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书写”价值的追寻
——访书法教育家刘守安

文/本刊记者 李雪

关于“中国书写”价值的追寻
——访书法教育家刘守安

文/本刊记者 李雪

“60后”（60岁以后）的刘守安常被称作“学者型书法家”、“书法教育家”。而他对此只是谦虚地笑言：“按年龄说是个年龄大的老师，想当学者的书写者。”

这位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的家还在首师大校园里，面积不大，略有逼仄，他平时在这里办公，教学生，以及写字。

接受采访时，刘守安戴一副略大的近视眼镜，穿一件很朴素的衬衫，气质不像书法家，更偏向研究型“老博导”。事实上，在他生活的三个方面——教学、科研和写字中，写字排在生活中的“老末”。

他说自己“不天天写，也不太练习”，常常是别人要字才写。就在采访前几天，应人之邀，刚刚“憋”了一个晚上，“写了一个‘牌儿’（牌匾）和数张字”，才算完成了两三项“活”，听起来不似其他书家日日临池的勤勉。他也不愿意把写字说成“创作”，他说：“写字不是我的专业，更不是产量很大的书法家。”

这里面一定有谦虚的成分，毕竟刘守安的字是带着拙味儿的美，具有风貌。不过，相较写字，他的确花费更多精力在科研和教学上。

长期在高校，刘守安做过的课题很多，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文化学、文艺学、书法理论和美学。最近手头上的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学》，以及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书法、篆刻卷，他是全部6卷的主编。记者观察到在他书房里摆放已编成的其他卷，厚度、大小都比过《辞海》，的确是体量庞大的工作。

而在教学上，时值65岁“博导”也要退休之际，他退下了首师大“院长”的职务，正式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到那里创建了“中国书写文化研究中心”，并在中传招收了首届“中国书写文化”专业的2位博士、2位硕士和3位访问学者。

这可以说是新的开始。此前在首师大，他当了10多年的院长，见证了这个由欧阳中石创建的中国首个院系级建制的书法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发展，培养出一批批书法专业的中外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而现在去中传，创建了“中国书写文化”专业，继续进行培养博士、硕士和重要课题研究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文字首先是“传播”的工具和平台，汉字书写又逐渐被称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传播与审美，是汉字书写两大功能。而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活跃，并且新闻传播、广播电视和艺术门类齐全，学科背景与优势很适合“中国书写文化”专业的发展。他在那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来贯彻自己多年的研究理念。

对“中国书写文化”的研究，刘守安想将它系统化、学术化，溯源中国书写强大多元的文化内涵。

“中国书写”与“中国书法”

从首师大到中传，刘守安说他不想“克隆”其他学校的书法专业，中国传媒大学的“中国书写文化研究中心”首先在名称提法上就与其他学校的高等书法教育有所不同。

“书写”与“书法”相比，在词性上更贴近中传的“传播”性质，“书写”是动词，在“人—实践—结果”当中取了中间项；而“书法”这个概念，无论作为“书写方法”还是“写的好看的字”都是名词。“书写”是包括各种文字内容、字体书体、幅式形式的书写，包括为“用”而书和为“艺”而书，范围更宽广，功能价值强大多元。而“书法”作为艺术，其价值只能是审美和艺术欣赏。

文字书写还是古时信息交流的方式，王羲之、颜真卿的书信手稿都是实用书写图为颜真卿《祭侄文稿》

刘守安在向学校党委汇报“中国书写文化”专业理念的时候，也在阐述什么叫“书写文化”。他认为，人类的传播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口说耳听的声音传播，其二是书写文字信息的传播。在古代和近现代，文字书写的实用功能都是基本的。文字书写在古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存续文化与知识、人际交往等诸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不妨列举：古代皇帝下令、国家管理，都需要文字，写字首先实现了政治功能；庙堂、山林中的碑文让佛经、道藏得以变成文字稳定下来，实现了宗教传播，而不是一代一代口头相授，其传播价值远大于今时讨论最多的艺术价值；文字书写还是古时信息交流的方式，王羲之、颜真卿的书信手稿都是实用书写；而文学家写诗填词作文要用文字来“固定”，写在纸上落笔为记，在近现代，“鲁郭茅巴老曹”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手稿，也是实用书写的基本形式和具体体现，这些文稿手迹与《兰亭序》、《祭侄文稿》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

因此基于这种视角，在中国传媒大学，刘守安希望把“中国书写”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去审视，把中国的汉字书写当做一种文化活动、文化实践和文化行为来研究，既重视中国书写的审美功能、艺术价值，又重视中国书写的实用功能、实用价值。认识中国的汉字书写是在稳定性与变化性、规范性与创新性中发展的，在汉字书写的实践中产生篆、隶、楷、行、草等不同的字体、书体，形成不同的书写风格与风貌。并且从这些角度去育人，培养规范和实用书写、艺术和审美书写兼具的人才。

敬畏文字，慎言“创新”

作为北京书协副主席，刘守安的话语间不乏对当今书坛的某种审视和反思。

记者在他的一本作品集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回忆了他早年在《齐鲁学刊》当主编时接触过很多大家——张岱年、杨尚奎、王元化、徐中玉、王学仲、任继愈、周汝昌、蒋维崧等令人敬仰的学者、书家：“他们的亲切、儒雅、清高以至鲠介，让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胸次与情怀。我钦敬这些大家的学术风范与人格魅力，理解他们的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同时带着我个人的爱好向他们请教书法。这些老一代学者无一例外地写一手功力深厚的好字，他们的文稿字字老到，而又不乏灵动古雅，又不以点画为意……他们的信札、信封我一直珍藏，他们片纸只字都是独特的、唯一的宝贵书法，而不是批量生产的‘墨宝’……”

这些大家的学养、人品与墨迹至今影响着刘守安在书法教育工作中的教学与研究。

对于书法，刘守安表达观念非常直白，甚至可以说是在破除迷信。他说“写字就是写字”，掌握了“书写方法”就写得顺手，写字是一项技能，“见得多、写得多、熟练了，就写得好看一些，没有那么神秘。有的人有天分，再加上学碑临帖走正路，肯下功夫，就写得好。”

现代人对待书法，不像古人把学书作为文人的基本技能。古人书写以实用为主。而如今的汉字书写被当做“艺术创作”，不断追求“艺术创新”，看似“百花齐放”，其实有不少在追求以奇怪为美。并在理论上不断宣传汉字书写的神秘性，让更多的人陷入云里雾中。而在刘守安口中，汉字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使用、每个字都是共同约定的符号”，因此，点画结构不能变形太大，让人不能识读。

由此，书写者当以敬畏之心写字，努力先把字写得平易、亲切，然后再求个人风格。风格应是自然形成的，不应故意翻造。经过了几千年，中国人共同创造共同约定的汉字符号，每个写字的人没有责任做巨大改变。字体书体的稳定是社会的需要，是文字的基本功能。

刘守安认为，汉字自唐代产生并使用楷体以后，未再出现新的字体。今人书写汉字也只能根据汉字的基本点画结构“自由”书写，包括行草书以及篆、隶的书写，变通与“自由”是有限度的。运笔为形，聚墨为体，不受任何约束的书写，在古代就受到批评。汉字书写的“创新”与其他活动与行为的“创新”有所不同。每一个汉字书写者应认识到，我们的书写应总是在规则中求自由。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书写的内容千变万化，无比丰富，但汉字的字体书体从总体上是稳定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献策中小学书法课

作为长期从事书法高等教育的学者，刘守安参与研究中小学书法教育问题。对中小学生书法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作了深入思考，并对中小学生书法教育的推进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中小学开设书法课是近两年教育领域的“新动作”，刘守安作为专家参与规划并起草了教育部制定《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期间不断地讨论、修正、补充，与此同时，还主编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书法教材，经教育部审定，此套教材已经在全国发行。

他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指导中小学生提高书写水平；其次是指导学生提高对书法的欣赏能力；再是让学生对中国的书法文化知识进行了解。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不应只重书写技能培养而忽视欣赏能力和书法文化知识方面的提高。

而作为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参与制定者和全国中小学书法教材的主编，近两年来，他应邀到山东、天津、江苏、安徽、广东、四川、陕西、江西、北京等地，指导中小学书法教材编写，为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班作讲座，受到广泛欢迎。

人物简介

刘守安，山东东明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书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博士点通讯评委，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艺术学科评委，北京市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艺术学科评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

曾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副主编、主编12年，1997年调任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所）工作。曾任山东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山东高校学报研究会副会长，在美学、文艺学、清代文学、书法理论等方面有较多研究成果。出版文学、美学、文化学、书法方面的著作多部，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书法作品曾参加过若干展览并为国家和地方博物馆等收藏，曾应邀赴澳门、台湾、韩国、日本、美国参加书法展览和讲学。曾主持国家艺术科学课题“中国书法文化研究”和北京市课题“中国古代书迹题跋研究”工作。现主持国家艺术科学课题“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学”。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2014年秋，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三十周年之际，当选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