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

卓学仁++陈巍

摘要：章颐年是我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上海心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心理卫生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之一。他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早期，以大夏大学为平台，首次在国内相继开设“心理卫生”课程，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心理学通俗刊物——《心理季刊》，创设了国内首个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上述工作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区域性发展，尤其是对心理卫生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某些历史原因，章颐年其人及其工作被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的文献史料，还原章颐年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章颐年；心理卫生运动；大夏大学；《心理季刊》

分类号：K825.46

章颐年 （1904-1960），后改名章仲子，浙江余杭人。我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学、翻译家，我国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曾先后求学于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心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章颐年先后执教于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高校，是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上海心理学会和大夏大学心理学会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也是中国测验学会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舒跃育， 2014）。上世纪30年代，章颐年首次在国内相继开设“心理卫生”课程，编纂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心理卫生的专门教材——《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他在大夏大学创立了教育心理学系和校级心理学会，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心理学通俗刊物——《心理季刊》，创设国内了首个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

1937年10月，“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组成了“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并于10月底迁往江西庐山牯岭，但办学仅有一月即因战事而复西迁。在此过程中，章颐年对国内教育和心理学发展的关心未曾有一刻松懈过，甚至一度留在庐山负责善后工作 （林吕建， 2013）。其后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复校，章颐年亦回到大夏大学任教，解放后调入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工作，直至1960年病逝。章颐年先生平生著有《心理卫生概论》、《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从心理学来谈演讲的技术》、《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等数十篇 （部） 论著。

1章颐年对中国现代心理学区域性发展的推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华心理学会受自身运作方式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影响日趋式微，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心理学学术共同体建设遭遇重创 （胡延峰， 2009b）。1936年，大夏大学将文科的心理学系与教育科的教育心理组合并为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任系主任。在他的多方努力与竭力操持下，该系发展十分迅速，并非常重视科学心理学的主要载体——心理学实验室的建设。当年，教育部特拨款为该系添置教学科研设备，扩充心理学实验室，增设动物心理实验室，并相继开展了“声浪对于白鼠学习能力的影响”以及“食物 （素食、荤食和杂食） 对于白鼠学习能力的影响”等课题。该系自制或仿制实验仪器，并为其他大学心理学系代制心理仪器。此外，还印制了心理学家照片和情绪判断测验用照片，供国内心理学界同仁使用 （最近心理学界信息十则， 1936）。

章颐年还组织该系师生成立了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下设干事多人，由本系学生担任。在章颐年的负责和指导下，学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会务蒸蒸日上，研究空气尤浓” （胡延峰， 2009a）。为了“鼓励各社员研究学术及促进阅读能力起见，学会向有讨论会、辩论会、研究会等举行” （胡延峰， 2009a）。辩论会的举办不局限于本会，校级的辩论会也时有举行，如1935年12月26日，该会与暨南大学教育系举办了题为“罪犯的造成，遗传比环境的影响大”的辩论大会，在当时，此种关于专门问题的学术辩论会，国内尚不多见，“今经该系加以提倡，或能引起各大学学术辩论之兴趣与风气，对于文化前途，至有裨益” （胡延峰， 2009a）。

陈巍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注重各种学术交流之时，章颐年还十分重视实践工作。为了“推进儿童心理卫生，对于不能适应之问题儿童，力谋补救” （最近心理学界消息廿一则， 1937）。1935年9月，章颐年以学会为平台筹备创设了国内第一个诊察儿童心理的机构——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对顽皮、愚笨、偷窃、自卑、恐惧等问题儿童进行诊断，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适当的治疗与处置。心理诊察所成立以后非常重视儿童心理行为的个案检查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附近各学校征求问题儿童加以个案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接受校内外人员委托性质的心理诊察工作 （最近心理学界信息十则， 1936）。大夏大学儿童心理诊察所的成立，可谓在国内开此种领域的先河，对当时心理学界提倡的心理卫生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胡延峰， 2009a）。

章颐年在开展心理学学术交流与实践工作之余，时常关注国内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当时，国内专门出版心理学刊物的杂志因各种缘由逐渐停刊，单独以研究心理学而编印的杂志变得极其稀少。国人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的结果，除了编印实验报告，研究丛刊以及单行本外，居然是发在教育性质的刊物上面 （章颐年， 1936a）。有鉴于此，1936年章颐年指导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创办了以“应用心理科学，改进日常生活”为宗旨的国内第一份心理科学的通俗刊物——《心理季刊》。该刊出版后，“轰动国内心理学界，各学术机关来函定购及私人订阅者日有其人” （胡延峰， 2009a）。可以说，《心理季刊》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为陷入低谷的中国心理学界带来了新的曙光，也为该系师生以及心理界其他同仁营造了一片展示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新天地。

可以说大夏大学心理学系在心理学的应用和走向生活方面，属于当时国内心理学界的佼佼者，推进了我国近代心理学的区域性发展。在积极建设大夏大学心理学系之余，章颐年还时常活跃在其他区域学术活动中，努力推进着综合性心理学术团体的重新建立。当时我国心理学界同时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局面：一方面是心理学系在各大学开始式微；另一方面是各种专门的心理学团体组织纷纷成立。南北两地的心理学工作者对身处困境的中国心理学现状感到担忧，而急于寻求出路。基于此，心理学界同仁们的活动也越加频繁。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留学回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尤为积极，章颐年便是其中之一。上海心理学界的人士自1936年下半年开始有一个非正式组织，每月聚餐一次，章颐年时有参加，与众多心理学界人士共同商讨推进心理学学术的各项问题。其后该组织成立正式团体，定名为“上海心理学会”，章颐年被推举为学会干事 （胡延峰， 2009b）。作为活跃在上海心理学界的人士之一，他还经常去往北京参与北方心理学术团体的活动，是1936年中国心理学会34位发起人之一 （胡延峰， 2009b）。

2章颐年的心理卫生思想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心理卫生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一方面是受西方心理卫生运动的影响，有其外部的原因；另一方面，对心理卫生事业的探索又与当时国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心理卫生被公认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遂被赋予振兴民族的重任。正如章颐年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缘起》中写到：“国于大地，必有兴立，立国基本之道为何？民心或民族之精神而已。无论任何国家，其民心健全者国必强盛，民心堕落者国必衰微，民心者实一国国力兴衰升降之寒暑计也。故先哲皆以心地为本，治学者以治心为先，治军者以攻心为上，治国平天下者以诚意正心为主。心之为用大哉，操则存，舍则亡，个人如此，一国民族尤然。”（章颐年，1937b）

而从教育的层面来看，民国以来学校偏重知识传授、忽视人格培养，其积累下来的弊端使得学校不得不重视学生的心理卫生。而这一时期学界对心理卫生的处理措施从治疗和纠正渐渐转变到预防，因此心理卫生与教育开始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章颐年在心理卫生方面的学术工作也得到了更好的开展，发表了许多关于心理卫生和儿童教育的文章 （肖朗， 范庭卫， 2010）。

2.1倡导国内心理卫生的普及与应用

早在章颐年留美学习期间，时值美国心理卫生运动在比尔斯 （C.W.Beers） 的倡导下风起云涌之际，他深受影响，遂以中国的比尔斯自诩，立志要在国内掀起心理卫生运动的浪潮 （舒跃育，2014）。1927年，在浙江省立学校附属小学第五届常会会议上，章颐年发表了关于心理卫生的演讲——《心理卫生与儿童训导》，略述了他对心理卫生和儿童教育的看法。1930年，当时国内对于心理卫生的认识还很淡薄，他在暨南大学率先开设了“心理卫生”课程，其后又在大夏大学开设此课，并以大夏大学为平台创办了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积极推动心理卫生在国内的普及与应用。

1936年，心理卫生已引起国内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是始终没有这方面的教材出版。章颐年遂将自己的讲稿整理编写成册，出版了《心理卫生概论》。该书可谓近代中国最早的心理卫生教材，他对心理卫生的普及与应用的思想在他给该书写的自序中，亦可窥得一二：“本书的目的，是供大学课本之用，但亦可作为师范学校及普通家庭的参考书。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泛论心理卫生的基本原则以及破坏人格的几种主要势力；下编却讲到心理卫生在各方面的应用。诚然，要想增进大众的心理健康，单知道了原理，还是不够；必须把这些原则充分地应用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上去，才能有效。”（章颐年， 1936e）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明确强调教育与心理卫生的内在联系：“教育的目的，是要造成一个完整的人格。无论是谁，倘若不经过教育 （是指广义的不仅限于学校的教育） 决不能适应一般常情，安然生存下去。心理卫生的目的，也是要使人们的人格健全地发展，能对生活环境作正常的适应。所以教育和心理卫生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给予人们以完善的健全的生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良好的教育必须依据着心理卫生的原则，否则便不能尽教育的使命”（章颐年， 1936e）。上述观点对心理卫生在教育心理学学科体系中的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肖朗， 范庭卫， 2010）。

而在《心理卫生在学校及家庭中的应用》一文中，章颐年更是明确提出教师和父母应当积极关注心理卫生。并从心理卫生角度出发，细致地分析了学校和家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可以说章颐年将心理卫生的应用真真切切地落在了实处 （章颐年， 1937c）。

2.2专注于儿童成长过程中心理卫生的研究

章颐年对心理卫生的很多研究专注于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他发表了多篇与儿童心理卫生相关的文章，并开设了国内首个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儿童教育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1935年发表在《儿童教育》杂志上的《慈幼教育：慈幼教育经验谈》一文中，章颐年介绍了不催促孩子、多用积极暗示和给予孩子适当的自主权等教养方法。同时，他提到家长送儿童去学校需要注意到，儿童自身的生理发育状态是否已能适应学校，是否存在诸如近视、多动等情况，避免因无法适应学校导致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对儿童的交友选择，他认为“有些父母以为交无益的朋友，不如没有朋友，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要希望儿童有正常的发展，后来能够适应环境，相当的朋友是万不可少的。”（章颐年， 1935）

章颐年除对儿童心理卫生提出一般性建议外，还对问题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有专门的研究。在《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一文中，他分析了问题儿童难教育这一现象，讲到：“他们的问题，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完全是被不幸的家庭、学校、或社会所造成。”“惟有分析原因，改良环境，才是最有效的根本办法”。章颐年阐述了问题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做教师的必须多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加以研究，明了他们成问题的原因，然后才能作有效地处置。”（章颐年， 1936d）

与此同时，章颐年还对学校教育体制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抨击。在《除名——一个训育上的严重问题》一文中，章颐年讲到“前进训育的目的，本在积极地改造儿童的行为。它注重将来人格的发展，并不着眼在过去的事实。”“训育是积极的，除名是消极的。一个行为不良或思想不正的学生，被开除出，不但不会改好，反而一定行为变得更不良，思想变得更不正。”章颐年认为除名是学校和教师逃避教育责任的一种表现，极不利于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章颐年， 1940）。

3章颐年对社会生活中心理学知识的普及

章颐年对心理学的普及工作既体现在心理卫生方面，更体现对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心理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及上。在《心理季刊》第1期的“创刊话”中，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全世界心理学的研究，纵然是这么热烈，但是我们试回顾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们，他们的生活是星相、占卜、信鬼、拜神、体罚、神经衰弱、犯罪和自杀。他们的民族性是欺诈、偷懒、贪便宜和投机。心理学在老百姓的面前，究竟发生了多大的用处？”“心理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怎么样使一般人认识心理学，怎么样使大家应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改进日常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事业，是一件更重大的事。”（章颐年， 1936a）

章颐年对心理学的普及涉及各方各面，如社会心理学与谈话结合的《从心理学来谈演讲的技术》。其中讲到，演讲或谈话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想别人听了我们的说话以后，产生我们所希望的反应，不是一股脑地发泄自己积压的思想。因此演讲者需要注意时刻将听众放在心里，做的演讲要和他们切身有关，而且适合他们的程度和兴趣，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演讲者不可自视清高，做演讲应该和朋友谈话一样，平等交流。并注重与听众的互动，注意听众的反应，方能让演讲不显得枯燥乏味。同时演讲不可太长，人类注意持久的时间有一定的限制，应该注意言尽即止 （章颐年， 1936b）。

又如《关于自己的判断常是不可靠的》一文中讲解了为什么人们自己的判断常是不可靠的。文中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霍林华 （H. L. Hollingworth） 的实验研究，研究要求被试比较自己对于某种性质的估计和别人的评价，看有什么不同。结果表明，二十五名相互熟悉且均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试所下的判断，虽然都已经算是竭尽了他们的忠实，可是仍有一致的倾向。就是好的性质，自己的估计常会比别人对你的估计来的高一些；坏的性质则相反。同时，这种心理现象还作用在与自己相关的事物上，与自己关系越紧密的事物，越容易给与较高的评价 （章颐年， 1936c）。

根据对工作效率与服装之间关系的探究，章颐年发表了《衣服和工作效率》。文中转引英国皇家医学顾问的报告显示，初进工厂的男女工人，虽然女子的力气不及男子，但她们却有着更大的精力和抵抗力。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男女服装的不同。男性穿着的衣服重于女性穿着的衣服，带来了更多的体能消耗；同时男性衣服的厚重致使散热困难，也使得工作更加不便。随后，该文又以加州大学松德斯特伦 （E. S. Sunstroem） 教授的实验举证，过高的温度和湿度会降低工作效率。据此，章颐年提出男子也应当多注意自己的服装，增进心理和身体的工作效能 （章颐年， 1937b）。

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期间，章颐年既关心着国内战况，又不忘心理学之应用，发表了《心理学与抗战》一文。他纵观全局，讲到中国这一次抗战，不仅是前线战士在参与，还是所有不同职业的人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在替国家出力。文中重点阐述了心理学在这次抗战期间可能发挥作用的四方面工作：士兵的选择、新兵的训练、伤兵的管理以及难童的保育。从战前、战后两方面出发，较全面地说明了心理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章颐年， 1941）。

此外，章颐年还于1944年受邀到浙江大学做演讲。他以克服弱点为主题，用浅显的语言阐述了弱点的普遍性。面对弱点最关键的是思考如何克服它。如果弱点并不严重，则可以通过训练达到克服它的目标。但假使弱点十分严重，则要重视发掘自己的其他长处，避免因为生理或心理方面不可主观克服的问题而耗费过多精力，却终无所成 （章颐年， 1944）。

4章颐年对国外心理学思想的引进与评析

章颐年在其长期的心理学学术活动中，时常引进国外心理学先进的学术思想，并偶有评析。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27年发表于《金陵光》上的《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 （上）》，对当时影响力盛大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进行了普及，略述了行为主义的创始、目标、研究方法和理论思想 （章颐年， 1926）。其后又发表了《联想反应之应用问题》《完形派心理学对于瞎碰学习法的批评》等心理学前沿观点，以及《新式考试：测验》《学习与记忆》等与学习有关的心理学研究。①入选调查名单也可以说是进人了知名科学家名册，表明其已经或开始获得中国第一流科学家的承认。详见：关于《中国科学院1949-1950年全国科学专家调查综合报告》的一点说明. （2004）.中国科技史料，25（4）： 95.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联想反应之应用问题》一文中，章颐年对联想反应进行了评述，“究竟联想反应，是否是一个侦探罪犯的好方法，各人的主张不同，很难下一个断语。闵斯特伯格 （H. Munsterburg） 的主张，也有他相当的理由，而且有许多心理学家赞成这一说。但据作者愚见，纵使此法可靠，实行以后，总不免有两点危险：第一，一个无罪的胆小的人，或是神经易受激动的人，在受测验之时，情绪上一定是很兴奋，而且深恐被人冤诬为有罪，对于重要字的反应，往往受此影响，特别增长；反之，有经验的罪犯，镇静的多，情绪不易兴奋，因此他的反应字，与无罪者的反应很难区别。所以此法纵使有效，对于特别镇静与特别兴奋的一般人，不能使用。”（章颐年， 1930a）

而章颐年发表的《完形派心理学对于瞎碰学习法的批评》，更是引据多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点，对桑代克的瞎碰学习法 （今译为“试误学习”） 进行了批评。文中讲到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动物的学习在开始时就有一定的动作，绝不是试误的结果。例如，苛勒 （W. Kohler） 在猴子解决问题的实验中，发现有许多问题猴子都能一下子解决，并不需要靠瞎碰来完成。因此，桑代克的效果律应该遭到质疑。进一步的，沃登 （C. Warden） 和哈斯 （E. Haas） 对小白鼠迷津实验进行了改造，一组走出迷宫后立即给食物，另一组要等五分钟后才给食物，而实验发现两组小白鼠走出迷宫的成功率并无太大差异。因此，该文认为，完形派心理学反对试误学习法的立足点，主要还在于其认为动物是有智力的。动物有时在实验中作出很蠢笨的举动，是因为情形太复杂它不能了解的缘故，而桑代克设计的迷箱 （Puzzle-box） 本就是十分复杂的机关。对此，章颐年转引了考夫卡 （K. Koffka） 评价迷箱时的原话：“即使把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关在箱内，一时也不能懂得这种开门的机关啊！”（章颐年， 1930b）

5评价

作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批留洋回国的心理学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章颐年始终活跃在国内心理学的最前线。他积极倡导心理科学在国内的普及与应用，并以大夏大学为阵地，开展了诸如举办心理学与生活的辩论会，创立儿童问题心理诊察所和创办《心理季刊》等等丰富多样的学术活动。他高举心理卫生运动的旗帜，率先在国内开设首个“心理卫生”课程，出版首部心理卫生教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章颐年堪称国内心理卫生运动拓荒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同时，章颐年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旺盛精力，投身到中国现代心理学区域性发展的建设活动之中，这些活动不仅弥补了当时心理学综合性学术团体运行不利所带来的缺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心理学学术共同体的重建，更为当时处于低谷期的中国心理学事业走出困境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章颐年在1944年左右突然“遁身绝迹”于中国心理学界，乃至整个国内学术界。例如，《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对他的记载止于“1951年私立大夏大学停办，校舍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学院，后不详” （林吕建， 2013）。近年来，伴随这一时期的史料不断更新，有关章颐年人生轨迹的“公案”再次进入中国心理学界的视野。就目前的史料证据已经可以确认，由于种种原因，章颐年于1944年卷入了汪伪政府的政治漩涡。五十年代初期，章颐年更名章仲子，转入西北师范学院工作，相继在幼教系、图书馆、教育系担任教学科研工作。然而，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中，之前的“政治污名”再次让章颐年获罪入夹边沟农村参与劳动改造，并于1960年病逝于此。据知情人秦裕德回忆：“章颐年治学严谨，不问政治……他喜欢诗词，有次听到他昂首吟唱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诗句‘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以表达自己的清白无辜。”拂开时代的舛乱与人生的悲剧，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史终究不会“失落”这位有功之臣 （赵旭， 2014）。至于章颐年本人的学术地位，则更是不容置疑。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计划局以前中研院院士名单为基础，请35位自然科学家推荐各个学科专家人选，章颐年以心理卫生专业赫然位列心理组67名人选中的第45位 （中国科学院1949-1950年全国科学专家调查综合报告，2004）①。

注： 对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阎书昌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舒跃育博士、 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吕亮震博士在资料提供上给予的襄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