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者自清”
——邹阳与江淹劝谏艺术之比较分析

⊙赵荣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清者自清”
——邹阳与江淹劝谏艺术之比较分析

⊙赵荣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和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同为萧统《文选》所收录上书一类，题材皆是为己申冤辩白，表现出高超的劝谏艺术；在这一方面邹文堪称典范之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文，在立意方面两者有很多相似点。但是由于两者的个性和所处时代有所差异，所以两文又呈现出一些不同点。本文针对两文在构思和辞藻两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浅探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邹阳 江淹 劝谏 艺术

《文选》在第三十九卷“上书”类收录了西汉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和南朝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两篇文章。两文无论是从构思还是从技巧上都表现出高超的“劝谏”艺术，但作者一处汉朝，一处南朝，一为齐人，一为济阳考城人，时代经历各异，个性和思维方式亦不同。因此两文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比较。

一、构思之异同

（一）发语不凡与委婉到来 开篇两者皆从“忠而被疑”，蒙受冤屈发论。采取否定人们对忠信义理的信任，并且列举历史事实，对其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进而联系自己的现实，古今对照，提出诉求。反戈一击的矛盾验证法，加上史实的佐证、古今的对比，开头就显不凡，对高高在上的执事者来说很有震撼力，但江文明显带有模拟邹文的痕迹。

但细读之，还是有细微区别的。邹文反驳常理，列举忠臣义士之遭遇的史实以示哀怜，然后推人及己，最后向王者表示期望。而江文将史上奇景置于前方，示之怜悯，进而否定常理，最后表达期许。看似只是一个顺序的颠倒，但是能收到掷地有声、响彻寰宇的效果。数百年前的燕臣、齐女因蒙冤而对天长泣，使得夏日飞霜，雷风摧台，江淹心中的那股冤怒之气倾泻而来。这种落笔凌空、峭奇突兀的风格，不同于邹文起势平缓，委婉而道，款款而行。

（二）妙在曲径通幽 文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怎样去洗清自己的“罪名”，怎样去说服执事者“回心转意”。俩人策略各有侧重，又各有千秋，但无疑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先看邹阳入狱的原因。史书记载：“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又说：“阳为人有智谋，慷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可以看出，邹阳入狱之因有三：一是反对梁孝王想立为嗣的做法，与梁孝王的私欲相抵触；二是有智谋，却不苟合，为同僚所嫉；三是邹阳为人正直。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导致他入狱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第二原因则是导火索，而第三个原因则是最根本原因。正是他正直的品格和不苟合的性格特点导致了他的“锒铛入狱”。自己的一片忠心却遭到如此之下场，心里自然是无比愤慨。

因此全文就围绕着忠信、信知、欲善无厌等问题展开论述，但妙处在于不直言嗣位之非礼，始终站在梁孝王应该怎样笼络人才的立场，分析史上众多忠而见疑的事例，希望主上引以为鉴，不要冤枉好人，并对造成这种冤案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作者并没有停止在肤浅的现象分析上，而是提出怎样改变这种局面的对策——人主要自有权衡，不要轻信。由古及今，从表到里，有现象分析也有对策解决，利弊权衡，层层递进，目的就是要人主明白“知信”“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不为浮辞所易的道理。试问，有哪个人君能够忍心杀死一个有着如此赤胆忠心的正人君子。作者这种先从大局出发，处处为对方考虑的劝谏艺术，有效地打动了梁王的心，史载“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江淹在《自序》中说：“……而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徒，然未能悉行也……然少年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遂诬淹以受金者，将及抵罪，乃上书见意而免焉。”《梁书》《南史》也载有此事。从中也可以看出江淹也是因为自己才华突出，少有朋党，倜傥不俗，为士嫉妒，被诬入狱。

较之邹阳，江淹牵扯更多的是与同僚之间的矛盾，与人主没有直接的冲突，所以他将主要根源归结为世士的蛊惑之言，而他申冤诉请的高妙在于避开了“受金”之事，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自己有安贫乐道、洁身守节的夙志；人主对自己的恩义，自己诚惶诚恐，始终抱有以死相报的心迹；人主听信谗言，自己深陷囹圄，“酸鼻痛骨”“槌心泣血”；自慕“君子之行”，岂因“分寸之末”“锥刀之利”而损失名节；谣言可畏，上将、名臣因此遭殃，高士因之而隐逸；“天下乐业”一派祥瑞，而自己却是例外，可怜至极。

江淹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劝说，极言自己的“忠”和“怜”，力述“谣言”的害处。前者在于企求得到当事者的理解和同情，后者在于希望主人不为谗言所惑，剖明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巧处在于从自身的大节和品性出发，证明自己是一个清廉之士、忠贞之士，不会贪图蝇头微利。从这一点上说，江淹可谓得邹阳之神韵而升华之。劝谏的结果“景素览书，即日出之”。

两者都出于要辨明真相、洗涮冤屈的动机，但都未直言其冤，局限于谄媚小人之徒的善恶是非纠葛中，而是都站在维护当局者的立场上，摆事实，讲道理，异口同声，却又异曲同工。

（三）一为慷慨，一为悲切 两者皆处牢狱，但一“慷慨不苟合”，一“爱奇尚异”“倜傥不俗”，这样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肯轻易接受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更何况两者都以名节自立，因此，决定了文章都有一股“宁死不屈”的孤傲之气，不作唯唯诺诺之语，毫无低声下气之感。

但是，邹文于委婉措辞中寓有咄咄逼人之势，气盛语壮。司马迁评价道：“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挠矣。”“抗直”之语，满篇皆是。其一直陈冤屈，举荆轲、卫先生等事，意在借古喻今，“愿大王熟察之”“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恳切的请求下隐藏着无形的施压；其二以同样的笔法铺叙之史实，灵活比较，巧妙突出相知的重要性，三个“何则”更是直逼梁王，发人深省；其三透析忠臣之受谗、人君之信谗的主客观原因，反面警醒、正面引导、侃侃而谈、谆谆告诫，气势汹涌。其四因势利导，突出人主真诚待人的做法对笼络士人的作用，义正辞严，从容不迫；其五陈述天下布衣不为人主所重视的客观现实，意在说明布衣穷居之士能否竭忠尽智，在于人主能否不蹈历史之覆辙，虽是借古人之事发悲愤之语，但无异于驳斥当权者的愚昧。篇末更是不畏权势，不事谄媚。“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行云流水的文字间流淌的是慷慨激昂的浩然正气，傲然挺立的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伟丈夫。

江淹与邹阳相比，显得较为柔顺。作者剖白自己感激报效之心时不乏诚挚恳切，却难抑内心的哀痛悲愤；加上秋末阴沉的天气，凄凉的景色，睹物伤己，正契李陵“椎心泣血”的心境，悲痛欲绝。后面的孤傲之语，亦带有丝丝悲苦；而最令作者痛心的是身处一个仁义圣明的时代却不能沐浴祥和。可以说全文以自己的悲情贯之，凄切动人。

要之，邹文从大局出发、替对方着想，先大我后小我，冷静分析原因，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滔滔不绝说理，理智而雄辩有力，慷慨之气溢于言表；江文则是从自身出发，极说己之名节、处世原则，深表感激报效之情，痛陈蒙冤之苦，曲折反复，哀婉感人。从这里也能看出邹阳的圆滑与智谋，是为老者之文，而江淹因为初涉仕途，阅历尚浅，有的是年轻人的满腔热血和刚烈，是为性情之作，从这一方面讲，江文更是一篇抒情言志之文。

二、辞藻之同异

文采斐然是两篇文章另一显著特点，在手法上皆反复引用典故，并且往往以对偶和排比的形式正反列举，这些特点常为人注目。同时这些也正是散体文走向骈体文所必需的因素。邹文处在骈文萌芽的时期，但从骈俪成分和质量上来说却是一篇超越时代的作品，江淹身经宋、齐、梁三代，是骈文的鼎盛时期，而“刘宋一代是江左唯美主义文学之开端，更是四六骈文鼎盛之期的第一步。大体说来，此期骈文体制变得整齐划一，文采变得更为绮丽，句子更为雕琢，而最为突出的是对史事用典的着力追求”。但江文却语势跌宕起伏，轻清爽利，文采华而不靡，颇得汉魏之古气。原因何在？

西汉初期的散文多有战国纵横捭阖、铺张扬厉的余韵遗风，有其时代根源。但邹阳以能言会道的辩士而出名，身上带有许多战国纵横之士的特点，此身份不可小觑；另外，梁园文学集团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侍从，有开汉大赋之先的枚乘，邹阳亦在其中，这样一个文化氛围，必将影响其文风，《西京杂记》载有其赋数篇，说明其深谙作赋之体术。这样辩士的身份，赋家人的思维，便造就了他行文的铺张扬厉的特点。故其在文中大肆铺张排比史实，以排偶运散体，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层层递进，又达到理深义切的效果，形成辞采富丽、高绝的风格。

至于江淹身处刘宋时代却留有汉魏文风，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刘宋时期，由于声律说尚未提出，故在对偶中仅注重字对和义对，忽略声对，对仗并不精工。由于骈文正式形成的时间不长，因此散文领域多是骈、散兼具，散多骈少。而散体文少受骈文句式和声律的束缚，在抒情言志方面可以做到收卷自如，“像江淹这样的文人，真实情感一旦迸发，往往需要突破骈文的束缚而改用散体或使用大量散句”。第二，刘宋时期的模拟风气的影响。江淹不仅在诗歌上模拟汉魏乐府，在辞赋上有楚辞遗风，对于骈体文也有模仿，但其创造之功多于模拟之绩，自立面目，独标风韵。在构思和技巧方面模拟邹阳不必说，在语势和抒情方式上却像极了司马迁的运笔，从开篇的奇峭之气，到下狱受辱的难隐之痛，再到对义烈之士无端受辱的孤愤、不平之情，都带有感慨啸歌、忧思怫郁的抒情意味，以及他那哀愤中忽作孤傲之谈，不平中折为自慰之语，也与太史公运笔相似，只觉有一股奇气在期间盘旋不已。

[1][汉]班固.汉书[M].上海：中华书局，1962.

[2]俞绍初，张亚新校注.江淹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唐）姚思廉撰.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汉）司马迁撰.史记（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南朝梁）刘勰.范文澜注（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赵荣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