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究竟是被谁请到《光明日报》的？

杨学武

众所周知，储安平之所以位居“大右派”之列，与章伯钧等人“平起平坐”，除了他发表“猖狂向党进攻”的“党天下”——《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引起毛泽东“龙颜大怒”而对他“特别关照”之外，与他曾经担任过68天的 《光明日报》总编辑也是大有关系的。否则，就他此前的身份和地位而言，作为一个只是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小人物，显然是不可能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的大人物章伯钧“平起平坐”的。

按说储安平本是九三学社的人，而 《光明日报》 原属民盟中央的机关报，那么他到 《光明日报》 “另谋高就”，岂不有“叛党”之嫌？九三学社怎能轻易放他一马？民盟中央怎能贸然“招降纳叛”？原来，储安平去 《光明日报》，并非他自己主动“请缨”或“跳槽”，而是有高层人士请他“出马”的。那么是谁请他去的？文史学界却说法不一，有说是章伯钧，有说是胡乔木。

文史学者冯锡刚曾在 《从 〈光明日报〉三个报头看时代变迁》 中，声称是“章伯钧力邀当年以创办 《观察》 闻名的储安平出任 《光明日报》总编辑”。“力邀”二字，分量颇重，可见章伯钧与储安平的关系非同一般。可冯先生此说，既没有标明出处，也没有展开说明原委。倒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 中，将章伯钧“力邀”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 的经过描写得细致入微、情真意切。章女士写道：1956年6月的一天，当章伯钧得知“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便以“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的愉悦心情，邀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饭。饭后散步时，“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 《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这一刻，‘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而这一刻，储安平的人生厄运也悄然开始了”……任何读者读了章女士的这几段文字，都不得不深信是章伯钧把储安平请到 《光明日报》的。而且，大约是为了印证此说不虚，章女士还在文后特意“首尾呼应”。1957年6月，当储安平因发表“党天下”遭到猛烈批判而处境险恶时，章诒和以无比伤感的笔调写道：“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 《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章诒和一方面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是她的父亲章伯钧把储安平请到 《光明日报》 的;一方面又在该书的注释里注明：“谢泳在所著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一书中认为，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是胡乔木推荐的。”笔者很钦佩章女士“有容乃大”的文风，她在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不过，究竟是章伯钧还是胡乔木请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 的？在这两个选项中，章女士以其特殊的身份，且以身临其境的笔法，显然是具有很大影响力左右读者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其实，是胡乔木把储安平请到 《光明日报》的，并非谢泳的一家之言。鲁迅研究者、文史学家朱正在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中写道：“政协会闭幕 （1957年3月20日——引者注） 之后不几天，《光明日报》 编辑部改组。4月1日，储安平就任总编辑，取代原任总编辑的共产党员常芝青。”“为了把这张报纸还给民主党派，增加党外人士发言之地，这一改组早在1956年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曾经有过请徐铸成主持该报的考虑。徐不肯脱离班底只身到一个陌生的场地上去，敬谢不敏。现在鸣放正在推向高潮，这事不好再拖，胡乔木登门敦请，请出了储安平。”朱正笔下的“敦请”，与冯锡刚笔下的“力邀”，可谓同义词，只不过主人不同而已。朱正一向治学严谨，他的说法是有据可考的。诗人、杂文家邵燕祥为该书作 《序》，高度评价说：朱正为写这部书，“孜孜矻矻，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限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这是真正史家的风格，学者的态度。”

朱正与谢泳的说法，相互印证，在文史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朱正对此事的叙述虽很简略，但在谢泳的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所披露的详细史料中，都可一一找到注脚。关于“有过请徐铸成主持该报的考虑”，谢泳引用了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予以佐证，信中写道：“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谢泳据此认为“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关于“胡乔木上门敦请，请出了储安平”，谢泳引用了常芝青的一份材料予以佐证，常在这份材料上写道：“我个人认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 （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谢泳据此认为“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与朱正、谢泳“不谋而合”的还有作家戴晴，她早在1989年发表的 《储安平与“党天下”》，就详细披露了胡乔木请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 的经过：“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 《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胡乔木大约是为了表示请储安平“出马”的真心实意，还“颇具人情味”地先安排储安平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第二次新婚）。正是在胡乔木的感召之下，“虽然出自Prf.Laschi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

胡乔木何以如此“厚爱”储安平？戴晴对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进行了详细交代，其中特别提到胡乔木为 《观察》 复刊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致使储安平深为感动。《观察》 于1948年11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以“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为由查封，当 《观察》 “同情”的中共取得胜利建国之际，储安平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便借机向胡乔木提出 《观察》 复刊的要求，胡乔木请示周恩来同意后很快使储安平如愿以偿，只不过复刊后改名的 《新观察》 与旧 《观察》 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戴晴意味深长地写道：“乔木对储安平的评价及任用意向，无论在50年代还是80年代，都高于储的那批非共产党文化人老友……”“据传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原来，胡乔木直到此时还不知道储安平早已失踪，几十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在 《储安平与“党天下”》 中，章伯钧对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 态度如何呢？戴晴引用储安平的话说：“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冷淡的，我和他过去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戴晴据此大发感慨：“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做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从储安平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章伯钧不仅没有主动请他“出马”的意思，而且是“不欢迎”和“冷淡”的态度，这与章诒和所写的“热请”——热情之请的情景，可谓“大相径庭”。对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章伯钧在两位女作家的笔下一“冷”一“热”，颇令人玩味。

戴晴的 《储安平与“党天下”》 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而由于它是纪实文学作品，也引起文史学界的一些争议。个别史学家对戴晴的某些说法提出质疑，譬如肖冬连等人合著的 《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就带有讽刺意味的口气把 《储安平与“党天下”》 称之为“所谓纪实文学作品”，并认为戴晴在该书一个注解中，把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比作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是“玩弄历史”。谢泳倒是对 《储安平与“党天下”》 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在 《储安平评传》 中，一方面肯定 《储安平与“党天下”》，“在让读者了解储安平和对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1957年以后最早从正面叙述储安平历史经历的作品”;一方面指出由于该书“是以纪实文学作品出现的，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即便 《储安平与“党天下”》 不是严肃的学术文章，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在究竟是谁请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这件事上，戴晴的叙述还是比较准确的，与谢泳列举的史料基本一致。尤其是储安平关于章伯钧对他到 《光明日报》 “不欢迎”和“冷淡”的那段话，戴晴在引用时虽然没像学术类文章那样严谨地标明出处，但在文字上是按引文样式编排的，可见此话引者有据。戴晴专门在文尾写了一段话，谨向在查找文献工程中的诸位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这也说明她写 《储安平与“党天下”》，并非虚构想象，而是查阅了大量文献的，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章诒和的 《往事并不如烟》 出版后，也获得文史学界的好评。已故党史学界的领导和专家龚育之评价说：“作者写了大时代中一小群大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以晚辈的眼光来写父母的友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不那么有名以至于全不为人所知的人物。作者提供的不是他们的标准像，而是他们的侧影、背影。你可以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致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沉思所吸引。”文史学者严家炎更是称赞此书“既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足称‘以史为鉴的教材。”不过，在究竟是谁请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 这件事情上，章诒和偏向于是她的父亲章伯钧，显然是有“感情用事”之嫌，与目前所披露的史实大有出入，则是不能视之为“足称‘以史为鉴的教材”的。

胡乔木在知识分子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极左，曾经整肃文人，譬如他发起“清污”运动、对发表“异化论”的周扬进行政治打击;有人却认为他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出面保护过一些遭遇不公的文人，譬如他鼎力为丁玲平反、对钱锺书和聂绀弩等人关怀备至;有人甚至认为，与周扬相比，他是“官员中的文人”或“更像文人的官员”，而周是“文人中的官员”或“更像官员的文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乔木那样“厚爱”储安平，“敦请”储安平“出马”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可当储安平中了“阳谋”之计身陷厄运之后，作为“伯乐”的胡乔木却袖手旁观，没有伸出援手拉“千里马”一把。储安平之所以选择自杀（未遂）和失踪，完全是因为绝望而轻生。而他的绝望，不仅是如戴晴所说“由于预感到这人类悲剧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恐怕也包括对胡乔木“见死不救”的绝望。

笔者不敢认为胡乔木“敦请”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 也是学耍“阳谋”之计，但他后来竟然连储安平的生死都不过问，当别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他当场只是轻飘飘地“哦”了一声，下来后再也没有任何关心的表示，这让我不得不对他当初在储安平面前所流露出的那种“深情厚意”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胡乔木“敦请”储安平，乃是他作为政治家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并非他作为文化人出于对人才的“厚爱”——赏识和重用。笔者据此认为，储安平的悲剧警醒文人们：政治家的所谓“厚爱”，哪有真诚可言？哪可深信不疑？哪能感激涕零？！

倒是对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 “不欢迎”和“冷淡”的章伯钧，在储安平遭难之后反而格外热情起来。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章伯钧对储安平的处境非常同情和关心，他因为几年得不到储安平的消息，十分挂念储安平的安危，便委派夫人打听到储安平的住所并上门探望。储安平对章伯钧在这种危难之际的关心很是感激，专门回访了一次，这两个“难兄难弟”见面的场景，令人唏嘘不已。在章诒和的笔下，章伯钧与储安平劫后重逢，以及章伯钧得知储安平失踪的消息后“一万分的失神”……都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正如严家炎所评价的“艰厄时使人鼻酸，深刻处让人心灵震撼，相濡以沫时又令人眼眶湿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正、戴晴、章诒和都分别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章伯钧评价储安平的一句话：“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这是章伯钧在 《人民日报》 发表 《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正式拉开反右大幕的第二天，当着史良说的，后被史良揭发出来。仅凭章伯钧这句话，就足以说明他与储安平才是真正的知己，他对储安平的赏识才是真正的厚爱。而至于章伯钧当初对储安平到 《光明日报》，究竟是有过“力邀”或有过“冷淡”乃至“不欢迎”，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倘若以此来比较储安平与胡乔木、章伯钧二者之间的关系谁“亲”谁“疏”，则更是毫无意义了。

（原文有引文注释出处16条，本刊转载时略）

（选自《粤海风》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