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反思之“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思考

胡安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10420）

“纯文学”反思之“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思考

胡安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10420）

80年代提出的“纯文学”观念，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繁荣，消费文化的大潮逐渐淹没了“纯文学”的阵地，繁华过后，人们纷纷开始对“纯文学”进行反思，寻找“纯文学”新的发展可能性。本文旨在梳理“纯文学”在发生、发展前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分析“文学政治化”的历史合理性、“文学去政治化”的历史必要性以及“文学回归政治”的时代新要求，以期探求“纯文学”未来发展之出路。

“纯文学”；反思；“文学与政治”

“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大概是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针对50-70年代文学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倡导文学要脱离政治的束缚，回到其文学本身。在80年代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浪潮中，“纯文学”迎来了它辉煌发展的时期，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种时尚，红极一时。然而，随着90年代的到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消费文化的普及，“纯文学”的处境遭遇尴尬，面临着被市场和社会双重“边缘化”的危机。

近年来，人们开始对“纯文学”进行反思，特别是当年倡导“纯文学”的那一批学人，纷纷撰文反思“纯文学”的当代处境，寻找“纯文学”的新出路。在对“纯文学”的反思批判中，很多人认为，是80年代“纯文学”强调的文学的“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以及对于语言和形式等的绝对追求，导致了90年代“纯文学”的发展局限，使得90年代的文学无法介入现实，从而失去了文学的生命力。其实，反思“纯文学”的关键在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很多人却认为“纯文学”在90年代的发展危机是因为通俗文学的泛滥引起的，这里就犯了概念混乱的错误，“纯文学”并不是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的，它的对立面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纯文学”的提出初衷就是为了让文学和政治分家，这里的关键词是政治。因此，反思“纯文学”，关键的是要厘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目前而言，对于“文学”层面的反思已经比较深入和充分，而对于“政治”的反思力度还远远不够。或许，我们在反思“纯文学”的过程中，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厘清文学曾经政治化的历史合理性，明晰80年代“纯文学”去政治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90年代以来文学重新介入政治的时代新要求，从而挽救“纯文学”的危机处境，重新唤活文学的生命力。

一、文学“政治化”的历史合理性

中国自古以来，文学与政治就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古代，文学与政治是不存在紧张对立的关系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古人看来，读书就是为了走入仕途，实现自己政治上的抱负（当然，很多人也不无纯粹“做官”的考虑）。从“文以载道”“诗言志”等等说法中也可以看出，那时的文学与政治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对立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这个对立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正如旷新年所说的，“对于文学与政治或文学与启蒙关系的透彻理解应该深入地返回到现代文学发生的具体历史过程。”1“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特定历史话语建构的结果。

文学与政治的结盟是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结果。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化，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大众的意识中，为了启蒙大众，唤醒民众的沉睡状态，挽救民族危机，左翼人士开始利用文学这个武器，以期唤醒民众，从而挽救危机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代表人物是鲁迅，他用尖锐的文字戳痛中国人的神经，成为中国启蒙的先驱。根据竹内好的分析，鲁迅的文学观是“文学是无用的”2，鲁迅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3所以，鲁迅认为文学对于政治是无力的。而“竹内好认为，正是深刻的文学性造成了深刻的政治性，文学正是将自己独立于政治才具有真正的政治性。”4竹内好说：“‘文学文学’的瞎喊和认为文学‘有伟力’，他都否定了。这不是要说文学与政治无关。因为互不相干便不会产生有力或无力的问题。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称为文学。……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对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5这应该是30年代左翼话语时期，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最好的诠释。

到了40年代的抗战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了。在毛泽东文艺观的指导下，文学开始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工具，成为宣扬共产党政策的手段，成为团结人民大众的有力途径。联系到抗战时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艺策略也是可以接受的，文艺参与政治，为政治服务，政治反过来促进文艺的发展。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说过，“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6从毛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很符合当时抗战的时代历史语境的，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口号在执行的过程中开始变得简单化和绝对化，文艺逐渐的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而到了“文革”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走向了极端，成为了僵化的教条。

至此，文学与政治“和平相处”的关系走到了尽头，曾经的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代的特殊语境赋予了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然而“物极必反”，随着历史的翻页，新的时代语境出现，文学与政治也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

二、文学“去政治化”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70年代末，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文学进入了“新时期”。由于新一轮启蒙主义的盛行，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加上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自由、个性、人性等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开始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呼吁为文学减负，要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纯文学”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对于文学“非政治化”的界定和完成，旷新年在《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中是这样表述的：“1982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22期将列宁的经典文献《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翻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新译并非无人质疑），通过将‘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言论领域从‘出版物’中分离出来，确认了‘创作自由’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出版物仍然是政治的，因此必须是属于党的；而文学则可以是非政治的同时也可以是非党的。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霸权的生成与《红旗》杂志对于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这一经典文献的重新翻译有着直接联系，也就是说通过它而对于文学重新进行了定义，将文学从党的出版物分离出来。文学的非政治化是这样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如此地界定和完成的。”7旷还说：“如果将‘纯文学’看作是一种纯粹文学内在的要求，而不将它与当时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如果失掉了这一历史脉络，我们就失去了对于‘纯文学’的正确理解。”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的“去政治化”在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显然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当时“纯文学”强调“去政治化”，强调“文学性”其实也是一种策略，主要的是对官方的高度政治化的文学观念的反抗，于是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成为作家效仿的对象，文学开始抛弃内容转而关注形式技巧方面，尤其是80年代中期，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相继出现，造就了“纯文学”的繁盛局面。

在80年代特定的语境中，文学的“去政治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如蔡翔所说：“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意识形态不会有如此复杂的认识。那个时候，我们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控制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同时也控制了文学写作，使文学仅仅成为某种政治主张的‘宣传机器’，而所谓的‘再现’，只是再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图像而已。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当时‘纯文学’强调的‘非意识形态化’显然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它借此拒绝了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从而使文学得以独立地表达当时时代的声音。”9只是“纯文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繁华景观，越来越显出其局限性。因此，对“纯文学”进行反思批判对于未来文学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文学“回归政治”的时代新要求

“纯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的繁华之后，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成为新一轮的时尚，“纯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局限性也越来越突出，甚至成为新的阻碍文学发展的“僵化教条”。正如南帆所说：“可以看到，‘纯文学’的概念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网络之中产生了批判与反抗的功能。这个概念从另一个方面切入了历史。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就在这个时候启动了。这个概念发生了影响之后，‘纯文学’开始被赋予某种形而上学的性质。一些理论家与作家力图借用‘纯文学’的名义将文学形式或者‘私人写作’奉为新的文学教条。他们坚信，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这个时候，‘纯文学’远离了历史语境而开始精心地维护某种所谓的文学的‘本质’。”10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11因此，南帆呼吁，“我们没有必要用‘纯文学’的概念锁死文学，锁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多条通道。”12

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已经与80年代完全的不同了，“纯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固执的坚守着所谓文学的“纯粹”本质，从而使得“纯文学”在90年代脱离大众，拒绝进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领域，这样，“纯文学”就很有可能沦为孤芳自赏的“清高文学”。

那么，在反思过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蔡翔给出的启示是：“一个概念必须依赖其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一旦时过境迁，这个概念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外延和内涵，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教条……。同样，当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当初‘纯文学’概念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的历史语境也已发生极大的变化（比如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圣化），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自囿于‘纯文学’概念，并且拒绝历史新的‘召唤’，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的教条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13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中也说：“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九十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14根据他们的说法启示，“纯文学”在90年代及其之后的语境中发展的新可能就是要接受历史新的“召唤”，接受时代新的要求，重新担负起文学介入现实的使命。

“纯文学”在80年代抛弃政治的做法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而到了90年代，时代语境变了，“纯文学”依然固执的抛弃政治，连带着抛弃与政治相关的一切，这样“纯文学”就抛弃了人民群众，脱离了时代，远离了现实，留守住的仅仅是个“纯”字而已。而“纯”的表现就是远离政治，远离意识形态，只关注其自身。这样的“纯文学”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封闭在自设的牢笼中。

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社会性的，文学既然要关注人性，就不能将自己束之高阁，“纯文学”不应该只是一味向上的，适当的也应该要向下看。找到与“底层文学”的相关性，重新拥抱政治（此处的政治相当于广义上的社会），介入现实。正如李陀提出的“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15我们的文学需要重新“向社会发言”，需要重新关注人民的命运，关注时代的发展，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人民的文学。同时，如张宁所说，文学依然需要“看守人”16，来守住文学的生命活力之根。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了解到文学曾经与政治结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文学与政治的脱离也有它时代语境的必然性，如今，文学要重新回归政治正是时代对它的新“召唤”。如此这般，方能重新唤活文学的生命力，文学的发展才会有崭新的未来。

注释：

1.4.7.8.旷新年：《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5.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3页，第134-135页.

3.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5-866页.

9.1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10.12南帆：《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辩》，《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

11.列宁：《列宁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2页.

14.15.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16.张宁：《现代传统、公众期待与文学的内部秩序》，《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