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
——以“归来”后为例

⊙陈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艾青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
——以“归来”后为例

⊙陈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艾青的诗歌生涯曾有长达二十年的沉寂期，“归来”后的诗人并没有因为如此长时期的沉默而“失声”，新时期的艾青仍然坚持诗歌的“战斗的传统”，继续“为人民歌唱”。暮年的艾青，其诗歌特色相比较前期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智性，哲思。

艾青 后期诗歌 公共性 个人性

“公共性”必然涉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自主自律的个体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平等、公开的交往所形成的公共意见的领域。有中国学者据此引申出“文学公共领域”，并将其解释为“一定数量的文学公众参与的、集体性的文学——文化活动领域，参与者本着理性平等、自主独立之精神，就文学以及其他相关的政治文化问题进行积极的商谈、对话和沟通。”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设，中国新文学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公共领域”，并因而获得鲜明的“公共性”特征，尤其是在面临民族危急以及国家灾难的时候，对历史的反思、对生命的关爱、对美好人性的向往等，都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显然，艾青的诗歌也在此列。

一、“公共性”

艾青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注，不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但其前后期诗歌中“公共性”的表现是有所不同的。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关注着人民和国家的遭遇，诗人也不例外。在新中国的一段时期，诗人生活在抑郁甚至恍惚之中，无法拿起笔抒发自己的情感。平反之后，艾青得以“归来”并重新歌唱，暮年的他对人生的感悟和总结不再拘囿于生死饥饱等基本生存状况，除了和前期一样对未来满怀“希望”之外，他的诗歌还多了反思与批判。即便“希望”这一主题，也与前期有所不同：前期的希望主要是给予战乱中的人民和自己的，希望能够过上和平、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后期的希望则更多地指向精神与哲理的层面，这显然是对前期的发展与提升，可谓是归来之后艾青诗歌与以往明显的不同之处，值得我们加以分析。

在《沙漠和绿洲》（1978）里，诗人借“沙漠”和“绿洲”两个意象对“绝望”和“希望”进行了辩证思考：诗中第一节写代表绝望的沙漠，剩下三节全部写希望的绿洲。绿洲存在于沙漠中，希望孕育于绝望中，作为这首诗的主题既质朴又深邃，尤其能够唤起那些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的共鸣与回味。

诗人对希望的坚持并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充分正视人生的困境与低谷之后的豁达与乐观，支撑这种乐观的是对走出困境与低谷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与信念，正如他在《海水和泪》（1979）中所表达的：“亿万年”是很漫长的，但终有一天，咸的会变成甜的，痛苦会变为幸福，诗人坚信这一天的到来。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诗人最真切的生命体验，既是自我鼓励，也鼓舞着他人。

新时期归来的艾青，仍然坚持诗歌的“战斗的传统”，对于民族和个人共同经历的那一场浩劫，他再次和人民站到一起。《在浪尖上》（1978）诗人将郁积在胸中的愤怒、悲哀、崇敬之情进行了一次既客观冷静又毫无遮拦、汹涌澎湃的大宣泄，诗中抒发了对四人帮的满腔愤怒，表达了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敬仰，赞颂了工人韩志雄。今日看来，这首诗不见得能激起当年那样的共鸣，但我们仍能触摸到诗人那颗与人民一起跳动的滚烫、赤诚的心。

艾青后期反映“文革”的诗歌不仅与前期对黑暗社会的抨击同样尖锐凌厉，而且还多了几分冷静的反思与理性的批判。在《听，有一个声音……》（1979）中，诗人采用第一人称，将抒情主题与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的精神和灵魂融为一体，他用思辨的充满张力的笔触揭示了烈士之死的不朽精神：“我倒下了，我起来了/我停止呼吸，我说话了/我没有死，我得到永生/和人民在一起，就得到永生——//人民将为我说话/人民将为我造像/人民将为我谱曲/人民将为我歌唱//……”

对人性的思索和追问，也是后期艾青诗歌的特色，尤其是针对文革时期人性的失落与扭曲。《古罗马的大斗技场》（1979）是诗人参观罗马古迹之后所作。诗作用比拟的手法暗示出大斗技场中所发生过的残酷与惨烈的厮杀，诗歌的结尾是令人深思的警示：

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

在当今的世界上

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

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

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

艾青后期的诗歌一如既往地展示了他的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美国学者罗伯特·C·弗兰德将艾青与聂鲁达、希克梅特并列，称“他们的诗都表达了被压迫者和已获得自由的人们要倾吐的心声……他们笔下的形象和比喻，差不多都是全球通用的，因此各国人民都能从中获得温暖和鼓励”。《归来的歌》（1980）收录了几首艾青出使他国之后所写的诗作。《死亡的纪念碑》（1979）是关于慕尼黑达豪集中营的一首诗，表达了作者深沉、博大的人文情怀。结尾的四行使这首诗的主题获得了升华：“这些声音/越过了时间的坚壁/一直通向未来的世纪/永远——永远……”诗人是在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否则这样的惨剧还会发生。这对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同样具有莫大的警示作用。

艾青忠于自己的体验，同时又自觉地站到人民的一边。他的“人民”又不单指“中国人民”，而是包含全世界一切受苦受难的人民在内的。这是艾青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归宿，是其诗歌“公共性”的明显表现。

二、“个人性”

再次回归到读者视线里时，艾青已年近古稀，此时他的心境已与早年大不相同。尽管还有《光的赞歌》这样以“光明”为意象的诗，但诗人更多的作品则是偏向于哲思，带有浓厚的理性与思辨色彩，句式、语言也越趋凝练。

《山核桃》（1979）只有短短六句，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外观“玲珑剔透”、生命纹理“变化无穷”的山核桃，是天地对话、风雨激荡、雷电轰鸣的结果。结合诗人的经历，我们又产生新的认识：“山核桃”的遭遇就是以诗人为代表的一代人在沉寂岁月里的遭遇，这样的遭遇却使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厚重。诗歌渗透着诗人的情感与沉思，虽有无奈，但更多的却是宽容与豁达。《归来的歌》中的许多诗作都是如此，既反思历史也批判历史，诗人既以一个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事实的回顾并对其非理性、非法性给予审视与谴责，同时又能摆脱身份的拘囿，用质朴的语言、形式传达着一位老人在饱经沧桑后对人情世态的洞察。

艾青曾极力强调“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他说：“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诗只有借助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我们从情感、象征、“散文美”几个方面来理解艾青诗歌所体现的鲜明的个人性特征。情感之丰富对艾青诗歌来说无须多言，而象征与散文美却得略加分析。

艾青自认为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不少作品都具有浓郁的象征色彩。很多诗的标题虽然是关于某一事物的，但实际上，这些诗作都不仅仅是在写景状物，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甚至复杂的思想与情感。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盆景》中以“不平衡”为审美标准的“怪相畸形”的植物正是被强行扭曲了的人性的象征。《鱼化石》（1978）、《虎斑贝》（1979）既是诗人个体经历的寓言，也是无辜蒙冤的一代人的缩影：遭受冤屈后重获自由，饱经磨难却并未被打倒，归来之后仍能积极面对新的生活。

艾青坚持做人民的诗人，但他的诗中很少华丽的矫饰和空洞说教，而是“采用鲜活的有流动感和弹力的语言与语调写诗”，这也是艾青一直提倡与追求的“散文美”。新时期的艾青创作了许多哲理性的诗歌，这些诗没有拗口的语句或晦涩的词语，而是一如既往的朴实易懂。如《回声》，全诗四节八句，富有情趣。对回声这一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诗人没有写它的传递过程和状态，而是将其拟人化，将声音的“去”和“返”比作两人的对话，道出了处世的真相。诗人说：“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是在你怎样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从怎样的角度上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

艾青的诗正如艾青的人，即使历经风霜，仍不失最初的真挚与朴实。如果说这就是艾青诗歌个人性的突出体现的话，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地说，这也是中国新诗的公共性的集中体现。伟大的作家都有着大情怀、大视野。高行健曾在巴黎召开的中国文学国际讨论会上评价说：“艾青的诗歌里没有政治口号，但他对于抗战的观念却是很强的。用朴素的文字来反映真实的感情、个人的感受，这就成为艾青的诗。”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艾青的诗歌里没有强烈的关于爱国和自由的宣言口号，但他对于国家、人民、自由的观念却是很强的。正因为这样，在艾青的诗歌中，“公共性”与“个人性”才如此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1]艾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陈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新诗的公共性研究”（编号：2012YBWX087，主持人：向天渊）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