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存在主义视阈下的严歌苓小说
——从扶桑、王葡萄到多鹤

⊙曾晨［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500］

萨特存在主义视阈下的严歌苓小说
——从扶桑、王葡萄到多鹤

⊙曾晨［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500］

当代海外华人作家之一的严歌苓，以她敏感的笔触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塑造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生命形态显示出在人生存在的困境下，对他人的包容和对生命的信心，于极致环境中坚持着对生命存在的探求。本文旨在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为视阈发掘严歌苓笔下这些作为“弱者”的女性特有的尊严和生存原则，体现出对生命的悲悯情怀和人性的体恤，从而来揭示复杂的历史现场中小人物的生存意识和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生存困境下的反思、对自由的选择和创造的美好人性的表现，更有对女性失落和萨特存在主义中人际关系的中国式解构。本文以严氏跨文化的独特叙述方式，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理解和领悟。

严歌苓 存在主义 生存意识 人性关怀 道德回归

一、反思——人生存在困境的透视

丰富的历史现场，是文学创作永恒的背景。女性，在特殊的社会中总是处于无力的被动地位，无助地承受着各种苦难和屈辱。但是，也正是这个柔弱的群体，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和波澜不惊的态度，对抗着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以她们强悍的生命力书写自己的历史，建立起属于女性自己的尊严，成就了严歌苓笔下一篇篇传奇神话中的伟大女性。

严歌苓的作品善于展现特定历史下鲜活的生命赞歌，始终呈现的是对于人生存在困境的反思。其他作家对“底层人物”的书写，浮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众多苦难的人物形象，以及对生存困境的展示。亦或者在一些女权主义作家笔下描述的女性形象多以一种英雄的姿态向男权社会进行反抗。而严歌苓则不同，她总是执着于追寻人性中的善良与美好，把人性最本然的状态表现出来，所以情感的投注更多的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怀，那些边缘女性形象在与命运和困境的抗衡中显得光彩照人。在严歌苓这里，作者旨在揭示出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性，并以人道主义为基调来勾勒这些女性的真实，她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所以严歌苓在赞颂美好人性的同时对人道主义的张扬，正是萨特在存在主义中把人看成真正的主体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只是严歌苓站在人性的角度对存在主义哲学之“个体之我”如何可能进行了她的反思，特别是在这些苦难女性的立场上，更展示了一种严歌苓式的博大胸怀对人生存在困境的透视。

作者善于从历史与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之间的密切联系，来揭示社会历史与个体存在的关系，而特定历史下女性无法摆脱的命运正是严歌苓对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的观照，特别是生存困境和生存意义的体验思考，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内蕴的明显体现。严歌苓丰富的人生经历，必然使她发出对生命可贵的感叹，由于生命的出现和壮大这一偶然现象常因特殊的历史而断送，个人的无力可见一斑“，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就变成了那些处于历史夹缝中的人们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择很明确，因为“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①。严歌苓从一个英雄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对个体生命悲悯的作家，是为了告诉人们活着就必须学会坦然面对苦难之路上的不幸和困境。

在作品《扶桑》中，主人公扶桑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依旧能坦然地面对人们无尽的蹂躏，没有丝毫的反抗和怨恨，悲悯地宽宥了世间的一切苦痛和罪恶，在受难中忍耐最终得以自在涅。很多同扶桑一样的妓女都因无法忍受折磨而悲惨死去，唯有扶桑，以身体来体验她的生命存在，透出土地一样蓬勃的生命力。悲剧的命运是扶桑和其他妓女们所无法摆脱的，同样的困境却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扶桑，这样的扶桑“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②。和扶桑一样，《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她身处困境所展示出来的生命力同样让人为之侧目。一开篇葡萄就成了寡妇，就在大家以为这个寡妇活不成的时候葡萄却活成了，且活得比谁都真诚与实在。在那个大多数人用蜕变求苟活的时代里，不知惧怕的王葡萄却始终如一地恪守着最朴素的人伦准则。在葡萄看来，“生命”才是大过天的事，任何境遇都能凭着她内心的“原则”以及对“生活”的原始而质朴的理解化为最坚强的“活着”，“这里什么事都发生过：兵荒、粮荒、虫荒、人荒，躲一躲，就躲过去了”③，于是，这份坚韧和智慧帮助葡萄在各种危机中保住了自己和公公的性命。

《小姨多鹤》里的主人公多鹤和小环也是在追寻个体生命存在的过程中历尽苦难。多鹤在亲眼目睹崎户村的覆灭后毅然选择了自救，在逃亡中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而逃过了死亡。小环更是在张俭被判入狱后艰难地支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不仅用自己的乐观消解着现实的苦难,还用自己的胸怀包容了这个畸形的家庭。在这个苦难的境地和不能逃离的现实命运下，因着两个女人的坚韧让这个家庭得以在“风雨”中屹立。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就是这样一些生命能量巨大的存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不能阻止她们活着的愿望，顽强的意志和决然的生命力，让她们坦然承受苦难的同时还源源不断地给予身边的人以关爱。这些展现给我们的以破茧化蝶之后新生出来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身上对生命的渴求、对生命价值所在的追寻，正是存在主义哲学中以揭示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来揭示物的存在结构，信奉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对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关注。严歌苓旨在追求个体生命的生存哲学，特别是女性在各种历史境遇中的苦难生存。因为探求人自身的真正存在，才有了存在主义哲学依靠对深层次的生命体验为基石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并进而揭示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二、选择——超越国家、民族、政治界限的人性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大多不受时代意识形态观念的操控，渗透在她们灵魂中的是生命最原本的自由和丰沛的感知，于是，人性的光辉得以最佳呈现。读者对她们的遭遇感同身受的同时已然逾越了同情之情，体会到的是在极致的生存状态下，女性虽为弱者但却又是如何不弱的。

《扶桑》中被拐卖到美国做妓女的扶桑，面对白种人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与敌意，中国劳工被折磨致死，而她在唐人区暴乱中惨遭白人轮奸……这样一个在“泥涝”里生活的女人，始终用身体来展示那种混沌的自由，在面对苦难时，依旧是隐忍、接受与宽容。即使拒绝了嫖客的赎买、克里斯的爱情、拯救会的拯救，但她的内心却是自由的。她用坦然和无怨无悔，承担着苦难，更承担起了对男性精神世界的改造与救赎的责任，外在的弱势中实则是一股内在的强势。同样的担当，也出现在了《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身上。在漫长又动荡的岁月里，面对那个时代的荒诞不经，葡萄用“能躲就躲，躲不过就忍着”的态度承受着，她的坚韧、超然给男性以种种无私的慰藉，更感染了身边的人，最直接地呈现了女性所特有的原始灿烂的人性之美。在孙少勇、冬喜、朴作家那里，她给予他们的不仅是担当的勇气、精神上的安慰，还提供了他们实现人性复苏的机会。葡萄身上的自由绝不为人左右，正因为她的自然率性，靠自己的本色与本能去对人待事，才能超越道德忠贞和流言舆论的羁绊，活得独立而自由、从容而自信。

在《小姨多鹤》里，无论生活环境还是与中国人的相处方式，都没有改变多鹤原有的异族性格。本身与孩子们的血缘关系就已经是这两个民族之间最大的对立，即使她对张俭由厌恶到最后发自内心的真情，亦或者和小环由之前的敌视到最后的相互扶持，也没能让她接受那些随之而来的改变，言行举止间还是大和民族所惯有的习性和法则。就是这样倔强而执着的多鹤，却在某天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早已少了践行民族性的想法，融入了这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中国家庭。小环豁达的“凑合”原则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柔韧的态度于无形中改变着多鹤，而张家人也在潜移默化中被多鹤影响着，张俭依然习惯用肥皂洗脚，张家人依然习惯搓擦地面，脱鞋进屋，这最不显眼又最无意识的习惯……以最自然的方式融合了两个民族的棱角隔阂。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迥然的女性试图通过寻找自我，摆脱精神枷锁，维护完整的精神世界，并依靠女性之间的相互关心与支持，共同支撑起了整个家庭。

严歌苓对真善美人性的向往和追求，始终渗透在对女性意识中的宽容和悲悯的理解上。正是那种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扶桑超越了血腥的种族冲突，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的接受，微笑着面对生活和苦难；葡萄也是本着自己的真性情，虽是一个孤苦柔弱的寡妇，却充满了仁爱之心和爱欲，活得有滋有味；而多鹤和小环，亦是在磨合了最初的民族和家庭矛盾之后，互相支持，跨越了世俗对立，在灵魂沟通的基础上相互给予温情和关怀，最终使他们活成了不能分开的一家人。

小说里女性意识下的自由选择，和严歌苓对作品中人物的认同感是分不开的，她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都活得被动和无奈，而作品中的主人公才是她自由地说真话的对象。严歌苓自身的自由度和她笔下女性的意识形态，我们很容易想到萨特所言的，“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它都是一种选择，它依靠我们的选择使自己成为‘伟大的’‘高贵的’或‘卑贱的’和‘屈从的’”④。他认为，人生是一张白纸，人应该自由地在上面画出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是绝望的前提下的乐观主义，也是最为豁达的。同时，萨特又把人所能依靠的逃避的遮羞布扯去，让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难看出，存在主义不是一种无作为论的哲学，因为它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中，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是比它更乐观的。萨特主张的行动绝不是那种终生恪守一个原则，而是不断的选择和创造，这种选择不遵循任何规律和规范。因为人是自由的，循规蹈矩已违背了自由。

严歌苓笔下的各种女性，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呈现了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之美，她们各自不同的选择，更是超越了种族、政治、历史，最终获得了心灵或身体上的独立和新生。正如萨特主张人应当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环境。他强调任何人都是在自己的选择中确定自己的行为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上帝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被称为“行动的学说”，在他看来，生活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人是自己造就自己，人的生活意义是由人自身所赋予的。在这样的选择下，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因其自由自在的行动而变得坚强而美丽。

三、解构——女性的失落与人道主义的回归

严歌苓是很热衷于写女性的，但又全然不同于很多女权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她甚至认为西方的女权主义流毒很大。“今天的女性很精于算计，但始终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第二性的角色，跟男人要这个要那个。”⑤“这么多的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偷换了，变成婚嫁……有多少女人不在出卖？”⑥作者感叹着当代女性的缺失，着力于发现并歌颂那些古老的东方女性之美。她善于在社会大背景下雕刻普通生命的日常遭际，对于道德的深沉凝思也不同于当代的大多数女性，严歌苓在其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倾注和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的平等，以及对当代女性失落的反思，给予人在道德上以更多的理解，给普通的生命以同情与关爱，其道德指涉具有深厚的意蕴，很值得深入思考。

《扶桑》中，严歌苓写道：“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本体，它盛着无论多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⑦海与沙的比喻，是借克里斯的眼睛，隐喻扶桑的虽弱犹强。无论是对克里斯、大勇还是轮奸她的白人，扶桑都没有抵触，只有迎合。她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大爱宽恕了伤害她的男性们。《第九个寡妇》里和扶桑一样至真至善的葡萄，她的世界里没有害怕、悲伤和仇恨，她用纯真的爱对待一切，无论贫贱或美丑，甚至无论是人是畜。她的人道主义关怀滋润着每一个史屯人。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其他人，诸如蔡琥珀、孙少勇，有的只是私己安危得失的考量，人性中的黯淡不堪尽显无疑。同样，在《小姨多鹤》中，多鹤的困境除了政治方面的，还有情感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一个没有名正言顺身份的“母亲”，注定了其艰难的生存境遇。作者在处理文本中两个女人关系时所表现的道德视域可谓是极具匠心的。小环没有因为多鹤的出现而心生嫉妒和怨恨，相反却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般的照顾多鹤的孩子，对待多鹤也如妹妹般的呵护。小环无疑是小说中一个重要又可敬的角色，在她的主导下硬是把生存的危难关头变成了最平常的“生活”。正是小环的健康、快乐、自由和强韧，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没有男性的世界里那让人敬佩的无限的生命力。

艰难的岁月下，面临苦难、厄运和死亡依然能坚强地活着，是严歌苓用女性意识的视角为我们呈现的生存智慧。生命存在的意义更是在她的小说中被人道主义地激活了，作者笔下那些女性可贵的善良品质，让我们不得不为之赞叹。这是严歌苓对于生活特有的道德关怀，也是她意在让我们领会的小说的思想情感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女性失落的解构和人道主义的回归，正是有着别样生活经历的严歌苓，才会拥有的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境遇的自我体验和情感反映，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悲悯和人性的体恤，背后则是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闪光。

存在主义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道主义思想相结合的，通过剖析人的情感体验，关注人的生存方式，描绘世界和人生现实的荒诞感。无论在《第九个寡妇》还是在《小姨多鹤》中，都表现了对存在主义哲学人际关系思想的中国式解构。萨特站在极端的个体本位立场上，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紧张的、冷漠的、不可相互理解的。所以在他自己创作的独幕剧《间隔》中，借剧中人物加尔散之口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存在主义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并以此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严歌苓在此借用这种存在主义哲学理念时，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存在主义进行了解构。将人与人之间“隔着厚壁障”，人与人之间冷漠和不可理解的状态还原为故事最后的相邻们对葡萄和二大的理解，以及多鹤和小环之间的“姐妹情深”。

四、结语

严歌苓借助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向我们呈现了人生存在的价值，书写女性所独具的柔韧而顽强的生命力，书写人性的复杂与深度。无论是严歌苓自身，还是其作品主人公身上所流露的人道主义情怀，都超越了国界和民族、政治和历史，把人性中最本真的状态还原了出来，也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真、善、美。严歌苓善于在她的作品中赋予人物以恤暖与柔情的光晕，特别是在女性对困境的反思、选择和关怀上，更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面对生活的一种虔敬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颗严肃之心灵来追溯和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她的笔下，是对无数女性生命坚韧的讴歌。

正如萨特强调自己所坚持的存在主义归根到底并不是一种对人类的悲观主义描绘，而是严峻的乐观主义，因为它是用行动说明人的性质的。在严歌苓这里，存在主义哲学是积极的入世的哲学，是有生命力的、人道的哲学。严歌苓是否接触过存在主义哲学，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作品本身确实在某种层面暗合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严歌苓意义和价值，正是她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做了一种别样的诠释。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刷馆1967年版，第7页。

②⑥⑦严歌苓：《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第113页，第48页。

③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④[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72页。

⑤严歌苓：《女作家严歌苓研究——低调而骄傲》，庄园编，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韩庆样.哲学的现代形态——入学[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3][法]让·保罗·萨特.萨特戏剧集(上)[M].沈志明等译.安徽：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5]刘大涛.萨特在中国的影响研究[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李绍海.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在中国[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

作者：曾晨，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老师：张志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