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逻辑下遮蔽的“现代”城市
——解读《上海的早晨》

⊙吴琼［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革命逻辑下遮蔽的“现代”城市
——解读《上海的早晨》

⊙吴琼［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上海的早晨》是“十七年文学”中极少数以城市为背景，反映建国初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一历史过程的城市题材小说，小说将一个为乡土中国所遮蔽的城市重新挖掘出来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想象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在具体文本中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是文本于无意识层面表现出的对城市物质生活的恋慕；其次是革命语境中的阶级斗争话语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阉割，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逻辑的两面，小说虽未解决这一内涵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革命/现代”之间的矛盾问题，但却以上海这座现代城市为背景将这一问题加以具象化。

《上海的早晨》现代性 革命化 恋物倾向 日常生活

上海因其具备城市现代性①的多重表征，在20世纪的前半期成为了整个乡土中国所“瞻仰”和向往的“圣地”。但建国后，城市被当作资本主义万恶之源而受到拒斥，城市题材小说也不受推崇，乡村世界成为众多作家争相表现的主题。《上海的早晨》是“十七年文学”中极少数以城市为背景，反映建国初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一历史过程的城市题材小说，作品中交织出现的是以徐义德为主角的民族资本家们在面对相继到来的“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的众生相以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情节脉络，而作为关键联结人物的汤阿英所代表的无锡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一脉则是作为上海的镜像出现的，从这一城乡互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在处理具体文本细节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心理遮遮掩掩的恋物癖。《上海的早晨》花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详细过程，此外还加入了陶阿毛这类反革命特务分子这一线索，以此来强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革命化成分。但与此同时，在革命化文本的表层之下，从文本的裂隙中却泄露出与这一强烈的革命化氛围格格不入的无意识内容，作者于有意无意之中流露出了暧昧不明的恋物倾向，这表现为作者对城市物质生活的喜爱和向往，此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使《上海的早晨》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一个颇具特殊性的文本。在城市现代性与阶级斗争的革命性的撕扯中，现代城市的物质生活似乎是游离于革命化之外成为一个“他者”，而同时在上海的繁华背后却又隐藏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他者”，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他者”之间的角力，这一角力表明了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中隐含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恰恰与小说中隐约可见的恋物倾向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

小说中现代的上海主要是靠物质的堆积性描述呈现出来的，此外还有对十里洋场奢靡之风“欲拒还迎”的描写。小说第一部的开头便呈现了一幅风景画，把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上海城市空间展现在读者面前，毫无阶级斗争进入的痕迹，直到作者开始叙述出场人物的背景，才逐渐见出其写作意图，革命话语才开始显形。但作者在组织阶级斗争叙事之后，总不忘回过头去描写资本家的奢靡生活，其本意是为了引起读者对资产阶级的憎恶和反感，将阶级斗争进一步合法化。小说中可以看到大量对豪华布景事无巨细的客观描述，对资本家衣着用度的渲染，这些都无一不标志出城市生活的现代化以及足具诱惑力的物质生活，作者并未正面对这些描述进行价值判断，往往只是闲写几笔，然后立即又回到政治性问题的讨论之中，而作者正是在这种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悄然地泄露了其对上海现代生活的向往，这是长期处在革命逻辑之中的人们对“现代”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恋慕，从现实层面上看，长期革命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匮乏是这一恋物倾向的原因之一。而现代城市表征的是现代化国家的具体物质化形态，所以这种对城市物质生活的向往从革命理想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内涵于对现代国家的乌托邦的构想之中的，将中国建设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匹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革命的终极动力，因此这两套看似背离的叙事背后实际上有着相似的情感结构。

有学者指出：“周而复对城市的态度并非如左翼文学那般恐惧或排拒，即使在城市空间被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完全遮蔽城市生活富有诱惑力的欲望形态。”②《上海的早晨》中革命化的城市生活与资本家的欲望化物质生活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一富于张力的情感结构的具体体现。周而复在回忆《上海的早晨》的写作过程时曾说道：“我的构思，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改变，认为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是上海和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我要反映和描写这个根本的变化……这部长篇小说要通过上海的最根本的变化来看全国的最根本的变化，决定了不能只单独写上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联系到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是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③周而复在这里明确了其写作目的，以上海为例所投射出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活动，由此上海成为整个中国的镜像，城市作为革命话语中的“他者”在这里被强制地收编进整个现代中国的构想之中，革命语境中的阶级斗争叙事就这样进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场域，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这一镜像只能反映出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活动，却不能包含进乡土中国以及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此文本另辟一条线索对农村进行叙述，虽然周而复认为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但是在文本中却只是通过汤阿英以及朱瑞芳这两个人物来体现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在具体叙述农村生活时用的却是另外一副笔调，而这一联系从文本层面来看更像是要将资本家类比于地主，将地主本质化的恶毒与贪婪的品质投射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据此农民与城市无产阶级可以从心理上获得一种阶级认同感，这一阶级认同感不仅强化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为城市生活叙事提供了一种似中国农村革命时期的话语形式。

由于工人阶级成为新政权的领导阶级，因此过去以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市民阶级为主的城市需要获得一种新型空间结构来适应由工人阶级主导的城市生活。在小说中，这样一种城市生活被处理为完全革命化的空间形态，在以工人阶级为主色调的城市中似乎驱除了一切先在于新政权的物质存在，但矛盾在于阶级斗争的最终所指恰恰是对城市既有物质的占有以及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小说中这种新型的城市生活即革命化的城市生活却隐藏了这一矛盾，同时将其移置为对革命宏大叙事的重复。因此小说中新政权所必需的城市空间结构并未成功地建立，而是继续作为疏离的“他者”而单独存在，周而复笔下的城市物质生活便依旧以资产阶级的欲望化形态来展现，这也是小说中表现出恋物倾向的叙事逻辑层面上的原因，正如一位学者所提出：“作为一个革命者，周而复所要表达的本是改造都市的革命诉求；然而由于缺乏内化和有效的艺术转换，所以，上海以繁华和精致为代表的浮华特征却在被批判的形态下悄然显形。”④因此，小说的逻辑构架在基本的革命形态与现代性的诉求在上海这一城市空间中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不同的问题被同时糅杂在同一文本中，使得文本呈现出奇怪的形态，这不仅体现在处理“城市/现代”二者之间关系时，同时在处理“劳/资”“阶级斗争/日常生活”的问题时亦如此。

二

《上海的早晨》长达两百万字的篇幅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在叙述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化改造，而资产阶级则一直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革命恐惧之中，革命理性占据显著位置，劳资矛盾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作者暧昧的恋物倾向在革命逻辑面前首先演化为一种忧虑和怀旧交织的复杂心态，周而复多次提及了资本家白手起家的创业史，这种近乎怀旧式的叙事与革命化叙事所形成的张力使得文本在正统的革命化叙事中又一次出现变形。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徐义德在沪江纱厂即将公私合营的前一晚所表现出的感伤情调：

往事如潮水一般，不断涌现在他的心头，沪江纱厂开办那一天，他也坐在这里，和裘学良、梅佐贤他们商量怎样发展企业，以后成立了总管理处，创办了信孚记花行，投资聚丰毛织厂，担任了茂盛纺织厂的董事长，吃进了永恒防止机器上。沪江的企业一天比一天发达，不仅在上海滩逐渐扩大，连苏州的泰利纱厂也请他兼任董事长……他下楼走出去，外面电灯很亮，煤渣路上没有人，也很安静，只听见轰隆轰隆的机器声音不断从车间传出来……他听到机器一声声的叫唤，好像是向他告别。他站在煤渣路上凝神谛听机器轰隆轰隆的声音，如同慈母听爱女出嫁前夕依依不舍的低诉。⑤

这种怀旧和感伤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必然的，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最终的指向是个人欲望的实现，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将欲望实体化的过程，徐义德的情感表露实际上是针对欲望叙事的终结而发，个人欲望实现的可能性被阻断了，小说中资产阶级对优裕物质生活的追求被人为地置换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追求，因此这种感伤式叙事只能是昙花一现，接下来革命话语毫无例外地迅速占领文本主体，之后徐义德回忆起自己在纱厂当练习生的光景时，怀念往昔的情绪硬生生地被迫隐退，随之而来的是对权力的顺服。

刚解放的辰光，他一听到别人讲“资本家”和“剥削”这些名词，感到非常刺耳……他创办这爿厂，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渡过了多少难关，沪江才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这次在北京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了中央首长的报告，特别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忽然获得了光明，重新睁开了双眼，这才看清周围的事物……他看清了是工人养活了他，他不是勤俭创业，而是剥削起家……想到这里，他听到‘资本家’和‘剥削’这些名词也不那么刺耳了。⑥

徐义德的转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类似的突变在整部小说中并不在少数，这类变化的象征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革命权力话语在文本架构中所起到的无孔不入的运作，而且在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话语遭到解构，代之以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重新编码，整部小说便再现了一次重新编码的全过程。在小说中，徐义德等资本家虽然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对抗的姿态，但是在面对中央权力之时却表现出更多的顺从与敬畏，具体体现为冯永祥等人以共产党的政治资本为荣，而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均臣服在这无形的权力面前，徐义德费尽心机想加入民建党上海分会正是想在共产党的政权体制内获得发言权。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辛苦经营的产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面前变得岌岌可危，而另一方面，在“民族”二字的光环下，在中国建国初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化语境之中，他们企图通过加入政治权力以求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求得生存权利的本能反应，但可以看出这一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权力和个人欲望的追求之间苦苦挣扎。小说试图通过表现这一过程来强调人民内部“革命”的最终胜利，但却无法真正地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如何进入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之中的问题。

与此同时，小说大部分篇幅以强制性的革命话语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说教劝服”，将集体主义信仰推向前台，意图通过这一方式将资产阶级物质现代性完全排除在城市空间之外。因此，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就必须被排除在外，革命化空间因此在资本家的物质生活与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间展开，与小说中铺陈的资本家富裕的物质生活相比，作家在处理工人生活场景时所使用的都是颓败破旧的意象，“狭窄肮脏的弄堂，漏风漏雨的草棚棚，用砖头铺成的床……”这些意象都表明了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小说第四部资本家的财产终于归于人民所有，工人们以一种狂欢化方式欢庆新时代的到来，这一狂欢式举动是与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工业生产为集体占有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想象便进一步合法化，而城市资产阶级日常生活话语就此被遮蔽。但在这样一种宏大叙事之下恰恰是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起作用，虽然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是外在于城市现代性的乌托邦式的存在，但是同样的还是无可避免地受到城市文明的影响。汤阿英一家搬到漕阳工人新村时对一系列事物的描写，体现出城市现代性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构。小说对新型生活空间大加赞美，而这一新型生活空间标榜的却正是现代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小说并未进一步对物质生活加以描述，反之却将更加宏大的乌托邦想象加诸于日常生活之上，工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压缩进一个狭窄的封闭空间并被做定型化处理。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欲望化叙事在这里被无情地阉割了，因为在文本所呈现的巨大的乌托邦想象之中，在这样的革命逻辑之中，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才是整个故事架构的终极所指，无产阶级转而变成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主人，阶级成为身份认同的新标志。

我们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也不能忘记还有很多人住在草棚棚里啊……中国解放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没有解放哩；我们当家作主了，他们还当奴隶哩！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世界上劳动人民不能完全解放，我们自己也不能算彻底解放啊！天下工人是一家，我们解放了，就应该支持他们，解放全世界。这是共产党员的理想，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⑦

工人阶级只能靠这样一种以大化小的方式才能获得其身份置换的合法性，并将这一身份认同植入建国后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之中，这一方式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工人生活与城市空间、与物质生活、与欲望人性相隔离，将工人阶级生活、生产的空间描述为异质的排他性空间。整部小说唯一一次让工人阶级闯入资产阶级的生活空间的叙述是“五反”时期语境去徐义德家中动员太太们劝服徐义德老实坦白，在这唯一一次的碰撞中，这种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就显得更为明显，余静身着毫无性别特征的灰布列宁装进入到一个象征女性化的家庭生活空间中，二太太朱瑞芳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玩牌，而余静作为政治的代言人以一种近乎男权化的方式“检阅”朱瑞芳的言行，对朱瑞芳谈到的日常生活表示极大的反感，“南京路”“旧货店”“电影”“越剧”等一系列事物都是上海城市生活的表征符号，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政治话语单刀直入地切断这种氛围，余静宣扬的是“只要劳动都好”“多读报能了解国家大事”“男女平等”一类的价值观念，这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样态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同时也表现出在面对未能被革命逻辑所同化的空间叙事时产生的一种内在的紧张与焦虑感，但矛盾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被收编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之中，但是这一想象的基础是将资产阶级这一特定阶级全部剔除出去，虽然小说最后还是为徐义德留下了香港的产业，但是徐义德以及儿子徐守仁最后意味深长的那句“我们该休息了”意味着城市现代性悄然退出，或者说转化为一种社会主义的革命形态而继续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构之中。

三

《上海的早晨》中以阶级斗争的革命化话语掩盖城市现代性的方式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移置矛盾之后的结果，在一个革命刚结束的时期，新生政权在治理国家时还无法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进入城市之后，以资产阶级物质生活为表征的城市现代性是异于这一革命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作为城市现代性表征的日常生活化及欲望化叙事是必须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大叙事之外的，此中的排他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确立自身的基础。因此，进入城市并开始逐步实现资本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仅需要将工商业收归集体所有，同时还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价值观念。唐小兵曾在其对《千万不要忘记》的解读文章中讨论过将一种“集体性焦虑”移置为外化的“异己的、需要否定的他性”⑧，在《千万不要忘记》里具体化为姚母这样的“阶级敌人”的腐蚀，而在《上海的早晨》里则表现为资本家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抵制情绪和敌对言行，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建构便是从否定这一系列外化的“他性”（如资本家、五毒、剥削等）开始的，但是在将这些“他性”全部否定之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逻辑却渗透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在公私合营之后，工人们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这一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加强了对现代工业效率至上的追求，但这样的现代性追求似乎与之前排斥的资本主义物质现代性并行不悖，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普遍性焦虑，这就是唐小兵提到的“集体性焦虑”，小说中解决这一焦虑依靠的是标志出这一现代性追求背后的革命逻辑，而将阶级斗争作为任重而道远的最根本任务来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集体化价值观。社会主义现代化诉求需要通过对城市现代性加以革命化处理来重新建构一个新型现代化模式，这一过程除了需要阶级斗争的持续在场，还需要将阶级斗争纳入伦理道德的框架之中，《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为实现自己的欲望基本都会铤而走险地触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包括徐义德在棉纺原料中掺入坏花衣，朱延年配置假药卖给解放军等，这些商业行为无疑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代表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在道德叙事上如若败诉，那么资本主义物质化逻辑必然会崩塌。

有论者这样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核心焦虑：“当中国革命明确了自己的现代化的政治诉求，那么，大到民族国家的建构框架，小到单位企业的科层管理，现代性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而在这一现代性的控制之中，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中国是‘革命’的，而不仅仅是‘现代’的。我认为，这才是贯穿于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核心的焦虑。”⑨这一核心焦虑直接导致了在革命/现代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隙，《上海的早晨》中隐约的恋物倾向中隐含的与资产阶级物质生活同质的情感结构以及革命对工人日常生活的阉割正是这一裂隙的表现，革命与现代被强行放置在同一个乌托邦构想之中，而革命化叙事无疑是将城市物质现代性“他者化”的有效手段，阿尔都塞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为这一革命逻辑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他认为：一切革命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斗争在第一个历史阶段，不得不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人剥削人现象的结束是阶级剥削的结束。这样才能进入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在其中人才能真正作为个人而存在，这才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⑩如果按照这一社会发展逻辑来看待包括《上海的早晨》在内的所有“十七年文学”，那么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中的革命逻辑似乎变得理所当然，但阿尔都塞在其后提出的观点却恰恰推翻了这样一种简单的线性逻辑，他认为人道主义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革命逻辑回应的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一种国家权力的潜在运作，这种运作的最终目的是将“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这一历史观念本质化为当时中国人的情感认知，同时将这一情感认知进一步推衍至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追求，《上海的早晨》再现的就是这一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小说遮掩地说出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恋慕，同时却用阶级斗争叙事置换了日常生活的个人化叙事，以此缓解在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构中所出现的“集体性焦虑”，但革命化逻辑遮蔽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构中对“现代”的这一普遍化追求。

①这里的“城市现代性”中“现代性”及下文所提及的“现代性”指称的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十七年”时期文学中所投射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构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国家现代化或曰工业化的期许，因此“现代化”本文中所指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朝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而“现代性”作为名之为“现代”之物的内在逻辑的叙事，其自身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特定语境下或曰权力运作的机制中，“现代性”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在本文中具体讨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特指在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体制形成的初期，在城市这一特定场域中意识形态所建构出的“现代”是以何种逻辑话语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想象之中。

②吴秀明等：《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织的暧昧历史：重读〈上海的早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③周而复：《周而复文集·往事回首录（2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④郭传梅：《革命与浮华的并置：试论〈上海的早晨〉的空间叙述》，《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⑤⑥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四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9-480页，第512-513页。

⑦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页。

⑧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⑨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

⑩[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6页。

[1]吴秀明等.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织的暧昧历史：重读《上海的早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91-97.

[2]周而复.周而复文集·往事回首录（22）[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3]郭传梅.革命与浮华的并置：试论《上海的早晨》的空间叙述[J].文艺争鸣，2007（5）.

[4]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四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作者：吴琼，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