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命薄 无关风月
——以香君为例分析《桃花扇》中的经典女子形象

⊙郭 婷［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桃花命薄 无关风月
——以香君为例分析《桃花扇》中的经典女子形象

⊙郭 婷［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桃花扇》中李香君“节”“义”双全的形象已成为文学经典，香君形象背负了太重的文人想象和幻灭意象的“包袱”，成为文人笔下的“贞女”，而非“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剧形象是来自个人的贞烈和不屈性格与政治和教化的碰撞，是时代的牺牲品。

《桃花扇》 李香君 “节”“义”

一曲《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侯方域、李香君的爱与悲在民族存亡之际，将爱情与历史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更增加了一份悲剧效果。如章培恒在《中国文学史》中所说：“在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附性的历史状态下，某种群体价值的丧失便更直接导致个人价值的丧失，这造成了人生的不自由和巨大痛苦。”侯李的爱情拥有感动人心的巨大魅力，跟主人公身在乱世，饱受分离飘零之苦紧密相关，二人历尽曲折，风雨飘摇，最终得机缘巧遇却双双入道的悲剧结局，使故事由始至尾都晕染着凄美的色调。李香君的品性高洁为世人赞颂，她的一系列义举是升华二人爱情感人力量的重要因素，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位经典女子形象。

一、悲凉爱情背后的性格悲剧

《桃花扇》中李香君“节”“义”双全的形象已成为文学经典，但是香君的形象虽感人却不够饱满，完美到极致却有不够真实之嫌。香君的形象背负了太重的文人想象和幻灭意象的“包袱”，使人物显得失真，成为文人笔下的“贞女”，而非“秦淮名妓”。而从香君的形象的塑造上亦可窥见中国妇女在文学史上的话语权地位。

香君感人之处莫过于重情和节烈。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始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好事，香君的歌妓身份决定二人的相遇只是文人名士巡游烟花之地，寻找红裙陪伴作乐而已，充满旖旎之气。在如此国运叵测的背景下，金陵依然浮华靡靡，颓败中预示了悲凉压抑之气，名流佳丽注定要历尽风雨酸辛。香君为着这样的梳拢客，竟在侯避难离去后立志为其守节，抛开歌妓的旧生活，禁足不下楼，“洗粉黛，抛扇裙，罢笛管，歇歌喉”。这是古代妇女的贞烈观，体现在名妓身上更显可贵。侯方域走后杳无音信，香君独守空楼，独自伤叹，凄惨悲凉。而日子愈发凄苦，就愈发映衬出其志如寒梅高洁性烈。“拒媒”一出，无论是杨龙友三番相劝、卞玉京等软语告慰，还是郑妥娘等撒泼耍狠、恶语相逼，香君都不为所动，其志一也。在这一群人中，香君如莲般纤尘不染，光是这一点足以打动人心。而后来的宁死不从，血染桃花，则是其形象的最动人处。“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这不仅是香君单纯的守节，更是下层人民对于贪官恶霸的顽强对抗，国之将亡，女子也愤然。在这女子的守节过程中，不断穿插的是兵荒马乱的离乱大背景和恶霸权势相逼的危机，一边战事不断告危，南京城眼看朝不保夕，南朝小朝廷腐败坍塌成势；一边近在身边的是恶绅勾结，内讧不断，压榨平民，巧取豪夺。在这一远一近的背景熏染下，香君瘦弱的身影更显得孤零，无依无靠，就如同中国的水墨画小大对比的意境，中国式的悲剧意味更浓更凄美，也更让人有所感。女子苦守的爱情与幸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渺茫叵测。有了不断穿插的实事景象，香君的爱情已不再单是夫妻分离的苦，还有民族兴亡在背后操纵着人物命运起伏，人物在大背景下的遭际自己无法掌控，充满无常之感。这样的爱情早已超越了传统戏剧的“十剧九相思”的体裁，更添了历史沧桑和兴亡更替的悲凉感。

香君是与众不同的。她与以往的才子佳人戏中的旦角们一样，都有从一而终的贞烈观，但更多了一份对于大义的凛然态度与刚烈气性。“却奁”“骂庭”就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两出戏。香君面对钱财能保持清醒头脑、立场坚定，当侯方域差点为杨龙友说动时，香君一翻道理：“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处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兰香傲骨铮铮，此处的香君似有着文人气节。而饱经罹难相思苦，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天下萧条的惨景后，香君对马士英一干贪官恶吏更是痛恨，骂庭一举，酣畅淋漓，更道出了文人心声，骂尽恶绅，实则也道出南朝灭亡之本。

香君的形象通过最精彩的几出，已构建起一位令人尊敬和喜爱的女子形象，但是却缺少了些厚重感，甚至有些不合理。香君“却奁”中性格就显突兀。“传歌”一出里，香君并无多少言语，娇羞青涩，一副我见犹怜的古典美女样，然而在“却奁”里却显现出女豪杰的风度，羞于开口的她犀利地指出杨龙友出箱笼的钱资来源可疑，当得知原委后竟当众给龙友难堪，这就显得性格变换有些突如其来，有些不合理，试问一个秦淮歌妓待人接物会如此吗？当然，从艺术的角度看，香君若非如此就不会显得可贵了，这样给读者的冲击力是强大的，符合文章主旨，但却与文章内在的逻辑结构产生矛盾。再是“骂庭”，香君的气性，前文已奠定，可是读者还是不得不为香君的勇气所服：看到马士英、阮大铖这一干人等，香君想到的竟是这正是骂他们的好时机。这样的胆气，比敢怒不敢言的一般平民，甚至是集结殴打阮大铖的复社文士都要高多了。但这哪里还像那个苦等丈夫的弱女子的举动，即使她有以死拒婚的勇气，难道竟真不惜性命，不打算等侯郎了吗？虽然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却总有缺乏真实的感觉，而更多以艺术为先了。

二、政治与传统教化的牺牲品

王季思在《〈桃花扇〉校注前言》中具体分析了民族飘摇下侯李的爱情，他认为李香君十分倾慕东林复社文人，这暗示了侯李的结合“除了男女双方在才华、容貌上的相互倾慕之外，还有在政治态度上互相影响，这是在《桃花扇》以前的儿女风情戏里所少有的”。此观点也为众多学者所接受，认为香君与侯的结合，是出于政治上的追求与仰慕更多，香君的表现体现了女子的政治热情。然笔者对此还是抱有一丝疑义。若说显现出香君的爱国情感或政治热情便未可知，因为她口中所说并非民族大义，而更多是作为下层平民感受到政乱对于平民的迫害，痛恨强权恃强凌弱的反抗心理，而她自己作为被欺侮的对象则体会更深。这说明她的正义感和反抗性强。但香君的爱情最终幻灭，成为政治、权利的牺牲品却是不假，除了达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目的外，也看出了文人笔下女子声音的缺失。

香君的形象显然是文人想象出来的。香君承载了封建文人对于传统妇女的“节”的操守的要求，这是首先她能打动人的。由于书写权的垄断和儒家道德纲常伦理的限制，女子的话语权是被剥夺的，文学作品中的女子完全是失声的，就像“闺怨”永远被关在窗格内，只有假借文人之手道出。孔尚任这样的文人在看女子时恐怕是一种审视的角度，不免按照道德伦理，想象出这样一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标准的女子形象。我们看到香君的话语其实并不多，只有在体现品性的关键处才发出激烈人心的言语，戏曲为了将爱情始终与兴亡结合，花费大量篇幅描写内战的场景，交代左良玉、史可法这样的忠臣奋力御敌的经历和朝廷内部的黑暗腐败、馋臣恶绅欺压百姓的背景。

而女子作为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却完全被扼杀，香君与侯方域都没有背叛对方，也无其他方面的势力阻碍，为何不能终得圆满？为何双双入道？作品的结局是为将这种大环境破灭下的兴亡之感抒发出来，但是香君的入道从更深层次看，是女子个体命运在政治、权力和传统教化下的自我牺牲和被战胜。李香君出家，被冠上民族飘摇爱国救亡的意识，似有生硬之嫌。香君苦等的目的就一个，既嫁其夫便希望携手同老，追求幸福。然而却在盼到的一刹那，遁入空门，抛却了一切前尘往事，令人唏嘘不已。国之不存，个体何来幸福可言？飘零到底终归幻灭，文章的“兴亡之感”由此升至最高，这是作者的思考。通过侯李的离合为线索串起南明王朝风雨飘摇中颠沛流离的人们，随着南明灭亡轰然倒塌，爱情不复存在。国在哪里？家在哪里？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女子的命运在民族大义前彻底失去了个体性，之前香君拒婚、骂庭、苦等是对爱情的忠贞，更是对个体幸福的追求，然而却因为这民族大义而被摧残。侯李最后完全可以结合，但是若抛开国，何以为家？归因到底，皆因作者要表现的主题：“《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笔者认为侯李的悲剧，不如说是香君这样的女子的悲剧命运令人可惜，桃花命薄，无关风月。

当然，对于香君这一形象的解读，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尚任对这一女子形象的刻画是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的，始终为主题服务。《桃花扇》中的很多描写似乎与后来的《红楼梦》有神似之处，这又是对于《桃花扇》的另一层面的研究了。

[1]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 骆玉明，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 胡雪冈.孔尚任和《桃花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徐振贵.孔尚任评传[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5] 中山大学中文系.论古代戏曲诗歌小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6] 王季思.《桃花扇》校注前言[J].文学研究，1957（1）.

作 者：郭 婷，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