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身份认同的焦虑
——由刘高兴的肾说起

⊙闫文菲［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农民身份认同的焦虑
——由刘高兴的肾说起

⊙闫文菲［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推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他们越来越被社会各阶层所关注。《高兴》便是贾平凹饱含着对城市底层农民工的关怀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作者笔下，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透过对这一意象的分析，可以探寻其现实意义和文化隐喻，并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境遇及身份焦虑进行思考。

《高兴》肾 城市 农民

新时期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时期，许多埋藏依旧的社会问题，往往会在此时浮出水面。一直以来，中国社会中都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划分，最显著的划分无异于城市人和农村人。城乡差异的日趋明显，使得农民与城市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使得农民成为了人们视域里的社会底层。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农村与城市的空间距离被空前缩短，城市对农村的吸引更加直接强烈，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走进城市；然而，他们不知道，进入城市的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角落，即使进入了城市，他们依然无法成为城市人，仍旧只能挣扎在城市的底层。而在有了身边城市人“高层”的对比之下，这个“底层”更变得像是一个黑暗的深渊。社会为这深渊里的人取了一个尴尬的名字——城市农民工。

2007年，贾平凹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他的长篇小说《高兴》，这部小说描绘的正是这群城市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在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以刘高兴、五富为代表的一群进城拾荒的农民，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寻求生存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群在深渊中挣扎的人们的生活世界，通过一个个啼笑皆非最后让人心酸的故事投射出了拾荒者们的精神图像，以及他们的命运交错与心灵变迁。在整部小说中，除了刘高兴、五富等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之外，还有许多具有丰富意蕴的意象，其中一个意象在小说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贯穿小说始终，在整部小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就是那颗先于刘高兴进入城市的“肾”。

一、刘高兴的肾

肾，在中医上一直被视为人体生命存在发展的本源，明代名医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就明确提出了“肾为先天本论”①。中医医理上认为，人体内的五脏皆与五行相对，肾对水，乃是“天一之源”②,而后“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脏既成，六府随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③。由此可见，肾是人体存在的本源，有了肾才有了五脏六腑，有了四肢百骸，人才能够存在于世。并且，肾藏精，而精气是“人体生长发育以及各种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④，可见，肾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西医对肾脏的研究也同样支持着中医上的这一观点。西医认为，肾脏有两大功能：第一，“肾脏是‘生命工厂’，能够产生很多与内分泌代谢有关的激素，与调节血压、生成红细胞与骨骼代谢有关”⑤；第二，肾脏是“净水机”⑥，能够过滤血液中的杂质，并将其通过尿液排除体外。肾脏的这两个功能都说明了肾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肾就是人体发展和存在的源动力和发动机。

在小说中，正是刘高兴的“肾”将整个故事的引擎发动起来了。农民刘高兴为了能娶一房媳妇，便把自己的肾卖给了西安市的城市人。故事便这样开始了，卖肾之后，刘高兴就觉得自己与西安这个城市有了亲密的联系，并对西安产生了深切的向往。后来，婚事告吹之后，他便离开农村来到西安，找到那个移植了自己肾脏的西安老板便成了他在城市中艰难生活的精神动力和生活支柱。当他知道韦达很可能是那个大老板的时候，他对韦达一见如故，产生了莫名的亲近感。但是，命运同刘高兴开了一个玩笑——韦达移植的是“肝”不是“肾”。最后直到小说结束，刘高兴都没有找到他被移植的那颗肾，所以在五富死之后，他依旧没有离开城市，在城里踽踽独行，找寻他的“城里兄弟”⑦。

刘高兴的这个被卖掉的“肾”不仅仅只代表了刘高兴为了娶媳妇而付出的代价，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肾”是刘高兴的身体中与生俱来的器官，是刘高兴得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个体的“先天之本”，是“刘高兴”这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在刘高兴长大了要娶媳妇的时候，却将它出卖，这种出卖既是可怜的又是可悲的。可怜刘高兴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器官才有钱娶得一房媳妇，可怜他只有通过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才能实现像娶妻生子这样的人之常情的愿望。但同时这种出卖又是可悲的！为什么刘高兴出卖的不是心、肺其他器官呢？因为那些器官都太重要了，失去了便会危及生命。也许在刘高兴心里肾已经是个不那么重要的器官了，他没有意识到“肾”才是生命本源之所在！用这样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器官就能换到娶媳妇的能力，这笔买卖是划算的吧。他认为把肾卖给城市人对肾来说也是个好去处，所以自始至终，刘高兴都没有后悔过卖肾的这个决定，甚至还为自己的肾有幸被选中而洋洋自得。这是一种无知的可悲啊！然而在失去了之后，他却突然对这颗被出卖的肾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无时无刻不想着它，甚至对那个移植了这颗肾的素未谋面的城市老板也产生了深厚的亲近感，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城里兄弟”。

二、“肾”的现实隐喻

其实，农民都有这样的一颗“肾”，这颗“肾”是“农民”这个人类群体得以出现的本源，也是这个群体得以生长发展壮大的源动力。这就是农民的土地！有了土地，才有了农业生产，有了农业生产，农民才随之诞生。农民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土地给了农民食物，给了他们生存发展的动力。土地是农民的生机所在，是农民生活的起点和动力，因此说，土地就是农民的“肾”！然而，当现代化的影响辐射到了农村，农民们看到了城市的富裕和繁华、舒适和便捷，慢慢地被这些蛊惑了。经济上的弱势让他们对城市产生了憧憬和向往，土地的给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当城市主动靠近他们的时候，农民们没有太大反抗就放弃了自己的“肾”，将土地以绝不相称的代价让给了城市。在这些土地变成了城市的铁路、高速公路或者是工厂厂房之后，农民甚至觉得与有荣焉，自己的“肾”也算是有了个好去处！农民天真地认为这份交换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能够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但是结果是怎样的呢？

结果是，刘高兴并没有因为卖了肾就娶到了媳妇，“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刘高兴最后得到只是那两间并没有什么意义的新房和对城市的亲近和迷恋。而当土地变成高速公路之后，农民得到的只是一条更为快捷的前往城市之路，而不是城市认可的“城里人”的身份。城市对“肾”的接受给农民带来了假象，农民以为城市既然接受了他们的“肾”，那么对作为“肾”的原主人的他们也应当是被接受的。所以刘高兴义无反顾地带着五富来到西安，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了城市。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刘高兴没有看到自己的肾是经过怎样的精挑细选才被选中的。农民们也不知道城市是带着多么挑剔的眼光来筛选着他们的“肾”。他们不知道在城市的眼中，有价值的只有那颗“肾”，而“肾”的原主人是谁，与它没有半点关系。对于城市来说，“肾”并不是连结城乡的纽带，而是一件可供挑选的商品，一旦银货两讫，买卖双方就再不会有任何亲密的联系。

由于显著的城乡差异，使得农民骨子里就有着对城市的向往，所以在农民以为有了“肾”这一纽带之后，农民便觉得终于能够与城市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了。这时的他们被这一喜悦冲昏了头脑，他们看不到城市的谎言和自己的可悲。刘高兴因为这颗捐献给城市的肾，所以觉得自己“活该要做西安人”。他在刚来到的西安的时候，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城市，因此他为城市捡拾街道上被风吹散的垃圾，在城市的桥墩上写上“禁止大小便”的标语，他为维护这个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做了所有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他也发出过“一样的瓷片，为什么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则铺在厕所的便池里”这样对命运不公的诘问，但马上他就以“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式的自我安慰安抚了自己愤愤不平的情绪；不管城市人如何漠视、轻视，甚至侮辱他，不管城市对他拒绝的姿态是多么彻底，他都未曾因此怨恨过城市，就像他对五富说的“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刘高兴接受了这不公的命运，忍受着这些虐待，为的就是这份认同。

这份认同同样也是无数进城的农民工渴望得到的。为了得到城市的认同，进入城市之后，他们积极地改造着自己，他们急于改变自己在农村的生活方式，尽可能的像城市人靠拢。他们从穿着到举止，都在不断地向城市人学习，力图通过改变这些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同时，他们还向城市人学习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就像刘高兴那样，即使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甚至食不果腹，他也总是坚持在闲时吹吹箫，看看收来的旧报纸，甚至可以奢侈一把，到芙蓉园里旅游一番。农民只能这样靠着自己盲目的尝试，来摸索城市的认同之路。他们试图改变自己的农民意识，试图以城市文明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跌跌撞撞地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里努力着。但是，他们没想到城市的拒绝是那样的顽固，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努力，城市依然对他们不屑一顾！农民们失去了自己的“肾”，受到城市的吸引来到城市，接受了尴尬的“城市农民工”身份，最后的结局却像黄八说的：“咱把力都出尽了，狗日的城里人还看不起咱！”“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弃的方式拒绝着他们。”⑧

即使被如此拒绝着，刘高兴还是坚持留在西安，不是他不愿离开，而是他不能离开，因为除了城市，他已经无处可去了。五富的死正象征着进城的农民回归农村的无望。所以，失去了“肾”的刘高兴只能留在城市，汲汲寻找他的“城里兄弟”，等待着他的“兄弟”认同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亲情。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更是无法再回归农村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农村赖以生存的“本”，没有土地，农民还算什么农民呢？所以，他们只能留在城市，只能接受“城市农民工”这个尴尬的社会身份，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苦苦努力，期待着不知何时会到来的城市的认同。

三、对现下农民生活境遇的思考

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财富的积累，使得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物的包围”⑨，中国社会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变，身在农村的农民也开始受到影响。一直以来靠土地吃饭的农民在消费时代迅速显示出了相较于城市的弱势地位，农民们也看到了城乡的悬殊差距，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成了他们亟待追求的生活目标。所以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了一名打工者。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的外延不断扩展，农村渐渐成了城市的“重工业区”，城市里不容存在的大型工厂进入农村，农民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这也使得越来越多无地可种的农民为了生计，被迫离家进入城市打工。农村开始出现“空巢”的现象，而城市却“人满为患”。

在这种境遇中，农民面临着多重的生存窘境，如经济的弱势、教育的缺失等等。但在其中最主要一点应该就是社会身份的认同问题。进入城市的农民，往往成了人们口中的“城市农民工”，所谓城市农民工指的是户籍在农村却在城市里工作的人，他们的社会身份既不是农村的农民，又不是城里的工人，这种社会身份的尴尬使得他们在社会上失去了归属感，而归属感的丧失会给他们的心理上造成一系列的问题，进而影响他们自己的正常生活，有的甚至会对社会产生报复心理等等。贾平凹在《高兴》中对农民进城之后的心理变化做了真实细腻的描写，并且将农民在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和努力也透过刘高兴表现了出来。

城市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阻挡，农民已经为融入城市交了入场券，那么城市到底何时才能够真正地接纳他们呢？城市农民工们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到底何时才能消失？这些问题都亟待得到答案。

①②③李中梓：《医宗必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第6页，第6页。

④杨海发、姜殿德、王洪霞：《中医学与西医学“肾”的比较》，《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年第11期，第30页。

⑤⑥杨力：《中医肾与西医肾异同》，《祝您健康》2014年第10期，第16页，第16页。

⑦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⑧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⑨[法]让·鲍德理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作者：闫文菲，河南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