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秀

他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他的身上不只有革命家的热情和气概，那种古“君子”风范，使他更拥有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格魅力。

1998年，73岁的乔石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当他的名字重现《新闻联播》，已是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联合发布的讣告里：乔石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没想到，久未露面一向神秘低调的乔石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高调”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乔石，这个在二十世纪80、90年代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他担任中纪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法治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大力倡导反腐的关键时刻，这位国家前领导人的去世，又一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人们纷纷怀念乔石，追忆着他对民主、法治所作的贡献，这背后是人心的力量。历经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民主、法治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命题，继续坚定推动民主、法治的进步，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人们对乔石的怀念，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对民主与法治的现实诉求，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我是乔石，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1987年，乔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访尼泊尔。访问间隙看望中国驻尼使馆人员并作形势报告。大使介绍乔石时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乔石同志，让我们热烈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作报告”。乔石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乔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作为党和国家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乔石在二十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在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长期身居高位，权高位重，但谦虚谨慎的生命底色终生未改，朴实无华的源头活水一直流到生命最后一息。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是一个虽然有些严肃但不失慈祥、风趣的亲人；对与他共过事的人来说，他是“拼命三郎”、“少言”的人、没有“官架子”的领导。

乔石原名蒋志彤。1924年12月，出生在上海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网上有一种颇具戏剧性的传言，说他早年因工作需要，用了一个叫“蒋乔石”的化名，后来又因为“蒋乔石”跟“蒋介石”太像，就干脆把“蒋”字去掉，称作“乔石”。

乔石祖居在定海镬厂弄4号，祖父在城里摆咸货摊，生有三子，乔石父亲排行第二，少年时即去上海学做生意，受过新学教育，后在一家家具行当账房先生。乔石母亲则是上海一纺织厂的纺织女工。

母亲自幼为生活所迫而当童工。厂方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要求，日本老板在中国工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傲慢态度，使乔石的母亲对世道不公、人间不平的现象产生强烈的不满。乔石半岁的时候，五卅运动爆发，他的母亲也加入到罢工队伍。

乔石从懂事起就认定要为家庭分担责任，不让弟弟们受饿。那时，母亲为了能够把乔石四兄妹抚养成人，每天起早摸黑地在纱厂里劳作十几个小时。乔石的幼年时代，常常听到母亲劳累一天后的痛苦呻吟。但坚强的母亲宁可自己忍饥受寒，也要供养乔石读书。这使乔石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堂教育。

乔石后来常对人说：“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1940年8月，16岁的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开始组织上海学生运动。

“一开始并不知道革命的真正含义。”乔石日后回忆道：“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我过着非常危险的生活，尤其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那段时期，我要时时警惕著被特务盯上，但这是我为理想奋斗的最重要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就一个信念：人民都应该得到温饱。这也是当时入党的梦想和动力。”

据乔石回忆，他曾分别在青年学生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两度集中时间，认真地将几十卷本的《列宁全集》通读两遍，并先后做了3000多张资料卡片，在每张卡片上都用钢笔一丝不苟地详细注明篇名、页码、内容摘要和分类编号。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乔石随后被调往杭州，出任杭州市委青委宣传部部长，之后历任杭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青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

60年代中期，乔石开始在中联部工作。

回忆这段日子，乔石说道：“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生活也清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那时住在中联部大院内，每天天蒙蒙亮，大家走出大门在河边跑步，总有百来人。”

这种单纯的日子，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发生变化。

“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乔石夫妇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之后下放“五七干校”。乔石的女儿乔晓溪回忆，大概是在1968年，连番数日的游行、陪斗、批斗曾导致乔石失血性休克。在“造反派”的指示下，医生只给予一般保守治疗，“输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药，在医院观察了几天。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诊室的候诊椅子上躺了几天，出血居然停止了。”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等人也被调回。1978年1月到1983年7月，乔石先后担任中联部副部长、部长。

1983年离任时，乔石在中联部的告别演讲感动了不少人。曾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新闻局局长的吴兴唐撰文回忆这次讲话时称，说到动情处，乔石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他性格稳重，比较内向，处事低调，平时言语不多，因而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讲话使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他说，“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1985年，乔石由候补书记转正。按《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制度。从此，乔石正式迈入中国政治核心地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吴兴唐在文章中写道。当时，中央书记处成员中，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1987年到1997年，乔石连任中共十三届、十四届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社会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丝毫未变，给和他相处的同事和下属留下深刻印象。。

曾以英文译员身份陪同乔石外访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回忆道，“在我的印象中他首先是一个平易近人、风格稳健、颇有幽默感的长者。”

司法部原副部长佘孟孝曾与乔石共事，在他的回忆中，乔石从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真诚待人，有着特殊的亲和力。“即使是内向和孤僻的人，也乐意同他交谈交心。”

1998年，乔石卸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此后甚少露面。

乔石在中联部工作期间，时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常将一句苏联谚语挂在嘴边：“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在同事的记忆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的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这种“少言”的性格特点，也伴随着乔石步入了退休生活。

和老友会面时，乔石曾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但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和好友交流时，他曾说出内心里“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但他们对革命往往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总想很快把革命搞成，却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还是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退休后，他将自己的“思考”放进了《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之中。2012年6月，当这本44万字的公开出版物发行之时，曾引发海内外关注。

书中，他首次披露了撤销与恢复中央政法委的部分细节，并在思考过程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既不能以党代政，又不能截然分家，重大的问题党委还得讨论。至于政府的日常工作，党委则应少加干预。”

此后，乔石捐出1100万稿费作为“志同法治专项基金”的启动基金。在回答为何要将稿费捐出之时，其女乔凌曾给出这样的答案，“父亲曾长期负责政法工作，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是他的梦想。”

“谁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从1985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到1998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十余年的时间里，乔石与法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十分重视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认为，民主法制建设是治好国家的必由之路。他提倡学习和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但反对搞“西化”，照搬别国的模式，主张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

1985年，上任伊始，面对政法队伍人才短缺、良莠不齐的局面，乔石决定从学习培训抓起。1986年3月4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乔石专门强调学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法干部把加强学习和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弄清“现代化建设与法制的关系”、“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端正党风、经济改革与打击犯罪的关系”，从根本上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能力，正确地坚持党的方针和原则。

乔石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曾在他身边工作。陈冀平说：“乔石同志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手段、措施，形成了较全面的思想和理论。”

陈冀平总结了乔石所主张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四个特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预防为主；二是坚持群众路线，重视抓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坚持法治原则，实现依法治理；四是抓好法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他面临的首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纪检部门与政法部门的关系。

司法部原副部长佘孟孝2012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人主张纪检部门与政法部门‘联合办公’，共同处理违纪违法案件；有人主张公、检、法各部门提前介入纪检部门查处的重大违纪案件，便于以后连线跟踪查处违法案件”。

“对这些主张，乔石毫不含糊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佘孟孝在文中写到，对于政法委跟纪委的关系，乔石有以下四大主张。

查处违法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则，必须由国家司法部门来承担；查处违纪是以党章和党的组织纪律规定为准则，必须由党的纪检部门来承担，二者各司其职，不能合在一起。

纪检部门查处违纪案件中，发现有的党员涉及违法犯罪，先要处理违反党纪行为，然后再把涉嫌违法犯罪材料转交给检察部门，由检察部门依法确定立案不立案、起诉不起诉。各按规定程序办，不能违反法定程序。纪检部门把涉及违法犯罪的案件交给司法部门查办后，要尊重法定的公安部门的侦查自主权、检察院的检察自主权、法院的审判自主权，不能再作任何干预。司法部门在办理纪检部门提供的違法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如案情有新的发展，应跟纪检部门通气。

“从此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都按此办理，使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步入了各司其职的正轨”。

1988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中纪委信访部门成立后，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其中检举时任铁道部有关领导以权谋私，引起中纪委高度重视。没多久，铁道部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副部长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乔石担任中纪委书记的五年多，各级纪检机关查处党内违纪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其中154289人被开除党籍，42416人移送司法机关。733543名受处分的党员中，省军级110人，相当于每年查处22名省军级官员。

1993年，乔石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强调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把加强民主同加强法制结合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说，乔石委员长任上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是主持修宪，二是立法速度，三是开放立法。

刘政回忆说，199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乔石为组长的宪法修改小组，在乔石同志主持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方案。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9条修正案，主要是增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着重对宪法中關于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做了修改和补充，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将“国营经济”、“国营企业”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这些修改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八届全国人大任期的5年，共审议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29件，通过了118件，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刘政说，“在强调立法国际接轨上，乔石同志说立法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但这并不排除吸收国外的经验。有些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

乔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调到了法律委员会。当时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大家都知道要搞市场经济，但究竟怎么搞心中是没数的。”厉以宁回忆说，因为1988年出了一些问题以后，政府很重视宏观调控。乔石在这个节点说了两句话，对此后的立法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乔石说宏观调控要立法，不是国务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市场主体要立法，特别强调市场主体如果没有立法，经济搞不起来。”

政府依法行政、建立法治中国是乔石终生梦想，不仅如此，在“党”与“法’的关系上，乔石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1996年12月13日乔石接受了《费城问讯者报》专栏作家特鲁迪·鲁宾女士采访时说：“我们的宪法也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乔石还进一步解释：“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我们一直强调，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就是按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就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那年，著名记者哥德尔斯曾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乔石。哥德尔斯事后提及这次采访的时候说，乔石谈了很多， 就是没有谈到党的领导。哥德尔斯问：“那么，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乔石郑重地回答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乔石在另外一个场合还这样说过：“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

“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一种预设，即党和法处于一种竞争乃至对立的关系，所以就产生了谁比谁重要的问题。但乔石的意思很清楚：在中国，党和法两者不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两个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分离。党凝聚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法律，党自然要执行和遵守这样的法律。否则党和人民的利益都要受到损害。“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给执政党本身及其人民的利益带来的重创就是这样的教训。反之，党和人民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加强，就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确立，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成功预防了金融危机，也巩固了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不要出风头，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不公开讲话就不公开，能够不参与就不参与；不要在乡里炫耀自己。”

乔石妻子郁文出生于浙江慈溪，中学时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学毕业后，加入新四军浙东纵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曾担任《联合晚报》的记者。也正是在这期间，她与乔石结识并相恋。1952年，她与乔石结婚，育有二子二女。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对外委员会会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

乔石的岳母、郁文的母亲陈若希是陈布雷的五妹。陈家是慈溪名门望族。陈布雷曾加入同盟会，后来担任蒋介石秘书，长期为蒋撰写文告、文件和文章。

因为陈布雷的关系，郁文自己在“文革”中也被贴了大字报。但在属于“文革”重灾区的中联部，每天都有“重磅炸弹”，多名部长、副部长和局级干部被揪了出来，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郁文只是处级干部，加之性格亲和、平时群众关系好，因此涉险过关。

1948年11月，当时的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还曾派妻子郁文护送自己的表妹、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北上去西柏坡。“文革”期间，陈琏受迫害自杀身亡。

1952年初，郁文与时任浙江省杭州市委青委宣传部部长的乔石结婚。婚礼十分简单，郁文第二天就照常上班了。

“文革”期间，有人贴了乔石和郁文夫妇的大字报，内容大致为：乔石原姓蒋，是蒋介石同乡，并同有一个“石”字；郁文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外甥女。结论是：乔、郁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郁文一生因此多次受到审查之累。

2013年1月28日，郁文在医院去世，享年87岁。

据公开资料，乔石夫妇育有二子二女，大儿子蒋小明，大女儿乔凌，小儿子乔小东，小女儿乔晓溪。

“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妈妈一点儿都不亲。”乔石的女儿乔晓溪回忆，上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乔石夫妇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

两年后，又奉调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乔石的四个孩子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為照料。“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

有一天，两姊妹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风尘仆仆地急切走来。姐妹彼此窃窃私语，“咦，他们回来了”，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1965年，小女儿、儿子小东和爷爷奶奶才全部都搬到了北京，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

1965年，女儿乔晓溪到北京时，本是计划秋季入学，但是因为生日晚，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没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妻子郁文看女儿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姐姐开始在家教小女儿小学课程。

一年后，乔晓溪本该上学了，不想“文革”爆发，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在火还没烧到乔石家前，郁文鼓励孩子在家读书。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乔晓溪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刚刚入学，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

不久后，乔氏夫妇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大女儿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乔晓溪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她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乔晓溪惊呆了。妈妈寄回了女儿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隽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的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如今已是教授的乔晓溪回忆道。

在乔石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都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女儿就读的学校是普通的中学和大学。他要求家人：不要出风头，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不公开讲话就不公开，能够不参与就不参与；不要在乡里炫耀自己。

1976年，女儿乔晓溪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乔晓溪也下乡插队了。

有一天，乔晓溪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信里除了关切、问候，通篇没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没有一字的责难。“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对乔晓溪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

后来，乔晓溪回到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郁文知道眼泪帮助不了女儿，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乔晓溪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众话乔石

胡耀邦

“低调务实 是拼命三郎”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就非常欣赏乔石的低调务实作风，胡耀邦曾经将乔石和郝建秀称赞为“拼命三郎”石秀。

田纪云

“乔石为人厚道光明磊落”

国务院原副总理兼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委员长田纪云撰文称赞：“乔石同志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他工作稳重，为人厚道，光明磊落。在工作上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既坚持集体领导，又注意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积极性。”

厉以宁

“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我终身受益”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曾经撰文回忆，在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担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五年，从乔石委员长身上“我所学习到的东西使我终身受益”。

周成奎

“乔石对干部要求严格”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回忆说，1996年从古巴出访回来后，乔石同志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专门提到，卡斯特罗的主要助手之一拉赫一直骑自行车上班；政府部门的汽车在路上行驶，如有空位，一定要让路旁招手搭车的人搭车。针对国内一些干部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乔石指出，古巴领导人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各级干部学习。

生平语录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我过着非常危险的生活，尤其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那段时期，我要时时警惕着被特务盯上，但这是我为理想奋斗的最重要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就一个信念：人民都应该得到温饱。这也是当时入党的梦想和动力。”

——回忆早年革命岁月

“有些同志老是说对朱镕基同志过去的错误，不能总是抓住不放，这话看上去公正，实质是错误的。朱镕基同志过去有什么错误？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是我们当时的政策错了……他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彻底平反。”

——1992年7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召集的一次座谈会

乔石谈“文革”

“为何‘文革’能泛滥十年，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改进民主和法制。”

“正因为这个惨痛教训，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注重法制，强调长治久安，以法治国。”

乔石谈人大

“如果我们自己认为到人大工作没有什么事啦，是退居‘二线’啦，或者是什么‘一线’工作‘二线’干部啦，抱着这样的认识，就不容易把人大工作搞好”。

——1993年7月，在各省、自治區、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家都得依法办事。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你如果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还能叫老百姓遵守法律吗？

——1994年6月在贵州省考察时

“要按照宪法规定，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建设，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成为能够担负起宪法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矛盾的为人民所充分依赖的代表机关。”

——1994年9月15日，乔石同志在首都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乔石谈宪法

“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继续完善保护公民权利的各项法律，从制度上物质上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保证。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和制裁。”

——1992年12月5日，在首都纪念当时的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乔石谈民主与法制

“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994年9月15日，乔石同志在首都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如果我们制定的法律得不到实施，实际上等于没有法。”

“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如劳动法、保险法等都必须重视。我们任何改革措施和法律的制定，都要很好地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

“说到底，民主问题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

“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法律来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