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约与建构
——《讲话》指引下的延安时期文艺

⊙张纪鸽［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规约与建构
——《讲话》指引下的延安时期文艺

⊙张纪鸽［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近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延安时期的文艺作为战争时期的战斗武器，反映了当时解放区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作为当时的政治话语体系，延安文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规范了当时、甚至以后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

延安文艺 战斗武器 意识形态 政治话语体系

延安文艺通常指1935年10月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移驻陕北至1948年春党中央离开陕北的这段时间内，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在这长达13年的时期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文艺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丰富的多样性。延安文艺的发展有多层次的原因，它不仅是汇集在延安的革命志士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它是延安时期革命的需求。本文将分析延安时期文艺思想在中国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

一、文艺作为战斗武器

延安时期的文艺首先是作为战斗的武器而存在的。毛泽东对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意见，他相信要达到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胜利，就一定要“文武双全”“枪杆子里出政权”，它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也可以凝聚战斗力量。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笔杆子”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了“枪杆子”对于战士的作用，成为抗日战争中鼓舞士气、凝聚民族力量的有力武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翌日，毛泽东同志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文艺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了战争的秩序。面对空前的政治危机，中国共产党及时改变了知识分子政策，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明确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与蒋介石强调的“要求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以求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平等，以求民族的平等”，要“服从家长”“服从各级政府”“服从领袖”的统治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对于为了革命理想而来到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与知识分子而言，真实的延安与解放区使他们不得不去思考另一个问题：在战争的背景下，文学的作用究竟如何体现？为此，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及时对这样的疑惑进行了解答，强调了“笔杆子”的重要性。1936年11月，延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时候，毛泽东在会上讲：“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的很少。”1938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鲁艺师生的讲话中生动地阐明了有关抗战文艺的问题和文艺的作用，他说：“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1940年6月9日，延安鲁艺举行建院二周年纪念大会，前来致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朱德的这一番话不只反映了当时延安文人在延安的积极的生活和创作的状况，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的期望，期望文艺创作能起到和“枪杆子”一样的作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对革命文学艺术运动在战争时期的作用的看法：“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把文艺和革命斗争同等对待，充分说明了他作为党的领袖，对于革命的文艺作为战斗的武器的作用的肯定。

二、文艺作为文化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把革命的文艺称作“笔杆子”，并将其与“枪杆子”同等看待，足以说明文艺作为战斗的武器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并不只是为了唤起人民大众的战斗热情、作为战斗武器而存在，无论它如何与全民族的抗战联系起来，不论战争赋予了文学艺术以怎样的政治使命，延安文艺始终保持了它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艺术魅力。

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艺成立时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曾在各种场合提出了对作家的种种期望，甚至亲手绘制文学的“蓝图”。他的言行不只表达了他作为政治领袖对文艺作为政治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需求的认识，同时也表达了他作为一名文人对于当时文学现状的不满与担忧。毛泽东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他本人就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种文学主张的践行者。毛泽东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他以现实政治斗争为背景，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试看天地翻覆”，再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程，展现出他“革命豪放派”的激情。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大量聚集，使得延安不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之都，延安俨然成了各种文艺社团不断兴起、不同文艺形式不断涌现的文化之都。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在延安已经存在着“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等文艺团体，同时也出现了延安合唱团、延安作曲者协会等音乐艺术组织和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部队艺术学校（“部艺”）等教育、研究机构。这样的文化队伍，不只创作出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创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文艺刊物，丰富活跃了边区人民和党员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改变着当时延安革命队伍的结构，从精神和世界观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支队伍的素养。

三、文艺作为政治话语体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延安时期文艺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延安时期的文艺不只在战争时期起到战斗武器的作用，在生活中表达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意识形态，还因为它构建了新的政治话语体系，规范着这一时期文艺的发展方向。

从1937年到40年代初期，大批知识分子怀着革命的理想和抱负从全国各地汇集延安，但是延安的现实似乎与他们的理想有一定的差距，于是“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一股批判延安现实的创作浪潮，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显然不仅旨在解决具体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着眼于建立一套合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艺方针和文艺规范，以便更好地指导文艺未来的发展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趣味和走向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这种看似自然的对文学和文化趣味的选择既是审美的，也是政治的。不同阶级的人们无不在为自己的审美趣味辩护，不遗余力地抗争，而统治阶级则通过重塑和改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来进行合法权利的统治。所以审美趣味的选择既体现着意识形态性，又体现着政治功利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的毛泽东从来都不否认文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他在《讲话》中拒绝“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就毛泽东本人的文学趣味来讲，他似乎更偏爱古典的、纯文艺的东西。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说他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忻中在《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中称：“仅从现存的毛主席阅批过的书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他除了终身忘我地研读马列著作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但是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他很自然地将一切工作、学习纳入政治轨道。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决定文艺的性质与方向的问题，它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必须反映当时当地的生活，体现更广大人民的需求和意志，也更符合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时局的要求。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便是一场从思想上、精神上对文艺创作者进行规约的运动，毛泽东的《讲话》即是规范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讲话》发表之后，延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风貌。延安文人“清洁精神，洗心革面，心灵澡雪，脱胎换骨”，文字对于这些决心要改变自己的文人来说，无异于锄犁之于农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的作用是用来写工农兵，书写光明，要“把抗战中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现实生活反映出来，使人能看到中国进步的面目，看到抗战的光明的前途，看到妨碍进步的恶势力的丑态及其必然没落，并因此鼓舞人的勇气，鉴定人的战斗决心，指示人们战斗的方向”。

文艺既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讲话》的发表使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与当时中国实际相结合，满足了当时延安文艺消费群体对艺术的需求，成功地以政治权力介入的形式改变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唤醒了当时受压迫者的阶级意识，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获得了更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行使了它作为政治话语体系的使命。

[1]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5] 丁玲.丁玲文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6] 朱鸿召.延河边的文人们[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本文受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延安时期文学思想与同时期英美战时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资助，项目编号：12JK0256

作 者：张纪鸽，延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