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之后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诞生与成长都伴随着李光耀的作为，但他走了以后这个国家仍要继续走下去。

在担任新加坡领导人的50年间，李光耀（Lee Kuan Yew）下达过很多命令，其中包括要拆掉自己的住所。

李光耀几年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要拆了它。”李光耀面对死亡的态度非常务实，他也反对个人崇拜。于是他表示，住所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维护，“人们缓步地从中走过时”会乱糟糟的。李光耀于3月23日逝世，享年91岁。

24日，李光耀住所所在的安静街道上，没有出现拆房子的设备。25日，李光耀的棺材摆在议会大楼呈供公众瞻仰之后，官方的追思会才开始。

但新加坡人也对李光耀建造的更大房屋——现代新加坡和该国引以为傲的“新加坡模式”——提出了同样的疑问。李光耀去世后，这种模式还会持续下去吗？这个井井有条的亚洲金融中心是否已经可以脱离“听爸爸的没错”的政府治理模式？

新加坡选民越发大胆自信，也提出了更多诉求。一些人要求形成新的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更乐于协商的政府，允许民众参与规则的制定。

“新加坡现在处于转折点，—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Mahbubani）说，“我认为，新加坡的年轻人认可新加坡的力量，也认可新加坡政府带来的稳定，但他们还希望发出更多声音。因此，你得为他们创造对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变革快要到来了。”

新加坡模式将这个偏僻的前英国殖民地转变成一个干净整洁、光彩照人的大都市。这种模式融合了半威权主义、一党执政制度、周密的城市规划、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低税负，以及大量外国人才的涌入。让渡个人自由、接受政府干涉（比如压制政治异见、对不冲公共厕所的人给予罚款），从而换取良好秩序和繁荣发展——整整一代新加坡人接受了这样的交易，他们认为新加坡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越了邻国。

李光耀在世时不可想象的问题，现在则无法轻易地置之不理。比如，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可能会分裂成几个派别，一些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开始显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副院长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说，“当你把一些很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个组织里，他们的看法和目标都会出现分歧。”

互联网放大了意见分歧，越过了管控严格的媒体。多年来，媒体更多的是为政府及其目标充当啦啦队，起到的监督作用较小。新加坡国内的分歧似乎扩大了，这部分是因为社交媒体的盛行。

最突出且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民生问题：过去10年，移民人数猛增，生活成本上涨，房价飙升。

45岁的管理顾问陈伟清（Tan Wee Cheng，音）表示，新加坡人感觉自己处于弱势，担心他们“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如何维生，而且这里的就业市场对全世界开放”。

批评人士表示，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本就脆弱，塑造认同的过程仍在进行，就被移民潮所打断了。

反对移民的声浪向政府涌来，于是政府做出回应，采取了限制措施，加大了企业雇用外国人的难度o旦与此同时，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将人口增加至690万，手段主要是移民。

新加坡模式显现出的其他问题，源于民众对缺乏言论自由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不满。社会批评家、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去年给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政府不倾听民众的关切，这封信广为传播。信的开头写道，“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政治危机之中，即人们不再信赖他们的政府，而政府也无暇挽回他们的信任。”陈思贤表示，他希望悼念李光耀的活动结束举行国葬之后，新加坡进入一个反省阶段。“不能只是由政府领路，”他说，“民众也应该参与其中，如此一来，在所有人看来都具有合法性的新的社会契约才会形成。”

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堂课政府还没学好。近期，政府禁止人们在芳林公园（Hong LirrPark）举行抗议活动或其他集会。芳林公园的演讲角是一个传统上容许言论自由的地方。

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宣布，该公园将成为“纪念辞世的李光耀”的指定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