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思想与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的精神契合

⊙刘文婷 乔玲玲［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伍尔夫思想与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的精神契合

⊙刘文婷 乔玲玲［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女性问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思考和关注的课题，其中争取男女平权、突破公共/私人领域划分、反对父权制、抵制强制异性恋婚姻体制、淡化女性生育功能和杀死“屋中天使”等主张，既与同时代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有着共鸣和联结，也对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起到了启发和催生作用。伍尔夫与其同时代及后继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理论共享及传承丰富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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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作家之一，她不仅是以意识流手法创作闻名的现代小说家，还是一位承前启后、超越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她一生的文学创作以及生活、婚恋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思想。E.M.福斯特曾说过，“在她的全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影子，女权主义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在其庞杂的思想体系中，囊括了性别差异、公共/私人领域划分、女性写作、雌雄同体和女同性恋等诸多话题，“当代众多女性主义理论，都潜藏在伍尔夫的论著里”。然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理论，而是在批判中诞生、在探索中前进的一种新理论；它也不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统一体，理论体系内部之间观点、流派众多，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和矛盾。因此，当我们解读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时，就不能受制于她所生活的年代进行孤立研究，而应在历史的脉动中把握其思想精华及其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其思想内蕴。

一、作为起点的平权斗争：伍尔夫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及理论自诞生以来二百多年间，经历了波澜曲折、流派纷杂的发展历程，习惯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阶段始于90年代延续至今。其中前两个阶段中产生的女性主义理论通常被称为传统女性主义或经典女性主义，其中最有影响的三大流派是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时期由于吸收了大量后现代哲学的思想，也被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本文将着重分析伍尔夫与经典女性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的契合。

（一）公共领域的权力斗争 伍尔夫出生于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时，随后经历了这次运动由盛转衰的过程，她的思想既有时代的印记，也有对运动本身一些主张的反思和质疑。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观点受到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主张男女之间并无差别，女性与男性具有同样的理性，是由于社会文化、教育和法律等后天因素，而不是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消除这种不平等的途径是通过立法让女性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职业领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先驱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错误的教育体系”是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根源，她强调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只要女性被赋予与男性同样的资源和平台，女性就能和男性做的一样甚至更好。

伍尔夫早年的经历则几乎复制了这种“错误的”制度：其父莱斯利爵士是远近闻名的大学者，却从未将女儿们送入正规学校学习，这成了伍尔夫一生耿耿于怀的隐痛。伍尔夫在她最著名的女性主义政论文《一间自己的房子》中说道：“独立，对一个女人来说是第一需要。”“对于有才华的妇女，想要进入女性写作的领域，至少要保证两个条件”，“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和一年至少五百磅的收入”。这里的“五百磅”意指女性的基本物质保障，而“一间自己的屋子”则包含了女性独立思考、建构自我主体性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空间。在伍尔夫看来，要改变女性受奴役、被排挤的他者地位，首要任务就是争取经济权。经济状况是改变女性命运的起点，只有经济独立才有可能在父权制的挤压下争取教育权，继而促成智力、职业、阅历和情怀的全面发展，从而改变整个人生轨迹。正如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一书中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斯，虽然拥有和哥哥一样的聪慧头脑，却因家庭的限制不能进入正规学校学习；为逃避父母包办的婚姻，毫无涉世经历的她又贸然逃往伦敦，惨遭某剧院经理的强暴和遗弃，最终惨死街头。伍尔夫不得不有些悲哀地说道：“让任何妇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莎士比亚的时代某位妇女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这是难以置信的……那样的天才不是在劳动的、未受教育的、做奴仆的人们当中诞生出来的……它又怎么能在妇女中产生出来呢？”在争取公共领域的财产权、教育权和工作权等问题上，伍尔夫和自由女性主义者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二)私人领域的双重压迫 然而，父权制对女性的挤压和伤害并不仅仅停留在公共领域，更多的是它严格地划分了公共/私人空间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分属关系，并将女性限制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之中。伍尔夫在《三枚旧金币》中写道：“我们的生活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男人的，一个是女人的。男人承担着养家报国的任务，女人的世界就是她的家、丈夫、子女和房子。”女性在婚姻中财产权的缺失、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质、子女成人离家后的无所依托以及两性生活中的被动地位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因此，仅将目光囿于争取教育权、选举权、工作权等这些公共领域的斗争显然是不充分的。随着“一战”结束，欧洲各国妇女纷纷获得了投票权、离婚权、教育权和就业权之后，第一次妇女运动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目标，大众舆论也普遍认为女权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甚至出现了让女人回到“床上、厨房和教堂”的反女权论调，伍尔夫的隐忧化作现实。

另外，相对于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公共权利的缺失，女性对自身他者角色的默认和扮演也是导致女性长久以来被压迫的重要原因。如何打破女性心灵上的枷锁、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真正建立一个和谐共生的美好新世界，是伍尔夫终生思索的课题，也是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中的宗旨所在。

二、作为超越的主体身份建构：伍尔夫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

伍尔夫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对被称为“女性主义者”，而以“局外人”自居，号召建立一个属于女性的美好新世界，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深玩味和思考。相对于被解读为主张男女平等的自由女性主义者，伍尔夫其实更接近波伏娃的思想。伍尔夫认为，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只能在外显形式上给予女性有限的平等，但父权暴政对女性心灵的束缚远未解除。多少年来女性都是为男性所供养和支配的，她们的思想、行动及生活的全部都依赖男权社会固有的模式而运作，女性自己的生存和思维空间已被压缩到极致，以至于大多数女性已然失去了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随着女性逐步获得了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如果还一味强调男女的相似性，忽略男女差异的话，就会再次丧失自我和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最终回到受制于父权制的状态。据此，伍尔夫以天启般预言提出了她的性别差异思想：男女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生理结构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男女两性在父权社会男尊女卑、雄强雌弱的社会观念和行事原则下成长，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必然导致客观上的社会性别差异，继而导致了两性心理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体系。这一观点也成为后来波伏娃“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论根基。

（一）伍尔夫与波伏娃性别差异观点的契合 在 1941年伍尔夫自沉于乌斯河后，其声誉和关注度曾一度下降，直到另一位女性主义大师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横空出世，伍尔夫的名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部经典著作中，伍尔夫的名字和观点被反复提及，波伏娃历史性地区分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这一著名论述。波伏娃从不相信“妇女有其天性”的说法，认为女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产物，“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整个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着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伍尔夫和波伏娃的论著无疑为后来的女性运动注入了理论源头，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她们二人的发声仍显得有些势单力薄。直到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发轫于美国，并随之波及英国和欧洲大陆，女性主义的各种思想汇成了以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女性主义为主的理论洪流，涌现了大量有指导意义和影响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的观点都和伍尔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契合。

（二）伍尔夫与激进女性主义反父权制诉求的统一 激进女性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建树是父权制（patriarchy）理论，认为父权制是将女性置于从属和边缘地位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以异性恋和生育观为表现形式的性别压迫是其斗争的主要对象。最早将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是美国学者凯特·米丽特（Kate Millett），她在《性政治学》一书中赋予了父权制新的含义：既指男性统治女性，也可以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后来逐渐变为特指男尊女卑、雄强雌弱的系统化体制。女人是作为女人而遭受着经济压迫的，家务劳动的无偿性是这种压迫的形式之一。其实，父权制对女性理所当然的漠视、歪曲乃至丑化早已在伍尔夫那里有过充分的论述：在随便翻开的一份晚报里，里面充斥着男性的种种事迹和声音，哪怕“是来到这个星球的一位最为匆匆的过客，若是拿起这张报纸，甚至只是从这分散的证据，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英国是在男性政体的统治之下……除了雾之外，他似乎控制一切”。伍尔夫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父权制作为支撑了几千年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支柱，它主宰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性唯有设法推翻父权制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也许偶尔会有男性作者在诗歌或小说中歌颂女性的美好和伟大，“像男人一样伟大，有人认为甚至比男人还要伟大，但这是虚构中的妇女……实际上妇女是被关起来，在屋里被打来打去”。女人们忙于处理家庭琐事、照顾子女，这些劳动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会为此付出报酬，她们的全部财产不过是依赖父亲或是丈夫的一点施舍。同时，妇女的劳动具有隐形的特性，烹制的食物被吃掉，养育成人的孩子离家独立，一代又一代妇女的生命就在这不着痕迹的付出中流逝了，片刻的幻象和安慰并不能改变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的贫弱地位，反抗父权制的道路艰难而漫长。

另一部激进女性主义力作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辩证法》，则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咎为生育机制。费尔斯通主张，男女两性的区别并不是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的直接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功能导致了男女的不平等——孕产期的女性没有劳动能力，只能依赖男人获得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人类婴儿的成长期和哺乳期延长了女性家庭劳动的时间，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性别劳动的分工。只有采取技术改造生育机制，建立儿童的社会抚育机制，才能彻底改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定位，妇女才有可能获得解放。同时，她拒斥传统的婚姻制度，提倡单身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生活伴侣”，性伙伴是男是女并不重要，更有后来者将费尔斯通的“避免异性恋”主张推向极致，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同性恋女性主义思想。

伍尔夫一生的婚恋实践几乎是费尔斯通宣言的写照，她与丈夫伦纳德是纯粹的精神伴侣，过着无性的婚姻，自己从未生育而且在书中强调生育对女性的压制：“我们的母亲是一直在做着什么，以至于使得她们没有财富可以留给我们？……发一笔财同时还要生十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人能承受得住。考虑一下这些事实吧：首先在婴儿出生以前有九个月的时间。然后，婴儿诞生。然后，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为婴儿哺乳。在给婴儿哺乳之后，自然要花上五年时间和孩子一块玩耍。”不得不说，伍尔夫和费尔斯通对待生育问题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在她们眼中生育不仅将女性牢牢地与尿布、厨房、无休止的家务劳动捆绑在一起，更夺走了她们外出工作获得经济独立或者安静思考自我意义的一切可能，进一步固化了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瓦解了对主体意识的建构。同时，伍尔夫本人一直怀有复杂的同性恋情结，曾同多位女性有过隐秘或半公开的恋情，作品中也公开宣称“克洛伊喜欢奥利维亚……这种事有时是会发生的。有时女人确实喜欢女人”。对此潘建教授曾撰文进行过充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三）伍尔夫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阶级斗争立场的统一 与激进女性主义将男性群体视为女性斗争对象不同，社会主义女性者将“阶级”当作女性斗争的关键词：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力市场和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是实现男女平等的有效途径，最终目标是消除社会上关于男女阶级的划分。朱丽叶·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海蒂·哈特曼的《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是这一主张最重要的代表作。相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强调大规模女性就业对女性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更注重就业给女性心理带来的自主意识和成就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就业特别是女性写作的观点在伍尔夫的多部小说和大量随笔中俯拾即是，《到灯塔去》里面坚持独身、热爱绘画艺术的莉丽；大声喊出“我是克里斯娜·罗塞蒂”的英国女诗人克里斯娜·罗塞蒂；行为乖张、不被世人理解却坚持诗歌写作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不时站起身来削土豆、倒茶水却笔耕不辍的简·奥斯丁，无一不彰显着对职业生活的向往，特别是英国职业写作的第一位女性阿芙拉·贝恩更是被伍尔夫推崇备至，倡导所有的知识女性以她为榜样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伍尔夫与自由主义女性余音的和声 作为早期自由女性主义的继承者，美国学者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成为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两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代表作。她在书中批判了由男性编造的“女性神话：女性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其本性的完美，而这种完美只存在于由男性主宰一切、女性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的母爱之中”。战后的美国女性过多地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只想做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却在幸福之余无法克制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对此她发出有力的呼吁：向家庭妇女的形象大声说“不”！弗里丹关于“家庭主妇”的描述，早在伍尔夫三十年前的《妇女与小说》中就有明确的表达：“在那些日子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末期……每一栋房子都有它的天使……她的纯洁被视为她首要的美，她的羞涩、她的无比的优雅。”这位按照男性理想主义标准塑造的“天使”形象，不仅占据了男性书写的文学和历史，更深深影响着女性的生活、思想和文化领域，使得女性安于自己家中操持忙碌的小天地，对现有的人性、道德和婚姻制度沉默不语、循规蹈矩，严重阻碍了女性争取自由的脚步。伍尔夫甚至预见到这位“天使”的阴影或光环总会不期而至，“杀死一个幽灵远比杀死一个真人更为困难，在我认为已经处死了她之后，她总是又悄悄地溜了回来”。弗里丹和伍尔夫都察觉到，在反抗男权、争取女性主体地位的漫长岁月里，并不是只有来自男性的压迫和歧视，女性很多时候已经接受了作为他者的社会角色，沦为伤害和挤压女性的共谋者。

此外，与英美三大流派的女性主义并行发展的、影响较大的还有法国的埃莱娜·西苏、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露丝·伊莉格蕾等人的思想，她们吸收了近现代法国哲学的成就，更关注宏大的理论建构，强调女性主体身份和独特话语的确立，明显带有后现代关于权力话语、解构主义和多元化的倾向，她们与伍尔夫之间暗流涌动的理论渊源值得今后进一步的挖掘和思考。

在西方女性运动和理论发生、壮大的百余年间，弗吉尼亚·伍尔夫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她不仅是早年的拓荒者，两次妇女运动浪潮的承上启下者，更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天启式的预言才能，在妇女教育权、两性差异、父权制批判、家庭无偿劳动、生育机制和精神桎梏等论题上进行了深度思考，为后继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了灵感和借鉴，展现出高度的精神契合。当然，伍尔夫和经典女性主义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与伍尔夫的思想之间的传承和批判关系也未在本文得以阐发，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伍尔夫卓越贡献的肯定。正如伍尔夫曾赞扬英国首位职业女作家阿芙拉·贝恩（Afra Behn）的话一样,“所有妇女都应该把鲜花洒在阿芙拉·贝恩的坟墓上”，所有的妇女，尤其是女性主义者，都应该把鲜花洒在伍尔夫的坟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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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婷，硕士，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乔玲玲，硕士，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现代文学、二语写作方面的研究。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本文系山西大同大学校级青年科研项目“他者诗学视域下的伍尔夫研究”（2011Q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