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篱下的觉醒与失落
——阿加莎克里斯蒂《致命遗产》女性意识微探

⊙金羽炜［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藩篱下的觉醒与失落
——阿加莎克里斯蒂《致命遗产》女性意识微探

⊙金羽炜［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女性文学逐渐展现了价值观的转型和女性意识的诞生。在此转变中，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全球公认的“侦探小说第一夫人”，可谓首当其冲。其1948年所著的侦探小说《致命遗产》构思独特，逻辑缜密，人物形象刻画细腻，突破了以往侦探小说的男性文本模式，多方位呈现出朴素的女性主义观，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其深受所处时代男权话语的影响，又在不经意间于作品中体现着依然清晰的父权制文化标准的印迹。

阿加莎克里斯蒂 《致命遗产》 女性意识 男权话语 父权制文化

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唤醒了妇女的“女性意识”。在这一宏大的趋势中，女性文学也试图摆脱传统桎梏，逐渐展现了性别价值的转型和重建诉求。作为英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以下均简称“阿加莎”）在其创作生涯中所著的八十部侦探小说均被译成百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极其庞大的读者群。而身为女性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家，阿加莎的作品突破了以往侦探小说的男性文本模式，多方位呈现出朴素的女性意识和创作观念。然而，在男权制意识形态中成长的她并没有到达女性主义作家的高度，仍在不经意间于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和命运安排上体现着其身上消之不去的父权制文化标准的印迹。本文将从她的作品《致命遗产》剖析其对男权话语的抗拒及最终失落妥协的特点。

一、朴素的女性意识

1.柔化的侦探形象

“侦探小说鼻祖”美国作家爱伦坡在1842年发表的《毛格街血案》，标志着侦探小说这一文体正式诞生。然而，成就侦探小说在当今世界文学史上如此显要位置的，却是第一个以职业侦探小说家身份出现在世界文坛的代表人物，即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的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在阿加莎之前，柯南道尔笔下所描述的硬汉侦探福尔摩斯形象深入人心，其所遵循的以侦探角色为焦点的破案模式被大多数传统男性侦探小说奉为创作模式经典。在此类小说中，侦探角色往往精力过人，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和理性，能够紧随蛛丝马迹，层层剖析直至揭开案情的实质。无论期间遭遇各种不测，他们均能化险为夷，角色存在感十分强烈。但在阿加莎的作品《致命遗产》中，作者侧重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案件相关人物角色的描写上，侦探一角仅在案件发生前，中期和结案时被适度穿插其中，只言片语，略作引导。而正是这种弱化侦探核心形象的创作新角度，使读者更能身临其境地揣摩情节发展，超越以往男性侦探小说对男性英雄主义的渲染和旨重破案的诉求，从而更深层地探析小说中所展露的人性。

此外，在为自己的小说塑造主要的侦探形象时,阿加莎使其在外形和气质上都透露出女性的特点，体现了她性别意识的差异。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瘦高敏捷，身手不凡，理性冷静，对文学、法律、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呈现出男权文化所标榜的浓郁的英雄魅力。而在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中，波洛是一个退休的比利时警察，以私人侦探为业。在外形上，其个头矮小，有一双绿色的猫状眼睛，穿戴讲究。在性格上，除了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尊重女性和富有同情心的特点，阿加莎也强调了其世俗甚至不完美的一面。不同于福尔摩斯喜爱伏特加和波特酒，波洛钟情于热巧克力；不同于福尔摩斯的身手敏捷，波洛对于剑术拳击一窍不通甚至厌恶运动；此外，这个小老头还极其注重生活品质，爱好打扮，喜好卖弄并有轻微洁癖。相对于福尔摩斯类似于机器般的冷漠刚硬，波洛被削弱的英雄权威特质使得其柔和平凡的线条更具备真实感和亲切感。而在侦探方式上，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自始至终是凭借其过人的冷静理智与强大的证物搜集能力和逻辑推理破案。但阿加莎则站在女性独特的视角，着重于透过案情揭露其所蕴含的精神主旨，即对人性的探索。小说中，波洛一再强调他所依靠的是“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因此，若说福尔摩斯的破案手法集中反映了男权话语惯于推崇的“理性”和“逻辑”，那么波洛便是被赋予了女性话语所特有的直觉和感性来追溯犯罪的根源的。

由上可见，阿加莎致力追求不同于以往男性创作的独特模式，其所弱化和柔化的侦探形象不再只是理性机智，更具备了不善武力，温和感性的女性特质，反映了她朴素的女性主义思想。

2.抗拒男性话语压抑的女性形象

英国的西德尼·詹尼特·卡普兰曾在《现代英国小说的女性意识》一文中写道：“‘女性意识’……它注重于女作家表现女性人物在自我发展中的内心生活的方法。”①而在《致命遗产》一书中，阿加莎将自己的女性意识体现在她对本书的主要女性形象琳恩·马奇蒙的刻画上。1946年，少女琳恩·马奇蒙从英国皇家海军妇女队复原归来。然而当琳恩回到自己传统的家乡，回到老旧舒适的小屋，面对软弱守旧的母亲和七年前未服役时便由家人订下婚约的在农场工作的表哥罗利·克洛德，却不禁发自内心地感叹到“昨日景物还在……唯一改变的是自己”②。与此同时，在获悉整个家族眼中的可怕的打击，即为所有亲戚提供荫庇和保障的经济支柱——舅舅戈登·克洛德——的意外死亡时，琳恩也未表现地如他人那样大难临头，不知所措。相反的，在目睹族人一边对继承舅舅遗产的遗孀罗莎琳及其哥哥大卫·亨特肆意地表达蔑视和愤恨，此外又一如既往地向他们索取经济资助时，她的“心底满满地腾起了一股愤怒和莫名的羞耻”③。阿加莎曾在她的自传中提到：“在那个时代，女人找事干谈何容易。女人是靠父母养活的小姐，丈夫宠爱的娇妻，是靠亡父遗产或亲戚救济过活的寡妇。”④故父权制文化下的妇女经济地位的典型写照，即是寄托婚姻或依仗亲戚的经济帮助而得以生存。但琳恩显然与众不同，她排斥将经济诉求寄托于丈夫或男性家人，肯定自己身为女性的经验与价值。她甚至力图凭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求职，虽然不无意外地认识到“事业心，积极进取，领导能力，这些都是市场化的条件。可是人家真正要找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会做饭、打扫屋子的人，一些懂得例行繁琐事物又勤劳能干的人”⑤，却由此更被内心对现状的厌烦焦躁和对所追求的人生的憧憬所包围。1946年即阿加莎同期所处的20世纪中叶，妇女解放运动使英国妇女获得了发展自己、接触社会不同领域的更多机会和渠道。有别于传统小说中弱势、顺从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阿加莎笔下的琳恩数年与男人一样在战场上同仇敌忾，海外征战的经历赋予她女性主义所主张的进取和独立精神，并拥有思考自身所面临问题的积极态度和掌握命运的愿景。然而，当时的英国大部分地区依旧保守地禁锢在父权制文化下，女性主义思想在藩篱内艰难地萌芽。阿加莎借由琳恩的内心独白朴素表达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及对当时男权社会性别权利不对等的怀疑和抗拒。

在故事中，琳恩与罗利·克洛德和大卫·亨特的爱情纠葛是非常出彩的一条感情线。阿加莎对此处的描写时而浓烈感性时而理性沉静，向读者展示了琳恩所有的女性意识特质和人生追求。早在战争爆发前，琳恩面对家人给她和表哥罗利所安排下的婚约，是默许的。那时的她已有了女性意识的萌芽，她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并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有了初步的规划：“那是种美好的生活，也许不够刺激，也许必须辛劳终日，可是两个人都喜爱大自然，喜欢和农场的动物打交道。”⑥然而当琳恩服役归来之后，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在潜意识里将自己视为一个有梦想和感情追求的自由个体。此时出现的大卫·亨特以其身上那种狂野不羁、喜好冒险又带有些危险神秘的特质深深吸引了她，激发了她感知和体验新人生新世界的女性意识。而那个和从前未有两样的，在农场上日复一日劳作的罗利对她而言似乎逐渐失去了爱情的吸引力，即将到来的婚姻束缚对于独立自由的干涉已是她所不再能接受的了：“水手回到了家，从大海中归来…可是，我已经不是离家时候那个琳恩了。”⑦于阿加莎而言，琳恩对大卫·亨特的迷恋表达的是女性话语对勇者气质的推崇和对自由自主的向往，而对罗利的逃避则是向男权话语下以传统家庭为主导的归宿安排的反抗及和自我意识压抑所作的斗争。

二、依然清晰的父权制文化印迹

虽然阿加莎在《致命遗产》这部小说中呈现出其朴素的女性意识和创作观念，然而另一方面在男权文化藩篱内成长的她无法超越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于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和命运安排上体现着其身上消之不去的父权制文化标准的印迹。

根据英美女权主义代表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对男性文本所作的梳理总结，传统男性视角中所特有的女性形象分别表现为两种形式：天使和妖妇。其中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反映，她们天真美丽，纯洁顺从。而妖妇形象则具备了某些男人所厌恶和惧怕的女性气质，例如风骚、贪婪和堕落等。阿加莎无法摆脱男性话语窠臼，首要反映在其小说中从犯角色的天使形象设置和对传统男性侦探作家“美女做陪衬”模式的遵循上。

故事里的艾琳·科里根，在克洛德的女性族人描述中，她“有一对可爱的眼睛，还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再加上她那种异常天真、涉世未深的气质……光站在那里，看起来呆呆笨笨的，任凭大卫摆布”。而在周围男性的眼中，“很难相信她有过那么多的经历。她的脸上带有那种天真无邪甚至有点憨傻的表情……一张没有经历过沧桑的脸……那么年轻……”“她身上有股魅力……甜美单纯，惹人怜惜”。⑧自此，我们不难发现，阿加莎所勾画的艾琳天真纯洁，顺从温柔，是典型的男权规范下的天使形象。与此同时，她所承担的是女性犯罪被设定的传统“花瓶从犯”的角色，并不具备女性意识的独立性及与男性同等的犯罪能力和权利。艾琳受大卫·亨特的引诱，冒名顶替了在意外爆炸中身亡的罗莎琳·克洛德，协助大卫篡夺戈登·克洛德名下的巨额遗产，以盼共同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艾琳坚守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女性“爱情至上”的信条，对大卫爱得迷失而盲从，始终将自己处于附属地位，战战兢兢地配合着大卫的冷酷和贪婪，对他的指令言听计从。而最后，当大卫听到她屡次表达因领悟到克洛德族人的善良无辜，意欲不为和归还遗产时，感受到了违抗和危险的失控，设计将她谋杀。艾琳·科里根的命运令人觉得悲叹唏嘘，阿加莎在结尾亦将罪案的人性根源归咎于男性的贪婪和冷酷以此表现出对女性的同情。然虽有“哀其不幸”，却未能到“怒其不争”，体现了阿加莎意识里自觉内化的父权制文化观念：男女各有不同角色，少有或没有共同领域，女人处于附属地位。⑨此外，从大卫对艾琳的利用至最终的杀害亦是阿加莎为男权话语向女性所做的无形暗示和规劝：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应该是阴柔服从的，甘受支配的，原始而非逻辑的”⑩，一旦女性产生逾越其“第二性”次等地位的觉悟和意识，违反男权文化对女性所做的定位，将被视为一种威胁，是很难被容忍的。

阿加莎深受男权话语影响这一事实在其对女主人公琳恩·马奇蒙的感情纠结和命运归宿的安排上亦有深刻体现。一开始，琳恩未如传统女性那样被动地接受婚姻，却也自始至终未能够主动勇敢地追求她所向往的爱情，面对罗利深藏不露的执着和大卫狂野挑逗的吸引，她只是忐忑、等待、观望。她的犹疑怯懦并非来自于对谋杀凶犯的洞察，而是碍于现实的障碍和传统思想的桎梏。在经济上，琳恩以依赖亲戚救济为耻，不愿向舅舅遗孀索取救助并担心因此被大卫轻视，这表现了其某种程度上对性别平等的追求。然而与之矛盾的是，大卫的经济受控于他名义上的妹妹罗莎琳特洛德，此事实使琳恩心生恐惧，越来越意识到，没有稳定经济保障的生活是令人不安的。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未能从根本意识到经济和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因此便无法真正地追求性别的平等。琳恩前后的矛盾心理亦体现了阿加莎女性主体意识的不纯粹性。在感情上，一方面，琳恩清晰地意识到作为成人女子，她是一个有梦想和感情追求的自由个体，期待和自己心仪的男子在一起，渴望感知人生和新世界。但同时，面对族人对大卫的舆论和否定，琳恩又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可能会因为无法跟上对方的脚步和满足对方的需求而被他轻视。琳恩的长期矛盾来自于其既害怕被自己所爱的人拒绝和蔑视，又担心违背家族亲戚对其婚姻的意愿而变成当时男权社会所不接受的具备雄化特质的女人角色。若说起初被大卫吸引和对罗利的逃避是琳恩长期在藩篱内的女性意识的萌芽和释放，那么随后意识中女人传统的观念则时不时地提醒她，大卫这个男人是她无力征服的，未知世界的恐惧让她觉得无法独立生活；只有在需要她的人面前，她女性的一面才会尽可能得到彰显，而得到家族亲戚认可和祝福的罗利，才是她最终幸福的寄托。于是阿加莎在结尾处将大卫这一角色归罪覆灭，琳恩“迷失的女人天性”最终回归。“我到家了，罗利，和你在一起。我真傻，以前没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归宿……我是你的女人！”⑪在维多利亚女性观念里，贤妻良母乃女性的天性和典范，女人幸福的首要指标便是婚姻和家庭的成功。一个貌似“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却是阿加莎女性作家自觉性缺失的最佳粉饰，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女性的屈从心理和婚姻归宿观使其笔下的琳恩最终成为一个仅限于拥有自己的期盼却无法为之行动的徒劳者,曾经一度萌芽和觉醒的女性意识最终失落在了男权制的藩篱中,像星星之火一般覆灭了。

三、结语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全球三大推理宗师”中唯一的女性，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独到的创作视角在悬念的世界中为读者展露人性的深刻，同时也朴素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然而20世纪中期的英国从根本而言依然是男性话语所统领的社会，阿加莎不可避免地受到父权思想体系的束缚，并成为将此标准自觉内化的女性作家，而非女性主义作家，这也为她在书中所反映的自我冲突及失落做出了阐释。随着女权运动的推进，女性主义思想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只有对时代背景进行综合考虑，承认这种意识矛盾的合理性，才能对阿加莎不同时期的作品做出更为客观和公正的解读。

①西德尼·詹尼特·卡普兰：《女权主义批评面面观》，陈晓兰译，《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1期，第85-90页。

②③⑤⑥⑦⑧⑪[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致命遗产》，陆乃圣、徐艺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第24页,第17页,第17页,第45页,第83页,第282页。

④[英]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詹晓宁译，贵阳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⑨⑩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桑竹影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第23页。

[1]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作者：金羽炜，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教育学硕士，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学与文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