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雨中呼喊：战场上的希望与挣扎

《关乎所有国家：一段国际的美国内战史》民主与美国内战

研究美国内战的历史学家们发现自己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们一样处于尴尬境地：这个课题翻来覆去地被耕耘，找到一块处女地几乎没希望。但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授唐·道尔在他的新书《关乎所有国家》（The Cause of All Nations）中强势地另辟蹊径，启蒙了读者其他国家如何感知、讨论和反抗美国内战，以及这一切如何影响了内战的进程。

道尔提醒，美国内战开始于1863年，恰恰是欧洲革命十三年后。美国80年的自治实验要靠暴力画句号了，欧洲保皇派和贵族们露出了笑容，共和党人则哭丧着脸。

北方合众国和南方联盟国都急切寻找国外势力撑腰。双方似乎势均力敌：试图给予欧洲人民更大主权的合众国自然会得到废奴主义者联盟的支持，而联盟国那些以压榨奴隶汗水为生的贵族伪君子们可以投入欧洲反动势力的怀抱。

但战争开始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联盟国的外交官为了民族自决性和自由主义原则的和谐而挣扎。书中指出他们判断的矛盾根源在于“工业和农业社会形态，而非奴隶制”。北方的回应则是直截了当、有法有据但放纵无度的。美国国务卿威胁要“用火焰吞噬这个世界”，并以全面战争恐吓胆敢援助联盟国的国家。而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也不希望奴隶制成为战争的重点。

但欧洲观察者们没有一丝犹豫，联盟国也是。（联盟国副总裁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说战争的基石“建立在黑鬼比白人低劣的伟大真理上，奴隶制是自然和道德的选择，应为优越种族服务。”）1848年欧洲革命的英雄朱佩赛·加里波第积聚军队打算支持北方。但他极大地抗议合众国不肯宣称解放黑奴是战争的目标。驻西班牙大使卡尔·舒尔茨敦促华盛顿的北方政府“将战争解释为对抗反叛的蓄奴州，以高道德基础获得我们在欧洲的舆论控制权”。

舒尔茨看似书中最敏锐的角色，但实际像是马戏团里最高的侏儒。当合众国最终坚定了战争意义是废除奴隶制后，欧洲公众舆论缓慢倒向北方，但这种转变得益于已存在于欧洲的反奴隶制情绪，而非合众国的外交能力。他们的南方对手更窝囊，一切让他们欣喜的小胜利不过仰赖于欧洲统治者们喜闻乐见的美国战略失败，而非对南方的同情。

但道尔先生话锋一转，提到美国内战确实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由和民主战胜了奴隶制和地主阶级。法国艺术家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雕像仍矗立在纽约港。时间为她披上铜绿色，但她的目光仍然横渡大西洋，固定在欧洲大陆上。

《有希望的男人》：寻找他的足迹

2008年5月暴乱蔓延到南非的许多城镇和棚户区。

贫穷失业的黑人居民向那些比自己更接近社会边缘的人——来自非洲其他地区的难民发起攻击。接下来的日子超过60人死亡，数百名靠经营棚屋里的小便利店为生的索马里移民流离失所。

其中就有阿萨德·阿卜杜拉西。他8岁逃离索马里，途经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在开普敦附近的几个窝棚停靠站短暂逗留过。他危险的旅程朝向南方，到曼德拉执政国家里生活的梦想驱使着他，那里警察不能随心所欲地把人关起来，持不同政见的人也不会突然消失。阿卜杜拉西试图在南非开始的新生活，但屡次在暴力中受挫。一个开便利店的表亲提供给他运送物资的工作，但这位表亲几个月后在一次抢劫中被枪杀。不到一年他便利店的合伙人被一位常客用刀砍死。

他的生活—直笼罩在南非居民的敌视阴影中。如果疯狂是令人费解的，那阿卜杜拉西的痛苦和坚强也是人性中闪光的一面。

《天才的胜利：埃德温·兰德，宝丽来和柯达的专利权之战》

史蒂夫·乔布斯形容与埃德温·兰德的会面“就像访问一个圣地”，苹果的创始人如此崇拜兰德这个宝丽来的创始人之-、即时摄影的先驱，他的创新、美学以及实用性也被苹果公司奉行至今o从哈佛辍学后，年仅19岁的他于1929年第—次申请专利，他发明的“单偏振器”减少了汽车大灯的眩光。到1991年逝世他申请了535项专利，仅次于托马斯·爱迪生和通用电气的创始人伊莱休·汤森。他的一些发明也在二战中为美国所用：艾诺拉·盖上的飞行员透过宝丽来的护目镜观察到广岛的蘑菇云。本书的核心是宝丽来对柯达的专利侵权诉讼案，柯达已是照相器材的支配企业。讽刺的是早在1934年柯达曾是宝丽来的第一大客户。1976年柯达推出一个即时成像相机，宝丽来起诉柯达的技术侵犯了这个老牌即时相机的几个专利。冗长的审判后，凭借兰德清晰和决定性的见证，1991年柯达最终被判定为侵权，赔偿宝丽来9.25亿美元，这是史上专利诉讼罚款最大的一笔。

按乔布斯的说法，兰德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艺术、科技和商业间的交集并建立组织反射出这一点”。和乔布斯一样，兰德像是个严父的角色，对产品追求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是苛刻的监工，你绝对无法敷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