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热血热土抗战之历史

● 陈敦德

我是桂林人，出生在抗战后期日军对桂林的一次大轰炸中。我家所在的榕湖南边的白果巷，是桂林市中心，那次被炸毁了半条街，邻居七口人死了四个，我们家幸存。这段亲身经历，注定了我此生与二战及我国抗日战争有缘。在我长大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着重研究和表现抗战史和二战史，尤其是广西抗战。

广西地处大西南最前线，乃战略要冲的地缘位置，这使广西军民及第四战区担当之重任犹重，牺牲也重，贡献也大。当时，广西人口1300万，全面抗战八年出兵100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作为制片人参与组织拍摄了抗战大片 《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作为编导摄制了电视文献纪录片 《桂林文化城》，以电影电视传媒来表现广西抗战对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广西率先出兵抗日，桂军在淞沪战场表现突出

1937年7月初，中共从延安派代表张云逸来广西与桂系会谈联合抗日，在离城20多千米的临桂县会仙乡李任仁的老家，张云逸与桂系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战的具体方案。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7月9日，张云逸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再次同李宗仁会谈。双方很快达成了联合抗日的七条纲领 （草案）。此时，在新的形势下，李宗仁不再在桂系内部民主派与顽固派之间摇摆，7月15日，他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表示决心出兵抗战。比蒋介石17日“庐山谈话”，早了两天。8月初，白崇禧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由桂林飞抵南京，就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0月初，李宗仁乘飞机从桂林转长沙飞往南京，不久到徐州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同时，桂系部队 （简称桂军）即奉命改编北上参战。桂军编成3个军的全员作战部队，除原第七军、第十五军 （后改编为第四十八军），另成立三十一军，组成第十一集团军。

七七事变后，桂林一下子就沉浸在一种全民抗战的紧张氛围中。街头人人在讲抗战。报纸人人争购，抢看华北前线消息。学生上街表演抗战节目的次数陡然增加。当局也在布置全城防空演习。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之后，桂林城里抗战气氛更浓。驻防的主力第七军在市中心杉湖北边跑马场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被称为“钢七军”的官兵们高声唱起北伐时代的钢七军的军歌：

“男儿胆大可包天，参加敢死队！

沙场血战拼头颅，视死也如归！”

9月间，第四十八军率先挥师北上，当抵达武昌时，正值上海战事吃紧，随即奉命折转东下驰援。不久，随着淞沪战事需要，第七军又奉命火速增援上海。这支钢七军自淞沪战役开始后，便开拔到上海，手持步枪，穿着草鞋，戴着钢盔，猛打猛冲，参加过淞沪会战核心的大场镇之战，极其顽强，还善于利用地形及敌火炮发射间隙作战，一度将日军总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打回了江上军舰，日本记者惊呼：“中国的武士道军队来了。”

李宗仁

淞沪战役中参战的第七军与第四十八军，虽装备落后，但作战特别勇猛，两个军在坚守大场镇中损失了三分之一官兵。为保证淞沪会战中撤退下来的大批中国军队安全撤往浙皖腹地，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统帅部下令第七军军长周祖晃率领第一七○师、第一七二师在吴兴阻滞日军第六师团西进，以掩护大军后撤。第七军两主力师与西进之敌两万余人在南浔镇附近遭遇，迅疾展开激烈战斗。尽管力量悬殊，武器装备落后，但他们不顾牺牲，凶猛与进攻日军搏杀，先后在升山市、吴兴城、朱家巷等地构建阵地，阻滞日军重兵西进。第一七○师副师长夏国璋亲自督战争夺山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团长韦建森殿后掩护，在撤退途中中弹殉国。为确保淞沪会战撤退大军能从40千米外的泗安完全通过，这支钢铁部队从19日浴血苦战至25日。25日这天，日军飞机、火炮、坦克、步兵密切配合，一起出动，向坚守阵地的桂军疯狂猛扑。第七军以全部将士的血肉之躯抵挡日军先进的战车火炮，并坚持到晚上后撤的大部队通过后，周祖晃才命令残存部队向泗安方向退却。次日，桂军两师到达泗安后整编各队残部，结果第一七○师4个团只剩下一个半团；第一七二师也只余下一个团两个营。待撤退大军全部通过泗安后，桂军才奉命作最后转移。

当时，李宗仁刚到徐州不久，知道淞沪战况后，立即给桂林电令省主席兼广西保安总团团长黄旭初，火速召集桂北灌阳、凌川、兴安等4个县的民团挑选合格战员送来徐州五战区。想不到啊，刚刚一个多月，这4个县的县长亲自带领的补充兵员团就到了。原来，号称模范省的广西全民皆兵，县长是民团团长，要主持练兵。这些从民团挑选来补充兵员，已经久经训练，个个当即能上战场打仗。这就保障了受淞沪血战严重减员之桂军第七军与第四十八军部队在对日作战中的战斗力。桂军在战场得到及时补充，使第五战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甚至中央军等都羡慕不已。

面对日军“南北夹击”，李宗仁奋起守住津浦路南段战线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之后，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战略要地徐州。徐州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就是占据了华东的长江出海口地区，与北面已经沦陷的平津地区及东北三省，两块地盘之间，尚隔着徐州地区，而且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穿过这个地区，徐州是重要的铁路枢纽站。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大本营急于攻占徐州，夺取津浦铁路，制定了对徐州地区第五战区实行“南北夹击”的战略，决定南端以南京为基地、北端攻占济南为基地，以精锐部队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从而歼灭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中方军事会议通过了李宗仁制定的作战方针：“我军主力控制于徐州附近。以桂军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和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沿津浦路侧击，开展运动战、游击战，阻敌南进，各兵团利用淮河地区河川山地地形障碍，逐次抵抗，最后将北进之日军阻止于淮河南岸。”

会战开始，津浦路北线地区，日军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急进，“山东王”韩复榘不战而走，济南、泰安重镇失守，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韩复榘也因此成为在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高级将领。日军从南京基地往津浦路北面进攻的，是荻洲立兵中将率领的第十三师团和第九师团一部，从南京、镇江发兵北上攻击。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荻洲立兵气焰很盛，说“李宗仁不过是陆军小学毕业的草根南蛮将军而已”，扬言自己半个月内将率先攻入徐州城。

日军第十三师团行至张八岭、岱山铺等地时遭到刘士毅第三十一军的节节抵抗，该军驻守的明光以南地区湖沼山丘交错，易于防守，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则不易发挥威力。日军北侵遭到堵截，即自南京增派援军及坦克车、野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日夜在作战室守候，明察战况，在敌我双方消耗至相当程度时，便命令刘士毅不可恋战，第三十一军对敌的抵抗适可而止，全军西撤，让开津浦路正面，但仍保有随时出击的能力。1月17日，日军占领明光。刘士毅率部退守池河西岸，与日军相互对峙。

撤军时的荻洲立兵

1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大炮掩护下，猛烈轰击第五战区阵地，冒大雪强渡池河；守军三十一军将士虽为南方人，不适应雪天作战，但仍在抗战热情鼓舞下英勇杀敌，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从25日起，苦战至29日下午2时，日军再次由左右两翼强行渡河，企图包围桂军。刘士毅命部队利用地形与黑夜，且战且退，部队坚持至黄昏后，才利用黑夜掩护摆脱敌军包围，逐次向燃灯寺、谢家后山等沿线的既设阵地转进。30日，桂军第一三八师在日军的包围圈合拢前，亦放弃东岸阵地，向桑家涧阵地撤退。第一三一师奉命至亘五里、捞王家、官桥等二线阵地附近进行埋伏，阻击日军，以十倍于敌的伤亡坚持两日之久，确保了其他桂军部队的安全西撤。自24日起至30日止，在历时七昼夜的池河阻击战中，桂军伤亡过半，歼敌近2000名。这场阻击战中桂军的表现，获得苏皖民众的称赞，《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当时在战地报道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桂军此次出征抗日，各士兵之家庭乡里同学等皆热烈欢送，祝以胜利后回家，所以他们出征后，不甚记念乡土，某兵答我：“我们不到胜利，绝对不能回去，因为不到胜利而回广西，一定是投降屈服了才可能的。投降之后，回广西去作亡国奴，那是不可以的！”

淮河阻击战中，强攻渡过河的日军被重创

此时的荻洲立兵急谋渡淮北上，增加兵力4个联队，共集结2万余人，于2月2日下午由明光、池河全力进犯。桂军官兵奋力拼搏，在优势装备的机械化日军面前，且战且退，不得不忍痛退出蚌埠。至2月4日，退守淮河以北。至此，南段津浦线西侧已落敌手，淮河阻击战就此展开。

淮河是津浦线南段桂军继池河之后的又一道天然防线。

1938年2月2日，荻洲立兵第十三兵团业已抵达淮河南岸。北岸第三十一军守军从淮河边发电报给第五战区司令部，报告日军挟大量重武器一时难以渡河；李宗仁觉得，此为凭河据守提供了有利时机，决心坚守淮河，制定作战方针，并下达第三号作战命令：“战区决对津浦南段之敌，拒止于淮水以南地区，对其侧方连续予以打击，渐次驱除肃清之。”

按部署，以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接替第三十一军防守淮河北岸。第五十一军开抵淮北前线后，军部驻固镇，立即沿淮河1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布防，严阵以待。2月8日，日军渡河攻势集中于小蚌埠。淮河之役正式揭开战幕。8日至10日，敌我两军争夺小蚌埠，数次易手，战况极其惨烈。11日晨，终因寡不敌众，后援不足，小蚌埠再陷敌手。

临淮关方面，2月10日，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日军步兵一个联队向各渡口强渡，双方激战，每一村落，每一塘坝，皆形成激烈的争夺战。11日拂晓，日军后续部队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仍由晏公庙强渡。双方再次浴血激战一天。经此两昼夜激战，第五十一军伤亡2000多人，但为后援赢得了时间。

为确保淮河河防安全，第五战区长官部向津浦线南段增派援军。2月10日，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奉命从豫东商丘昼夜兼程赶赴淮河一线。李宗仁下令第五十九军归于学忠指挥，阻敌北进。第五十九军日夜兼程，于12日上午8时先敌一步赶到徐州以南小蚌埠津浦线两侧。与此同时，中方派飞机12架助战，于当日分别对敌军占领的阵地及淮河内船只实行轰炸。在地面战线，张自忠身先士卒，亲临火线指挥作战，全军官兵士气高昂，给气焰嚣张的渡河日军以迎头痛击。

14日，桂军第三十一军、第七军奉命对上窑、定远之敌实施侧击之际，张自忠抓住时机，立即下达了当晚12点兵分南北两路、向日寇驻小蚌埠指挥部夹击的进攻命令，敢死队官兵争先恐后，勇猛杀敌。肉搏中，双方伤亡惨重。经两个小时的激烈争夺，第三十八师终于拿下敌指挥所，仅小部分敌人突围逃走。16日，第三十八师推进至淮河左岸及南山，一部占领朱家岗。从18日起，对涡河左岸的小街实施强攻，与敌反复争夺，至20日，因伤亡过半，遂退出小街，凭借朱家岗阵地与敌对峙。

淮河阻击战

淮河两岸战斗白炽化之际，李宗仁令休整待机的刘士毅第三十一军及周祖晃第七军采取游击战术，迅速出击淮河以南上窑、滁县、定远、凤阳、池河镇等地日军侧背，配合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作战。

2月11日后，桂军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第一三五师围歼上窑、武店、考城一带日军。日军随即从凤阳、怀远等地派兵2000多人，企图增援，但却受到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和地方红枪会的游击战阻击。而已经渡河北上的日军也因受到南岸桂军牵制，不得已于14日抽调3000多人回援上窑、考城方向，这给国民革命军的全面反攻制造了良好的契机。

2月13日，第五十九军抵达淮河流域接替第五十一军战斗的同时，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一线。中国军队以第五十一、五十九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以韦云淞之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之第三十一军和周祖晃之第七军对日军侧背进行袭击。1938年2月16日，刚刚获得家乡兵员补充的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一度攻入桑家涧。日军抵挡不住攻击，不得不抽调正在淮河地区主力6000多人回头增援考城、上窑、他河、定远。当日军回援淮南之时，张自忠之第五十九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进行反攻，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

在这种形势下，日军腹背受敌遭到重创，各处兵力皆受牵制，不能相互照应，沿津浦线北上进攻已不可能，后路又有被随时切断的可能，荻洲立兵的处境十分狼狈，向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司令部急电请求增援。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从徐州战场全局考量，下令第十三师团“乃全部撤退返回淮河南岸驻防”，沿淮河南岸邵伯、盱眙、蚌埠至三十里铺构筑防线，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撤回淮海南边地区后，荻洲立兵不得不说：“李宗仁太狡猾，他的 ‘敌进我退，我退敌进’的战术，德国军事学院也没有，今后与桂军作战，要制定新的相应战法，要不还要吃亏。”

这次池河淮河血战，第五战区南线军队成功地将日军迟滞于淮河一线，粉碎了日军预定的“南北夹击”的战略，迫使日军大本营改为采取“南守北攻”战略。坂垣征四郎师团、矶谷廉介师团两个侵华日军精锐师团，从北面取道山东，进攻滕县。峄县，造成孤军深入的局面。李宗仁觉得战机来了，让白崇禧乘飞机从武汉赶到徐州来商量在台儿庄打一个大仗的歼敌计划。紧接着，1938年3、4月间，李、白运筹帷幄，选择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打了临沂之战、腾县之战和台儿庄争夺战，给日军重创，消灭日军坂垣、矶谷两师团共两万兵力。1985年纪念抗战牲利4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了故事大片 《血战台儿庄》，此为后话。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与广西地方干部学校

杨东莼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获重大胜利，震动中外，也使桂系所在广西省会桂林在抗战中十分瞩目。此前，桂系在广西任用杨东莼等中共人士，实行开明政策，支持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派刘仲容作为桂系代表驻延安，李济深、李宗仁与毛泽东书信往返“商约共同抗日”。这为后来桂林发展为抗战文化中心打下了基础。1938年10月，上海、广州、武汉沦陷区的文化名人及文化单位，纷纷内迁，陆续撤到桂林。周恩来考虑将李克农主持的武汉“八办” （中共长江局直属机关）迁到桂林去。武汉撤退南下途中，白崇禧车坏，周恩来邀请其同乘一部车南下，两人在车上商定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南迁桂林。1938年1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正式成立，它作为中共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在抗战物资及人员转运，领导华南地区地下党抗战，领导桂林的抗战文化抗战及抗战救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东莼是著名教育家，在桂林的公开身份是沈钧儒先生主持的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实际上他是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曾经两次到广西；1932至1933年担任过广西师专校长，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与中学师资；1936年两广事变时，也曾专程来南宁，代表沈钧儒先生表示意见。因而桂系当局对他的政治态度、品行、学识及雄辩才能，是有所了解并十分赏识的。这次，他是在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从湖南来到桂林，准备转桂林经重庆，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

在桂林时，桂系在广西当家留守的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两次登门看望杨东莼，邀请他留在桂林，由他出面主办一所适应抗战需要而培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的学校。黄旭初说：“现在广州沦陷、武汉失守，举国一致抗日，广西已经迫近抗日前线。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考虑要革新政治风气，行新政，用新人；新人从哪里来？天上掉不下来。我们过去有一所广西民团干部学校，训练民团干部的那一套我看已经落伍了。我们想办这所新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好些人都向我推荐杨先生。杨先生是我们景仰的教育家，务必请你考虑承担了这副担子。”杨东莼是豪爽的热心人，在主人盛意坚请下，并考虑到也可以借此为抗战做工作，于是心动了。他觉得这事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由组织决定，便回答黄旭初，请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一下。

杨东莼通过在 《救亡日报》的关系与李克农联系，约好在这周的文化聚餐会上见面汇报。聚餐会是那个时期，来桂林的文化人士形成的定期聚会活动，借聚餐进行交流，商量组织抗战救亡活动，来往人多，交谈也随便，不易惹人注目。杨东莼当即将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了，觉得是件好事，决定要他接受主办广西建设干部学校的任务：“机会难得呀，人家抬了轿子来请，为什么不坐？坐。现在大批文化人撤退来桂林，党组织有许多工作要做，你在他们当中很有声望，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利用桂系当局给你的方便，团结大家多做些工作，我们也有一个阵地好安排一批党员。你还可以提条件，掌握主动权。组织需要你在这里。去延安的事，以后再考虑。”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旧址

杨东莼已有办学的种种想法，问：“听说，徐特立老也从湖南过来了？”

李克农说：“刚到几天。”杨东莼说：“我想向他请教一下抗大办学的事。”李克农说：“你在桂林目标太大，不能到办事处去露面。他也是教育家，我看让他登门去找你问题不大。”

后来，杨东纯巧妙地引徐特立去见黄旭初，黄旭初为示开明，同意了徐特立去广西地方干部学校去谈抗日和办学。

叶剑英在桂林的时候，白崇禧特邀叶剑英去广西地方干部学校讲抗战军事课。

李克农

叶剑英当时身穿八路军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宽皮带，英姿勃勃，在学员们的掌声中走到讲桌前。这儿的气氛、场面，使叶剑英想起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讲课之前，李克农介绍过这个学校的背景。想不到团结抗战，使延安抗大的精神也能在这漓江之畔开花结果。叶剑英浓眉下的眼睛扫视着台下学员们一张张严肃而生气勃勃的脸，自己不由得有点激动。会场静悄悄。在开始讲课之前，叶剑英再次立正，将右手五指刷地举向帽檐，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致意。

全场掌声雷动。白崇禧也大声地鼓掌。

这天是1939年5月21日。叶剑英讲课的题目是《当前战局之特点》。有人还记得这个八路军的叶总参是这样开头的：“共产党的血与国民党的血，在抗日战场上是流在一起的……”

在杨东莼主持下，广西地方干部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培养了很多抗战骨干，此后，在抗战中，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重要的干部。2015年9月2日，获得习总书记挂授勋章的庄炎林老人，当年就在该校学习，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抗战桂林文化城与文化抗战

桂林设立“八办”之后，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的积极努力下，办事处与桂系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民主人士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营造了一个曾一度相对宽松的环境，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桂林成为当时蜚声中外的抗战文化名城。

1939年间，桂林已形成西南的文化中心。据统计，抗战时期迁到桂林的数十个文化团体，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如郭沫若、李四光、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范长江、徐悲鸿、关山月、张曙、千家驹、薛暮桥、梁漱溟等。他们之中包括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学者、教授等。荟萃桂林的文化人士及各文化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桂系当局采取了开明政策，十字街头能演延安的《兄妹开荒》，中山路跑马场的大舞台上，桂林的文艺团体与抗敌演剧队联合演出过《黄河大合唱》。报刊及出版社、书店等事业颇见兴旺。在报业中，《救亡日报》是最受读者欢迎之一种，很多文化人为这张报纸写稿，单以报纸的副刊论，便有林林主编的 《文化岗位》、欧阳凡海主编的 《批评与介绍》、艾青等主编的 《诗文学》等。

抗战救亡的戏剧运动，是以戏剧参加桂林文化抗战的活动，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衍，著名戏剧家，当时已有名作 《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 等，《一年间》是夏衍在广州时，于日本飞机轰炸中写出的激情昂扬的一部抗战话剧，那时，他把自己关在斗室里多日，刚刚写完，广州城外枪炮声就传来了，广州沦陷后，他就迁来桂林了。后来，我在访问夏衍时曾问及此事，夏公笑着说：“我们逃难走去桂林，途中日军搜查，幸亏我用日语搪塞过去，要不 《一年间》的手稿就给搜走了。”

当时，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刚从欧美及苏联考察戏剧回来，适逢抗战爆发，应邀出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桂林剧团团长，看了 《一年间》剧本后，赞不绝口，击节叫好：“抗战舞台太需要这样的戏了！”欧阳予倩提议，该剧酝酿在桂林作公演，一是宣传抗战，二是解决“救亡日报”复刊经费。桂林文化界大力支持公演，阵容空前，盛况空前。有焦菊隐名导，白杨等一批上海名角，欧阳予倩任顾问，几个抗敌演剧队的专业演员们纷纷参演；这次演出大为成功。开始公演头半月时间，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有观众从南宁、柳州赶来看戏。有专业剧评说：“抗战初期最有深度和震憾力的抗日剧，不落俗套，独出心裁，将抗战的希望，个人的苦难，都借这一家人的生离死别烘托出来了！”《广西日报》报道称：“轰动了广西全省，显示了桂林文化、戏剧界的抗战大团结！”回桂林办事的李宗仁、白崇禧与李任仁等看了演出也很高兴，李任仁发表讲话说：“《一年间》演出成功，为桂林文化抗战拉开了序幕。”

《一年间》不仅在桂林演出轰动，在重庆演出也很轰动。在重庆的中国戏剧名将田汉、洪深、宋之的、沈西苓、白杨、秦怡、赵丹等等几乎全都出马上阵，就连郭沫若也亲自登场扮演了戏中结婚场面的一个贺客。

从1939年春的话剧 《一年间》拉开抗战戏剧演出的序幕开始，桂林的抗战救亡戏剧活动就方兴未艾，一浪接一浪，有各地来的专业演出团队，有本地或内迁来的学校、工厂等的群众演出；各种特色的剧种如桂剧、京剧、粤剧、豫剧等，演出的内容有抗战现代剧、传统古装剧等，连重庆、昆明当局禁演的延安舞台的 《兄妹开荒》 《黄河大合唱》等，也在桂林公开演出。这一以戏剧参加桂林文化抗战的活动，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在桂林演出的戏剧团队仅话剧团队就有七八十个之多。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每月都可以看到新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戏剧团队的大型联合公演，几乎每个季度都有一两次。接着，发展到抗战后期的西南抗战剧展而形成一个大高潮，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抗战戏剧活动丰富多彩，是桂林“文化城”的又一大特色。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抗战剧展，2月15日开幕，5月18日闭幕，时间持续了3个月，参演者来自5省的33个团队，演员近900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达10万人次，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1944年2月15日，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欧阳予倩和田汉在刚落成的广西艺术馆合作组织主持了西南戏剧展览会。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是一次在国统区进行抗日进步演剧活动的空前大检阅。来自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福建、江西、湖北8个省的32个文艺团队千余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在3个多月时间里，除京剧、桂剧、歌剧、民族舞蹈、傀儡戏、杂技、马戏等节目外，有17个话剧团队演出了21个大型话剧，还有两三个孩子剧团也来参加汇演。

欧阳予倩和田汉主持的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和在桂林的新中国剧社是演出的骨干力量。广西艺术馆话剧团演出了欧阳予倩编剧的《旧家》 《同住的三家人》，桂剧团演出了欧阳予倩创作的 《木兰从军》 《人面桃花》等，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田汉早期创作 《湖上的悲剧》、夏衍等创作的 《戏剧春秋》，桂林四维剧社串演了田汉的《名优之死》。

2012年我在纽约访问二战到过桂林的B-29第58联队情报官彼德时，谈起他对抗战桂林的印象，彼德说，除了山水之美外，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南剧展”戏剧大演出了。据他说，1944年春，他到桂林工作，这个美丽的小城市，无论是剧场，球场，广场和街头，到处都有戏剧表演，热闹非凡，是他在其他国家都从没见过的。他曾住在秧塘机场的招待所里，观看了一个孩子剧团到机场的慰问演出，那么小的孩子们，身穿戏装来给美军飞行员们演戏，给大家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

西南剧展展示了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成果，促进了戏剧界的团结，为迎接抗战胜利做了准备。桂林市三多路马皇背三号广西省立艺术馆剧场被誉为全国大后方“第一个伟大戏剧建筑物”。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盛赞此次剧展是“除古罗马以外有史以来的仅见”。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笙、宋之的、于伶等我国戏剧界大师们都曾在这里从事抗战戏剧活动。

桂林保卫战：抗战史上“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日军在打通平汉线，陷长沙、衡阳之后，即南下展开“桂柳战役”。在进入广西之前的作战中，日军有战史称，“除了在湖南衡阳遭到了重庆军第10军的顽强抵抗外，一路所向披靡，守军大部分溃不成军。”横山勇中将奉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命令，率第十一军团于1944年10月27日开始作战行动。守城之桂军第一三一师及一七○师1.2万人，加上各县民团，共两万人，攻城日军10万兵力，攻守双方兵力悬殊。

桂林保卫战从1944年10月28日日军发动主攻，至11月10日桂林全城沦陷而告终，仅战斗旬日，但是就战斗本身而言，守城将士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孤军奋战，英勇抗击。两万守军没有一个投降的。守军先是凭籍城郊山头抗敌，逐山血战；日军攻入城里，每一栋楼房都是杀敌碉堡，每一条街口都凭街垒杀敌，民团战士胸捆手榴弹炸坦克及装甲车，在每一眼水井下了毒。该保卫战，被称为抗战史上“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11月9日凌晨，日军发动全线总攻。日军在飞机疯狂轰炸助战下，百余门重炮齐射；30多辆坦克及装甲战车，发动总攻。城区爆炸声隆隆，地动山摇，浓烟冲天，双方伤亡很重。守军没有援兵。日军援兵源源不断，踏着尸体，冲进城内。城区是激烈无比的巷战。每一条巷子，每一条街，每一栋楼，都发生激烈的博杀，满城都是枪声和爆炸声。

11月10日下午 4时，城防司令韦云淞将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突围，黄昏后开始行动。散会后，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回到师指挥所，已接近黄昏。阚维雍将军部署师残部撤退之后，写下一首绝笔诗——

千头万颅共一心，

岂可苟全惜此身；

人死留名豹留皮，

断头不做降将军！

桌前，摆着一支手枪。围着的是郭少文副师长等下属，阚维雍平静地说：“我与桂林城共存亡的决心已下，你们就不用劝了。”众人表情严肃庄重，一个个朝阚维雍师长行了军礼！他们刚转身出室——师部作战室里，传出一声枪声！阚维雍师长举枪自戕，以身殉国，时年44岁。

桂林保卫战中的桂军

已经入夜，城防司令部组成的一支突围部队，穿过城西桃花江德智桥，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及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两将军也在这支突围部队中，夜里经过激烈夜间巷战，部队冲至城西桃花江德智桥一带。日军在德智桥埋伏，阻击这支突围部队；两方激烈交火，互有伤亡。吕旃蒙突围至德智中学门前中弹，子弹击中要害，当即倒地殉国。年仅40岁。

城防司令部突围部队冲出城西，突上了城西猴山坳。猴山坳有一支日军埋伏，双方激烈交火。陈济桓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在冲过日军火力封锁线时，不幸腿部中弹，受伤倒地后随从卫士架着冲到对面山坡后。日军尾随着追来，子弹呼啸而过。陈济桓腿部受伤后决心不再拖累部队行动，就拿出钢笔在自己名片上，摸黑写下一行字——

“职受重伤，不能脱离险地，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

写罢，用伤口鲜血按上指印，将名片连同怀表，交给随身李卫士。李卫士不愿意离开他；他乘李卫士不备，举枪殉国。时年51岁。

在桂南战役立功的巢威，时任第一七○师少将副师长，为掩护城防司令部突围部队撤退，巢威亲率一个营向日军占据的猴子坳攻击，攻占第二个坳口时伤亡很大，继续向坳顶攻击时，梁营长不幸中弹阵亡，士兵溃退下来，巢威亲率特务连继续攻击猴子坳，当时，巢威面部两处受伤，牙齿被打掉过半，当场昏倒不省人事，后被敌俘虏。在日营关押养伤期间，敌参谋部浅田中佐迫巢威先去南京见汪精卫后回广西组织伪政府。他毅然拒绝，伤愈后在一位勤务兵的配合下，趁敌看守松懈时，机智地在厕所跳窗越墙而逃，化装逃出虎口后平安归队。

桂林保卫战开始前，当局已在七星岩储备了粮食生活用品及弹药等，搬入了医护设备，守备部队及部分政府人员、医护人员也已迁入。大约可坚持一个月。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一团团长覃泽文率领全团在城东经苦战一周之后，带领残余部队，退入七星岩继续战斗，日军团团包围了岩洞。岩内官兵们同仇敌忾，准备最艰苦的战斗。

11月9日中午，东岸敌军利用火焰器攻击我岩洞各个据点，将岩外的树木全部烧光，守军仍继续战斗。黄昏时分，日军在总攻桂林城区中心的同时，不顾国际公法，不间断向七星岩发射大量的红色和黄色毒气弹。毒气比重大，在空气中从高向低流，压缩的毒气即刻形成一股股气流冲入岩洞内，由粗变细到扩散开来。

七星岩洞口周围全部弥漫着红色和黄色气体。第一三一师的防毒排发出了警报声。毒气体进入了岩洞，扩散开来；人们只能用毛巾湿了水，捂在嘴鼻上。岩洞里的毒气体越来越浓；偌大的岩洞，首先是岩洞口前排阵地的守军官兵严重地落泪、呕吐，打喷嚏，裸露的脸与手糜烂，数分钟后全部气绝倒地。30分钟左右，前岩和近前岩的守军官兵全部以身殉国……

抗战胜利后，桂林当局从七星岩洞里搜岩殓骸，民国档案中保存的当时搜岩报告上如是记载：“七星岩前岩及其附近，到处是守军遗骸，这些遗骸均为完整形象，多保持卧射，坐射，立射，牵马等的临战状态，且都怒目咬牙，如雕塑群像一般，计有八百二十三具，以后又逐渐在洞里再次发现残骸，已近千人，极为惨烈。七星岩被毒杀的人数，已远远超过抗战中日军使用毒气毒杀我军官兵最多的宜昌战役。”

位于桂林市七星公园的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

战后，桂林开辟了七星公园，公园内修建了七星岩抗日八百壮士墓及桂林保卫战三将军殉职纪念塔，以追悼和怀念当年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