们去哪里撮一顿。

他因此当然不必再去找工会了。

他只是咬牙切齿说，老子要——杀——死——你！

老板像没听见一样。

秋林心里其实并不想真的杀掉老板。能够炸掉那辆车牌号“A8A8A”的小车是最理想不过的选择——这车牌号真好，他想。第一次在砖厂看见时，他就听得有工友满脸羡慕地说，那车值百把万呢。

但是看来，炸小车明显要比炸砖厂难得多。

首先是怎么才能靠近小车。

仅仅是靠近小车，或者也并不太难，因为仿佛除了北京和省城来的领导，小车都与人群隔开以外，偶或去城里逛荡时，他并没有见过有哪一辆小车是不让人靠近的，何况他当初就还曾亲手摸过砖厂老板的这辆小车。但是现在，自他恶狠狠说过那个“杀”字以后，老板似乎已明显提高了警惕，后来每来一次砖厂，就再不是他一个人了：下车后，一个人跟着他去处理事情，一个人就站在车门边，直站到他处理事情完毕回来重新坐进去。

即便如此，他还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乞丐——乞丐是哪儿都可以去的，除了一些华堂贵所。华堂贵所，也只是不能走进，但到它的旁边去遛遛却并没人能够限制。

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把雷管点燃了扔进小车。

要撵到城里去，他毫无信心，因为就算进砖厂前曾在城里晃荡过十来天，却都是晕晕糊糊的；而进砖厂后，就只去过城里三五次，都是工友一伙，到现今他都还摸不清东西南北，就更难找到老板的住处了。而且，到城里去炸车，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说，就算炸成功，也难免伤到更多的人，这些人都与己无关，炸伤炸死了他们，良心上说不过去。

那就等老板到砖厂来的时候吧。

只是，长到这么大，秋林觉得自己就还没有冒险地干过一桩一想起来就心跳不止的事。现在要干的这桩事，就是一想起来都会心跳不止。靠近车门了，旁边又明明虎视眈眈站着一个人，又怎么能利索地把雷管点燃再成功扔进？

而且，只要手指一触到已接好细细引线的两节雷管，他眼前立刻就会腾起一阵火光，跟着就有爆炸声震得耳膜发颤。想着自己或一起被炸得尸骨狼籍，或被抓住后在刑场上被枪崩得满身窟窿的情景，傻儿子的影像就会从脑海里浮现出来，让他情不自禁地打出一个战。傻儿子刚一晃过，正在小学一年级读书的女儿也蹦了出来；蹦着蹦着的，不满一岁还有两千块钱罚款等着交上去的小儿子，也趁势挤在了脑海中的屏幕上，还咿咿呀呀地仿佛喊出了一声“爸爸”。当然，他也想到了自己苦累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一次的爹妈，想到了和他一起同苦同乐生活了十多年的老婆。

想起这些，秋林的手就有些发湿，心就会犹豫起来。

可一回到他藏身的桥下，看着不远处烟雾弥漫被罩得朦朦胧胧的砖厂，他的心又陡然硬了起来。

不用装扮，几天下来，秋林的形貌看上去已经与乞丐相差不大了。但他还是再把脸涂上了一些灰泥，把头发揉得更杂乱卷曲，并搭上了一根茅花草。

因为远处近处有灯光稀稀落落亮起，秋林就看到砖厂老板的车从远处驶来；停在砖厂门口后，留下一个人站在车边，带着一个人进门去了。

他一身褴褛佝偻着腰向小车慢慢吞吞挪去。

看来是炸不成老板了。这就很好。就炸掉一辆小车，他也用不着赔命，坐几年牢，也轻轻松松让老板损失个百把万。

还没有靠近小车，站守着的那人就看出了他要靠近的意思，转过身来，把他远远地拦住，担心他去弄脏小车似的，不耐烦地一个劲把手挥着，嘴里恶狠狠一声吼：“搞哪样搞哪样？走开点走开点。”

一只手心里捏着两节雷管，一只手心里握着一只打火机，两只手心早就都湿漉漉了；耳边一声断喝响起，一只手心里捏着的打火机就骇得掉落在地。

才捡起打火机，砖厂老板已然从砖厂走了出来，与秋林弯腰却抬着的眼光一碰，稍一愣怔，似乎曾经相识，但仿佛也懒得去细想，就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眼光一碰的刹那，秋林竟没能忍住一个抖擞，火机又掉落在地。

再捡起来时，车子已一溜烟从眼前飙过去了。

望着“A8A8A” 一眨眼就在眼前的车流中消失得无踪无影，秋林就想，那就算了吧。炸掉了老板的小车，又怎么样呢？也许还得坐两年班房，要养一个痴呆，另两个分别才读小学一年级和不及一岁，还有两千块罚款等着交上去的三个孩子，老婆该是怎么的辛苦呢。还是回去，苦点就苦点，累点就累点，拼死拼活想方设法把已经读上一年级的女儿和快一岁的儿子盘出来——有两个妹妹弟弟，傻子哥哥将来总不会太缺吃穿的。

但是得先把病治好再说。

晚上，在桥墩下躺了好久，秋林始终无法入睡。从桥墩半壁的一个凹凼处取出那两节雷管和打火机，他又爬上桥来；爬上桥来，他竟不禁一阵狂喜——天哪！“A8A8A”！那不就是砖厂老板的的小车？

秋林并没在意以前的天空怎么不像今晚这般漆黑，而且他似乎也不担心自己跑得噔噔响的脚步声，几大步就蹽到小车跟前。同样本应让他感觉奇怪却并没有让他感觉奇怪的是，砖厂老板就偏偏还呼呼大睡在车里，一边的车窗还开着一条缝。从从容容地，秋林一手举着那两节雷管，一手掏出打火机，“咔嗒”一声点上，向车窗缝里沉着一丢，再转身慢腾腾迈开了步子——

“轰！”

可直到他重新爬进桥墩躺下，也一直没有传来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他忍不住气愤起来，决定再爬回去看看。但他确乎过于激动了，起身一跃，头就撞在了坚硬的桥墩上。

醒来时，秋林觉得一边头颅生疼——看来，刚才真是要在梦中翻爬起来的。

也好是在做梦，因为他确实没有要将老板一起炸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