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叙事”谈莫言的《民间音乐》

⊙曾钰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500］

从“民间叙事”谈莫言的《民间音乐》

⊙曾钰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500］

长久以来，从“民间”的角度讨论莫言的作品，已成为一种风尚。莫言——“民间”这一模式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搭配，莫言小说的“民间叙事”更是一个热闹的领域，他的许多代表作都被讨论过。但是，在莫言的众多小说作品中，有一部小说几乎被淡忘了，它是直接以“民间”二字命名的。《民间音乐》是莫言早期的作品，小说里有丰富的民间元素，采用了民间叙事的方法，作者的民间情怀和民间立场更是直接决定了故事的结局。也就是说，早在莫言创作生涯之初，他的小说已然带有了“民间”倾向。

民间叙事莫言《民间音乐》民间元素 民间立场

“民间”一直是社会热捧的一个大词汇，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是陈思和先生在梳理20世纪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发现并开掘出的一个开创性的研究空间”①。“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和故事等，其母体是民间文化，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特质。民间文化历史悠久，是民族文化结构中最深层、最隐蔽、最稳定的部分，它以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成分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②莫言的文学创作与“民间”二字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民间化倾向。莫言曾说过：“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③《民间音乐》是莫言的早期作品，这部发表于1983年的短篇小说，曾受到著名老作家孙犁的赏识，孙犁为此写过一篇小评论，这对当时初写小说的莫言是一次巨大的认可与鼓励。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探见莫言与“民间”的粘连，“民间”二字甚至直接出现在小说的题目里，也许那时莫言已经在无意识中选择了今后的方向与道路。本文将从“民间叙事”的角度，探讨莫言小说《民间音乐》中的民间元素、叙事方法以及作者的民间立场，从而讨论“民间”对作家文学的深刻影响。

一、作为叙事材料的民间元素

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马桑镇“商业中心”的四个生意人花茉莉、方六、杜双、黄眼，是小镇的风云人物，饭后他们一起在河堤上休息聊天，还有一个无赖三斜因这花茉莉的魅力也在此凑热闹。就在天黑五人准备各自回家的时候，一个小瞎子意外地出现，希望有人留宿一晚，四个男人奸猾地拒绝了，最后独身女老板花茉莉把小瞎子领回了家。流言开始在小镇疯传，人们甚至爬上河堤去窥探花茉莉的小院，半夜时分，小瞎子吹起了美妙的箫声，人们完全被陶醉了。第二天，在人们的邀请下，小瞎子为小镇上的人们演奏了二胡，再一次震撼了人心。从那以后，不仅流言销声匿迹，花茉莉酒店的生意更因此而异常红火，那三个拒绝收留小瞎子的生意人悔不当初，提出要重金雇佣小瞎子，花茉莉愤怒地拒绝了，她爱上了小瞎子，打算和他结婚并开一个更大规模的酒店，小瞎子得知后坚决离开了，花茉莉锁上店门追随而去……小说宣扬了民间音乐对人心的净化，小瞎子虽然离开了，但是他带来的音乐却永远留在了马桑镇。作为莫言民间叙事中的叙事材料，各个民间因素在小说里聚集，让小说散发出“民间”的味道，就像陈思和教授在论述莫言的创作时写到的：“他的作品里从来就不曾有过西洋歌剧与芭蕾的因素，他的一切魔幻的、变异的、荒诞的因素，都与民间的文化形态紧密关联，而正是这些民间因素吸引了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大量读者。”④《民间音乐》是莫言的早期作品，所谓“魔幻、变异、荒诞的因素”主要是在之后的作品中呈现的，《民间音乐》里出现的，我们可以叫作民间元素，这些民间元素代表的正是我们的民间文化。

小瞎子是这部小说的男主角，瞎眼、手持竹竿、清瘦、无名无姓、带着乐器流浪，这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化的民间艺人形象。他除了有这个民间身份外，还带给人们一种神秘莫测、来历不凡的气质，就像作家孙犁所评论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⑤，他的这份“仙气”为小说的“民间味道”增色不少。当然，小说中最核心的民间元素就是小瞎子带来的净化人心的“民间音乐”，他布袋里装着的乐器，样样都代表着深厚的民间文化——洞箫、横笛、琵琶、二胡、唢呐，它们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文化，它们所代表的是漫长历史中的中华民族对美的追求以及对生活感悟的表达。描写小瞎子演奏乐器的那几个片段，莫言运笔挥洒自如、让人如临其境，仿佛也能感受到民间音乐的那股独特魅力。对于马桑镇上的人们来说，民间音乐彻底俘虏了他们“，连那些好奇心极重、专以搬弄口舌为乐的娘们儿也不去议论小瞎子与花茉莉之间是否有风流韵事”“，人们欣赏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⑥。我们再来说说“马桑镇”，这个地名在莫言之后的其他作品，如《牛》《筑路》《檀香刑》中都有出现，马桑镇是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小镇，可以说也是莫言作品中的一个文学地标。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设定一个具体的地名？我们认为这与中国民间看中“归属感”的民间思维有关。中国民间对于个人的归属看得很重，一个人来自何地、属于什么地方，要知晓得清楚明白，一个具体的地名就是一种身份的归属，有了归属才知道身上的血脉里携带着怎样的文化、才知晓叶落归根时归到何方，人有了归属感才会有安全感。高密东北乡、马桑镇，就是莫言笔下的人物们共同的归属，也是他们身上的共同印记，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繁衍，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除了以上探讨的这些民间元素，小说中还有一个元素也很重要——土地。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在金灿灿的阳光下，他们哼了一支曲子又哼了另一支曲子。这些曲子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阴郁，有的明朗。这就是民间的音乐吗？这民间音乐不断膨胀着，到后来，声音已仿佛不是出自铺路工之口，而是来自无比深厚凝重的莽莽大地。”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这里的“大地”显然是一个有涵义的象征，这是莫言为自己找到的写作支点，对“大地”这一关键词的敏感和运用，我们看到了莫言立足于乡土的民间情怀。

二、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方法

罗兰·巴特曾说，“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⑦，语言诞生，叙事也就诞生了。“民间叙事是指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口头叙述活动，主要指他们的艺术叙事。口头性是其基本特征，与此相关则有易变、易散失、往往无主名、在流传中发生增删而形成地域性和历史性异文、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反映民众心理、民众思想和趣味、真实反映与自由想象相混杂，以及与主流文化既矛盾又统一等特点。民间叙事首先大量地存在于民间文学作品中，其次是寄居在文人叙事的文本中。文人的介入使民间叙事经历了一个文本化的过程，使民间叙事渐渐从活态的口化之物固化为书面文字。”⑧莫言的创作一直都与“民间”息息相关，他的作品经常与“民间叙事”联系在一起讨论，《民间音乐》作为他早期的作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民间叙事的特质。

1.说书式的叙述策略 莫言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这样说过：“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在《民间音乐》的叙事过程中，叙事者会时不时地自己“跳出来”，将自己作为叙事者的位置刻意凸显出来，进行一番评论、引导和类似“画外音”效果的补充，就如同那集市里的说书人。

《民间音乐》的故事从“古历四月里一个温暖和煦的黄昏”说起，说那来到八隆河堤上闲聊的五个人遇到一个小瞎子，四个男人都不愿意留宿小瞎子，最后独身女老板花茉莉将小瞎子带回了家，正当故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出现这样一段话：“现在该来向读者介绍一下花茉莉其人了。如果仅从外表上看，那么这个花茉莉留给我们的印象仅仅是一个妩媚而带着几分佻薄的女人……然而，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往往要犯许多严重的错误。人们都要在生活中认识人的灵魂，也认识自己的灵魂。”在这之后，叙事者又接着顺势补充了一段花茉莉的离婚案，至此，整个故事才又重新续上，继续开讲。叙事在中途被打断，小说里还不止这一次。当故事讲到“铺路工已经在镇上住了两个月”的时候，叙事者又跳出来了——“现在该回过头来说一说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了……那天晚上，当她领着小瞎子走下河堤时，是否就爱上他了呢？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根据常理分析，促使她那样做的恐怕主要是同情心和恻隐心；假如这个分析是对的，那么这种同情、恻隐之心是怎样发展、何时发展成为爱情的呢？这个问题我想就不必解释了……”这是叙事者在有意识地打断叙事，叙事者似乎猜到了他的“听众”正在挂念着“爱情这个主题”，正在心里纳闷着花茉莉怎么就爱上小瞎子了呢？于是，叙事者投其所好，就好像说书人奉迎听众那样，自己主动“出来”给大家解释了一番，以解“听众”心头之痒。当《民间音乐》的故事讲到高潮处时，我们的叙事者又出场了，一句“好戏就要开场”，让“听众们”更加“拭目以待”。在这种说书式的叙事策略中，叙事者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他熟知自己正在讲的这个故事，也就洞悉了“听众”的心理，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出来”补充一下、解释一下或者是提醒一下，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讲故事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场自顾自讲的独角戏，民间的说书人与他的听众们从来都是在一个场域里的，他们是需要互动的。

2.民间故事的三跌率 “三迭律”也叫作重复律，是民间故事叙事的基本规律之一，是民间故事中的一种特别的结构模式，“它是由同类型的情节平行反复数次而构成的”⑨。其中，重复的情节以三次居多，因而称作“三迭律”。同样的场面出现三次,或类似的情节出现三个,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民间故事是一种集体创作，受着民众长期形成的审美心理的制约，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具有程式化的特点，较为稳固”⑩，几乎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有重复的叙述，而最常见的重复次数就是“三”。“三”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对“三”的偏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也对“三”有着自己的理解——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写道：“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也就是说“三”是最好的上限，否则就会溢满则亏。在《民间音乐》里，也存在一个“三迭律”。

很明显，小说的主题就是想传达“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就像作家孙犁在评论中提到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⑪，孙犁先生所说的“艺术至上”指的应该就是民间音乐这门民间艺术。那么作者莫言是怎样来表现民间音乐的魅力呢？作者在小说中三次描写了小瞎子演奏民乐的场景，细致地描绘了民乐传达出的意境，同时写了马桑镇上的人们被音乐俘虏的场景——第一次写小瞎子在月夜吹箫，凄楚婉转、悲壮苍凉、迷离恍惚，让人们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惆怅”中；第二次写小瞎子在花茉莉的酒店拉二胡，起初轻松明丽、细腻多情，忽而悲怆苍茫、波澜起伏，麻石街上蒙蒙细雨，人们的思维被音乐俘虏了；第三次写小瞎子独坐梧桐树下弹起了琵琶，银瓶乍裂、间关莺语、石破天惊。小瞎子演奏民乐作为小说的重头戏，是故事里的重要情节，如何安排、安排几次，都会影响读者的体验，不过莫言从小生活在“民间”氛围中，听爷爷奶奶、村里老人讲故事，民间故事里的“三迭律”早已内化为作者民间思维中的民间理性，使他不由自主地就选择了“三”。从民间叙事的角度来说，民间文学是一种口头文学，是一种听觉艺术，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没有反复的刺激，接受对象对传播的信息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过多重复信息又会使接受对象厌倦，产生抗拒心理。因此，叙述中‘度’的把握是一项关系重大的学问。选择以‘三’为度是在矛盾中巧妙地保持平衡，既维持了一定的刺激量，同时又使听者处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刺激强度之中”⑫，这就是“成于三”的奥秘。无论是月夜吹箫，还是梧桐树下弹琵琶，大同小异的场景出现了三次，这是对民间故事叙事规律的借用，这是一种民间叙事的结构心理。

三、民间立场决定故事结局

在莫言的《民间音乐》里，有两种价值观或者说文化相遇、碰撞，一边是以马桑镇“商业中心”为主体的农村集镇，代表人物是生意人花茉莉、方六、黄眼、杜双；另一边是小瞎子所代表的民间艺术。一边是物质、利益；一边是精神、文化。作者莫言安排了这样一场“相遇”，他的民间立场，早已决定了故事的结局。

在小说的开头，莫言介绍说：“堤上聚堆而坐的五个人，是这小小马桑镇上的风云人物，除了三斜以他好吃懒做、喜造流言蜚语被全镇人另眼相看外，其余四人则都凭着一技之长或一得之便在最近三、二年里先后领证办起了商业和饮食服务业，从此，马桑镇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商业中心’，这个中心为小镇单调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和谈话资料。”但是作者为什么要安排“民间音乐”出场并来到这个“商业中心”，用意何在？作者给了我们答案——小瞎子带来的民间音乐让“人们欣赏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镇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并不想吃过晚饭倒头就睡，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与享受，他们需要音乐”。也就是说，民间音乐是来净化、滋养、安慰人们心灵的，当小瞎子带着民乐来到马桑镇，在花茉莉家住下，“民间音乐”与“商业中心”相处得融洽和谐，小瞎子愿意给镇上的人们演奏音乐，也愿意和那几十个有点音乐细胞的小伙子讲几段乐理、讲几个古曲。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小瞎子民乐的魅力，让花茉莉酒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当马桑镇周边的各种榨糖厂、帆布厂以及新修的八隆公路，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小镇周边勘探出的石油，更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对此，眼光独到的花茉莉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她要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还托人去上海给小瞎子买花呢西服、黑皮鞋作为演奏礼服，这个宏伟的计划让其他三个生意人急坏了，他们去找花茉莉提出要让小瞎子轮流坐庄，重金请小瞎子到自家店里演出。流浪艺人小瞎子在这几个生意人眼中，就是一棵摇钱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上海”“呢绒西服”“黑皮鞋”对于民间音乐而言是那么的刺眼，这是两种价值观的交锋。当小瞎子听到他的崇拜者将他热爱的民乐比作花茉莉卖的烧酒，他十分难过，演出也失败了；当他听到花茉莉要让自己留在安乐窝里充当永远的乐师，他踟蹰不决；当花茉莉提出要嫁给小瞎子，小瞎子终于带上他的乐器离开了马桑镇。

我们说，作者莫言的民间立场，决定了故事的结局，小瞎子和他的民间音乐注定要逃离马桑镇。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起初马桑镇上的人们被小瞎子的音乐震撼、吸引，他们之间是一种高山流水式的欣赏与愿意分享，但是到了后来，利益、商机让这种单纯的关系变了味道，民间音乐成了商人眼中的吸金石，民间艺人小瞎子成了生意人争相邀请的摇钱树。我们不敢想象，穿着呢绒西服、黑皮鞋的民间艺人在一个装潢精美的酒店里拉二胡，那将不再是纯正的民间音乐。真正的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只能存活在民间，它们来自于民间，也必须生长在民间，“民间”是它们存活的土壤和空气，小瞎子如果留在了马桑镇，留在了花茉莉扩张后的花茉莉音乐酒家，那么民间音乐将不再是民间音乐，而只是包装着民间音乐外壳的一个利益环节。并且，民间艺术是民间集体创作的，是一种动态中的艺术形式，它需要民间不断的滋养，它需要继续向前，停滞不前就意味着慢性消亡，当小瞎子只能重复演奏那几支曲子时，他意识到他的音乐已经干渴了，他这样说：“这怎么好意思，老是这几个曲子……我的脑子里空空了，我需要补充，我要去搜集新的东西……”莫言所持的是民间立场，他对民间音乐怀有一种美好的期许，他不忍看到民间文化与商机利益相融合而变味变质，他知道民间文化需要民间大众的不断创作以作补给，因此，无论花茉莉多么爱恋小瞎子，无论马桑镇上的安乐窝多么温馨舒适，小瞎子和他的民间音乐注定要离开，他们只能“在路上”。这是一场文化与物质的较量，结局中小瞎子的逃离揭示了莫言的民间立场，这就是《民间音乐》的文化意义。

民间叙事，其实就是民间文学中每一种体裁的叙事方法，神话的想象、夸张，传说的离奇、悬念，故事的母题、结构，就是民间文化中的那些民间精神和民间理性。终生热爱民间文学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曾写道：“没有民间文学知识的作家，是蹩脚的作家。在民间创作里蕴藏着无垠的宝藏，一个态度认真的作家应该掌握这些宝藏。”⑬莫言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在民间文化的包围中成长，他天然地接近民间创作，他对属于他的民间文化形态有着自觉的感性认识。在他的早期作品《民间音乐》里，我们看到了作为叙事材料的民间元素，发现了莫言对民间叙事方法的运用，也探讨了莫言的民间情怀和民间立场，小小的一个作品，却能让我们看到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正如高尔基所说的：“语言艺术的开端是民间创作”⑭，民间文学是一块巨大的宝藏，我们应该好好聆听它的言说。

①李艳艳：《苦难·欲望·反启蒙——论莫言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安徽大学2007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②黄曼君：《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之序二，见黄永林：《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③邵纯生、张毅：《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青岛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④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莫言论之一》，见杨守森、贺立华：《莫言研究三十年》（下），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⑤⑪孙犁：《老荒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第87页。

⑥莫言：《民间音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32页。

⑦[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胡经之等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作品系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⑧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上）》，《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2-21页。

⑨⑫万建中等：《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第156页。

⑩黄永林：《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⑬⑭[苏联]尼·皮克萨诺夫：《高尔基与民间文学》，林陵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第133页。

作者：曾钰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