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储备决策转变路径与决策方法研究

罗崇亮等

摘要：土地储备制度在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格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重新审视和修正土地储备决策目标及决策方式，是未来完善、深化土地储备制度的核心所在。以土地储备决策目标转变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起点，以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理性均衡发展为目标，从城市多维空间发展即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生态空间四个层面重构土地储备决策目标体系，并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操作层面给出土地储备决策转变的现实路径，切实发挥土地储备制度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土地储备，公共决策，空间结构优化，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7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15）07-0011-20 收稿日期：2015-06-27

1 引言

土地储备是解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土地供求矛盾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土地储备政策基本定位于促进都市有计划且均衡发展；提供住宅，改善都市生活环境；抑制土地投机，平抑地价。我国土地制度与国外相比存在特殊性，在土地储备政策的制定上差异较大。杨继瑞、朱仁友（2002）将我国土地储备目标归纳为下述方面：保护耕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盘活存量土地资产，防止土地资源浪费；增加财政收入，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土地管理法》的贯彻实施，利于安居工程的实施；防止过度炒卖地皮，实现土地单租或短租；保障土地资产的发展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自开始运作以后，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偏离其初衷，土地储备决策带有浓厚的“经营性”“行政性”色彩，公益性目标、远期发展目标缺失，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且在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供应的情势下，容易导致政府土地供应结构失衡。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反思与重构土地储备决策目标，实现土地储备决策向“公益性”“公共性”转变，探讨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理性均衡发展下土地储备决策转变路径与科学决策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决策目标转变的逻辑思考

2.1 不同阶段土地储备决策目标分析：逻辑思考的前提

随着制度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演变轨迹主要体现在功能定位和目标上。按照土地储备政策目标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

2.1.1 土地储备起步阶段：盘活国有资产、消化处置闲置土地

土地储备起步阶段，其目标主要围绕盘活国有企业土地资产、消化闲置土地，根据城市发展和企业改革需要做出统一计划和整体安排，在土地储备体系中进行土地和资金平衡，加快企业存量土地盘活进度，确保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企业利用所获得的资金重新定点选址，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

2.1.2 土地储备发展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旧城改造

20世纪90年代，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城市用地结构，推行“退二进三”土地置换。对城市内环境污染严重、能耗大、效益差的工业企业有重点、分层次、分区域、分时段进行搬迁，推动旧城改造。这一时期，土地储备政策的制定主要为支持城市产业发展，通过制定合理的储备计划，逐步清理中心城区高耗能、高污染、效益差的工业企业，支持并发展第三产业，重塑城市景观与功能空间，优化建成区空间布局。

2.1.3 土地储备异化阶段：依赖土地财政、弱化公共利益

分权化与市场化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掌控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也给它们带来了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迫切需要通过土地盘整、出让来增加地方可支配收入，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和空间扩张。这一时期，受地方自利性等因素影响，以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的出台，强化了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城市土地储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离了其加强土地调控，规范土地市场运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的目标，最终异化为地方政府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引起土地投机行为的增加，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价值异化由此产生。

2.2 土地储备决策是公共决策：逻辑思考的支点

根据产权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划分为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决策就是私人决策；而公共产权具有产权的非排他性，此基础上的决策是一种公共决策，多由政府或者其委托机构做出，为提供公共服务和生产公共产品，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在可能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行为，也称政府决策。

从目的上看，公共决策是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其本质是对社会资源以及社会利益所进行的权威性分配，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这种决策必然会受到一定的约束，个人偏好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公共决策能够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保障公共服务的提供、优化公共产品的生产。土地储备制度作为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一项制度安排，应以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为目标，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用地需求，合理有效配置土地资源。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土地收购储备收益，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以及对耕地保护、土地市场稳定、生态环境等。土地储备价值要实现市场、城市和资源有效运行与合理利用，显然社会性与公益性是其价值选择的最终归宿。

在我国土地公有制背景下城市政府拥有国有土地所有权，并可依法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用地需求。《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从法律层面上也修筑了一道“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坚固堡垒。城市的供地体制呈现单轨化格局，有利于政府通过调节土地储备规模和周期、供应结构和时序促进城市有序且均衡发展，解决城市住房问题，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抑制土地投机。然而城市土地储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益性目标发生偏离，出现异化。因此，“经营性”“行政性”的土地储备决策应回归“公益性”“公共性”。

2.3 土地储备决策应以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为目标：逻辑思考的结果

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对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土地储备作为实现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应将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作为其决策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城市建设和空间结构调整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任务，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调整已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

首先，我国土地公有制和城市土地供给单轨制为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目标提供了制度前提。其次，土地储备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对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目标确立提供了事实依据。最后，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带来了粗放型土地开发和低密度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空间结构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问题，许多城市空间发展普遍存在内城衰退、功能布局混乱、住房紧缺、交通拥堵等问题。因此，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应成为当前我国土地储备决策的重要目标。

3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下的土地储备决策目标体系诠释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土地储备决策过度关注经济效益，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考虑，致使人口密集、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用地布局紊乱等城市空间问题突出。为解决上述问题，需从城市多维空间发展维度即从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四个层面建构土地储备决策目标体系，如图1所示。

3.1 调整城市形态布局，实现城市物质空间网络化

3.1.1 分散中心城区职能，发展多中心空间结构

随着人口和就业的郊区化，交通工具的变革，城市郊区出现新的聚集中心（郊区次中心），这些聚集中心具有相对综合的功能，并高度专业化，形成城市新的居住中心也是就业中心，郊区次中心的发展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转化。多中心结构不仅促进了城市中心功能的分化，而且有助于缓解大城市发展中单中心集聚带来的日益严峻的城市问题，是未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趋势。政府在促进城市空间多中心化发展时，土地储备机构需要做好城市多中心空间格局搭建的前期土地储备工作，以实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优化调整。

3.1.2 抑制城市老城区衰退，实现城市更新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的“难以为继”尤为严重，而且城市郊区化发展旧城衰落逐步凸显，这就倒逼城市发展向城市更新要空间，以此抑制城市内城衰退，转变粗放的土地利用模式。而促使这一需求转变的源动力就是土地储备，一方面，通过对土地进行拆迁整理、改变其原有不适应城市发展的规划用途，促进内城用地结构、功能分区趋于合理，实现城市中心区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通过混合类更新改造转型升级为高端的产业集聚空间，为城市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3.1.3 优化边缘区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城市空间合理扩展

边缘空间作为城市中最活跃、变化最为迅速的地区，是城市连接乡村的重要节点。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过度膨胀，规模失控，城市边缘区布局杂乱无序，生态恶化，基础设施缺乏，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城市边缘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分担城市功能、承担产业转移；确定相对稳定的城市边缘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形成城市合理的增长边界和绿色屏障，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实现城市精明增长。

3.2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协调城市经济空间发展

3.2.1 调整科技产业建设模式，实现城市空间网络化发展

科技产业的发展主要以开发区和大学城建设为代表。开发区、大学城由于其独特的空间拓展方式改变了城市空间形态布局。通过改变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功能分区呈现融合、兼容的发展趋势，加快了城市经济活动的分散化、集中化趋势，从而形成多个亚中心、分散化的制造业和更集中的服务业，促使城市空间形态由集中发展的单中心形态向分散的多种形态转变。

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同质化竞争，统筹考虑交通便捷、生态敏感度及其制约性以及城市的发展战略，满足经济活动对城市空间需求，促进城市形成多中心网络化格局。在促进大学科技城等创新空间发展过程中，要考虑交通可达性以及城市主要发展方向，在确保其“公共物品属性”的同时将其提升为城市可持续的增长战略，拓展出完整的城市机能，组成系统的城市框架，促进城市空间形态的跨越性转变或空间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快速改善周边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创新空间的产生和延展。

3.2.2 合理发展高端产业，增强核心区辐射功能

第三产业快速崛起导致经济结构重构，城市内部原有的空间结构与产业布局发生深刻转变。以商务、金融服务为核心功能的高端产业逐渐成熟，同时经济增长逐渐向多中心演化，核心—边缘结构日趋凸显，城市核心区成为城市发展的增长极。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对加强增长极的集聚效应以及带动中心区周边区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政府过于强调城市高端产业，导致城市集聚效应明显大于扩散效应，城市核心的周边地区难以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政府要合理发展金融服务等为主导的高端产业，避免高端产业集聚区同质化，在区位选择时要有充分需求以及服务能级支撑，避免选址在相关配套功能缺失区域，提高城市核心区竞争力，增强核心区辐射功能。

3.2.3 合理布局新商业空间，实现城市边缘地域重组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城市郊区化及新商业业态的大量出现，由大型综合超市、购物中心、大型专业性市场等新兴商业业态形成的商业空间在城市边缘区地带迅速涌现，并成为城市商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商业向郊区扩散的主要载体。当前城市边缘区内的商业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商业整体布局呈现出结构合理性不足，空间布置零散现象严重，未能满足周边居民的多方面需求。因此从功能、级别上对城市商业结构进行合理规划调整，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增加服务半径，促进城市商业业态的多样化发展，使其在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上对城市传统商业空间和城市整体空间结构产生猛烈冲击，并逐渐演变成边缘地域功能重组的催化剂，扮演城市空间扩散过程中增长极角色，以此实现城市边缘区地域重组。

3.3 促进阶层收入融合，缓解城市社会空间藩篱

3.3.1 倡导居住用地混合布局，引导居住空间良性分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结构的转型，政策制度的变革，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以及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均促使社会阶层加速分化，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日渐明显。当前居住空间分异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保障性住房与城市商品房的空间结构关系问题。政府考虑到级差地租，为降低成本，保障性住房选址在区位差、配套设施落后地区，布局大多采用大型化、集中化和边缘化的空间策略，导致居住分异现象日益加剧。因此，在保障房空间选址与布局时，城中应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加强不同收入阶层的接触空间；针对保障性住房区位差、配套设施落后等，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大混居小聚集”的保障房建设模式。

3.3.2 优化公共用地资源配置，弱化城市各阶层隔离分化

居住空间分异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居住空间层面的物化反映。居住空间分异导致弱势群体聚居的贫困边缘化，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相对隔离，形成社会冲突，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对弱势群体造成“再次剥夺”。政府在土地储备过程中应积极应对这种社会极化现象，针对城市不同区域，相对均衡地、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和提供公共产品，提高低收入人群居住周边的社会资源配套水平优化城市公共用地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均等化，提升阶层关联度，加强不同阶层间的阶层融合。

3.4 加快生态网络建设，优化城市生态空间格局

3.4.1 加强城市绿地建设，优化景观生态布局

城乡空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牺牲城市绿地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一系列问题，城市交通拥挤、水质污染、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凸显。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环境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城市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等生态绿地建设，提高城市生态系统功能；还需将绿色开敞空间引入到城市人工开发强度高、人均绿地空间相对较少区域，增加建成区内的景观异质性，改建、扩建等方式加强对现有绿地的质量建设，构建完善的城市生态景观格局。

3.4.2 建设绿色廊道网络，重塑绿地空间格局

城市用地蔓延对城市生态格局的连续性存在潜在威胁，在城市和城郊的自然景观和自然过程，已四分五裂，而且建设过程中见缝插针式的发展，造成城市生态格局的萎缩以及连续植被的孤岛化、破碎化。城市扩展过程中，应把维护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作为城市规划的内容，尤其注重城市边缘带的土地利用格局，建设城市绿色廊道的网络化建设，在城市和郊区绿地景观中维护自然残遗斑块之间的联系，加强绿色水系廊道、道路廊道网的建设，改善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实现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的重塑。

4 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土地储备决策转变路径

路径锁定状态的扭转，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治体系的改变。因此，土地储备决策的突破与优化应积极利用外部压力显化内部危机，通过政府干预促进路径的修正与发展，形成科学的土地储备决策运作机制，如图2所示。

4.1 推进决策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

4.1.1 决策机构由集权结构向多主体参与的分权结构转变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设有如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等类似的土地储备决策机构，实际是由少数官员或专家组成的集权决策机构。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土地储备决策由集权向多主体参与的分权结构转变也是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这一决策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转变过程中通过组建以国土资源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以及土地储备机构为核心的决策机构（城市发展委员会），制定科学有效的城市土地储备规划（土地储备潜力分析与空间分布、土地储备数量与空间分布、土地储备投放数量与空间分布）；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使公众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决策过程中拥有不同程度的决策自主权，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决策。

4.1.2 政府机构经营土地职能向管理职能转变

发达国家土地储备机构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只提供必要的管理和服务，即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体制格局。目前，我国土地储备机构在土地储备过程中同时担当土地经营者和土地管理者双重角色，这种双重身份悖论是制度赋予主体价值异化的一种表现。因此，土地储备机构需由“双职能”角色向管理职能转变，通过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职能，探索由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公司代表政府经营，政府专注于土地微观规划管制与土地市场的管理调控的模式，以生态保护、用地发展控制、城乡文脉传承等作为指导城市空间统筹的总体方向；对城乡空间形态、产业发展、综合交通、基础服务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原则性的引导。

4.2 土地储备内在机制转变

4.2.1 “以地生财”向共谋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变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加大，财权萎缩，通过土地财政弥补财政缺口自然成为其必然选择。因此，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动力，撇除土地储备目标异化动因，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格局这一公共利益目标。首先，通过健全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缓解地方财政负担，遏制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的内在动力，切实通过“收购—储备—出让”机制加强政府调控和规范土地市场的能力；其次，逐步将现行的土地“批租制”改为“年租制”，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必要的财政和金融保障，拓宽土地储备融资渠道；最后，改革我国现行土地税收制度，建立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保障城市建设所需资金，尽量避免或减轻由于体制机制转换可能引起的阵痛。

4.2.2 “多规分立”规划体系向“多规融合”有效转变

目前，我国三大法定规划在规划主体、技术标准和编制办法、实施手段和监督机制以及各部门规划期限、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开发管理混乱，造成土地资源浪费，而且审批流程复杂，储备项目落地困难，信息共享不足，行政效率低下，也成为冲击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因素。因此，由“多规分立”的规划体系向“多规融合”转变是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目标的关键。通过“多规合一”规划编制，构建信息联动平台，形成内容层次清晰的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为主导的规划体系，提高规划管控能力，有效引导我国城市土地储备的发展，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城市精明增长，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提高行政服务效率，降低土地储备决策的风险，保障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目标高效实现。

4.3 土地储备计划编制思路转变

4.3.1 无序蔓延发展模式向精明增长模式转变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促进城市理性增长的重要保障。建立合理的土地储备规模和周期成为控制城市蔓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点所在。精明增长理念的提出对控制城市无序蔓延，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以精明增长作为土地储备决策的指导理论，要求政府要控制城市增量土地储备，高效利用城市存量土地，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抑制内城衰落；土地储备过程中要注重城市居住和产业用地的混合布局，促进混合式多功能的土地开发，实现空间尺度上居住与就业的平衡，减少城市钟摆式交通，也为支撑公交车站和发展商业服务中心提供基础；考虑到土地级差地租，在城中应储备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用地，为中低收入家庭及外来打工者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削弱日趋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分离；控制工业区与不合理的房地产开发所引发的城市盲目扩张与土地低效利用，达到优化城市土地储备结构的目的。

4.3.2 自上而下规划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反规划”模式转变

为满足城市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沿用传统的土地储备和供应模式，重视建设用地的储备和供应，忽略城市生态环境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储备，致使空城、鬼城现象频出，城市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促进城市“自然生长”，构建生态导向的土地储备结构和供应时序成为完善土地储备制度的关键。将“反规划”理念引入到传统的城市规划当中，优先进行生态空间建设，建立区域生态景观安全格局，形成城市建设用地布局框架，依据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结果，进行土地储备数量控制和空间布局，划定生态用地红线，实现城市空间合理扩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控制生产用地比例，增加生态用地的供应比例，建设湿地、公园等城市生态空间，改善城市绿地空间的连续性；在土地储备供应时序上，对于不同区域同功能土地的储备拉开足够的时间梯度，合理安排生态用地与其他建设用地供应时序，保证土地合理高效利用。

4.4 土地储备决策技术与方法转变

4.4.1 土地储备信息系统向基于GIS平台动态管理信息系统转变

信息是发现问题、确定决策目标的媒介，土地储备信息系统的构建成为完善土地储备的关键点。在土地储备信息化全面推进背景下，当前的土地储备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土地管理工作的需要。通过GIS平台构建土地储备管理信息系统，可更好地剖析土地储备的变化规律，为土地储备决策提供高质量数据信息。利用GIS强大的空间分析技术、灰色系统分析方法来分析土地储备地块空间配置效应，根据分析结果来布局城市建设用地，实现储备地块的效用最大化；与GIS相结合，利用模糊规划方法，设计储备数量预测方案，确定土地储备工业、住宅及商业用地数量，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利用GIS工具将动态变化的土地管理信息进行存量计算和叠加分析，了解土地储备动态变化趋势，为土地储备决策提供依据。

4.4.2 土地实地调查监测向基于遥感技术的土地利用动态监测转变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常规实地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已经不能满足土地利用信息快速更新、智能化管理的要求。因此，利用遥感技术对土地利用动态监测，预测其变化、演化趋势，指导政府土地利用管理与决策，实现我国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提高土地储备决策科学性。利用遥感技术能够及时准确掌握城市重点区新增建设用地和城市边缘区耕地动态变化，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利用遥感NDVI波段及其他波段组合，掌握城市生态用地布局状况，可以根据城市发展不同阶段优化城市绿地空间结构，实现城市生态绿地的合理布局；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分析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及其变化趋势，构建土地集约利用信息采集终端系统，为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信息及时、准确的获取提供技术保障。

4.4.3 单一的领导决策方法向多元化定性、定量决策方法转变

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决策机制使得我国土地储备决策机制缺乏科学考量的绩效测评机制，在其决策过程中“拍脑袋”决策方式仍普遍存在。从西方国家来看，在公共决策领域已形成一套定性、定量和创造性思维的方法及技术，如系统分析、操作博弈等（张红凤等，2014），我国土地储备决策可以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吸收和借鉴。在广泛运用各种数量化的技术性方法的同时，注重社会、伦理和文化效应等因素，基于社会的总体福利需求，全面考虑技术的社会、环境、战略等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5 结语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对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增强土地市场调控、加速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新一轮涉及财税体制、土地制度、金融体系等诸多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的推进，对土地储备决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为目标提出土地储备决策转变路径为完善我国土地储备制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然而随着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土地储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将起到不同作用。因此在土地储备决策过程中，需要根据城市发展的需求对土地储备决策进行调整，实现土地储备决策向“公共性”“公益性”转变，提高土地储备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促进城市综合开发与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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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谈毅 仝允桓.我国开展面向公共决策技术评价的社会制度环境分析.中国软科学.2004.6

作者简介：

罗崇亮，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土地收购、整理、储备工作。

陈松虎，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与空间发展战略。

王振坡，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经济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美国内华达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镇规模分布及其演进机理研究”（13BJY054）；天津市国土房管局科技项目“天津市土地整理决策及其支持系统分析设计”（津国土房办发〔2014〕29号）；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培养计划项目“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TD12-5063）；天津滨海新区土地发展中心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