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黄宗羲家国情怀的体现

○陈瑞

(贵州师范大学 求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黄宗羲生于明末万历年间，卒于清初康熙年间，经历了明末的腐朽黑暗和朱明王朝的覆亡，目睹了清军的入侵和清政权的建立，贯穿了整个“明末清初”易代的特殊时期。在那个风雨如晦、天崩地解的时代，黄宗羲始终怀有深深的爱国情怀，对朱明政权极力维护，参加反对阉党的斗争，投身抗清的民族斗争，关心修明史，面对异族入侵和少数民族政权的确立，他恪守传统的道德原则，坚持“一身不仕二主”的遗民名节，同时又以儒家士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现实，关注现实。

黄宗羲生活的明末帝王荒淫无度，太监权势重，他们把持朝政，或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或勾结宫女祸乱内廷。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一位正直的东林党人，惨遭阉党迫害而惨死狱中。为了替父申冤雪恨，十九岁的黄宗羲便草拟疏章，进京颂冤。在审讯阉党党徒许显纯、崔应元时，黄宗羲与之对簿公堂，并拿出其袖中所藏之锥锥刺许显纯，致其流血遍体，又殴打崔应元，拔其须以祭奠亡父，后“又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锥牢子叶咨、颜文中，应时而毙。”［1］黄宗羲为父申冤的失控行为正反映出其胸中燃烧的怒火，心中不可遏止的悲痛与激愤，以及对阉党横行、残害忠良、作恶多端的痛恨，也是对政治腐败、现实黑暗的反抗。

明末党社盛行，党争激烈残酷。黄宗羲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与党社来往密切，加入复社等党社，投身党社政治活动。“吴中倡为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其间楷模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2］说明复社是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的文人组织。体现了黄宗羲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正义气概和坚定决心及在国破家亡之际表现的民族气节、家国情怀。崇祯十一年，其与陈贞慧等一百四十多位文人发出《南都防乱揭》，以揭露、声讨阮大铖的罪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彰显出其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及深情。清兵南下逼近南京，弘光政权覆亡，反清复明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会孙嘉继、熊汝霖奉鲁王监国”，［3］此时黄宗羲迅速组织黄竹浦弟子几百人，组成一支名为“世忠营”的抗清力量，配合孙、熊对付南下清兵，为抗清积极奔走、出谋划策、殚精竭虑，“身濒十死不言危”，其自谓“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首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诘者二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邏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是死者矣。”［4］无奈黄宗羲和抗清义士的努力终付诸东流，明亡清兴是历史必然，而其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正义气概和坚定决心及在国破家亡之际的抗争恰是其民族气节、家国情怀的体现。

作为投身明代党社斗争及反清复明政治斗争的故明遗民，黄宗羲对为捍卫明王朝而战的人物极力表彰，为他们写下大量饱含深情和敬意的传状、碑志类文章，若《移使馆熊公雨殷行状》、《中介施公神道碑铭》《刘瑞当先生墓志铭》、《硕肤孙公墓志铭》、《苍水张公墓志铭》等，表彰为朱明王朝存亡而战的英雄们舍身报国之志，同时也借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还以无比悲痛的心情写下《海外恸哭记》，详细记录了鲁王监国抗清的这一段悲壮又悲惨的历史。其所著《行朝录》就是为了表彰忠于明王朝，为明王朝的前途而战的英雄人物。黄宗羲与阉党奸佞的坚决斗争，除却为父申冤的家庭原因外，更多的是出于其作为正直文人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意识。君父无为，阉宦把持朝政朝纲败坏，民生多艰，国家危机日重，秉承“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精神的黄宗羲又岂能闭门读书，坐视不管。朱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崩溃，清政权取而代之，出于对故国的深情和忠贞，他毁家纾难，抗清复明，做最后一搏，更何况清朝是夷狄政权，更让他义无反顾。其自称“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己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人指为血路。”［5］他的“扶危定倾之心”正是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是其浓厚的家国情结的必然反映，也必当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一样可以长留于天地之间。

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清政权的确立，使由来已久的“华夷之辨”思想再一次被高扬，黄宗羲也具有明显、激烈的“华夷”思想，其《留书》是对这一思想最集中的反映。其《封建》认为:“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沴眚。”“夫即不幸而失天下于诸侯，是犹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亦何至率兽而食人，为夷狄所寝覆乎!”其《史》认为:“中国之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大骂清朝为“禽兽”，连盗贼都不如，他甚至“乞师日本，抵长崎”，［1］寻求外援，无奈“不得请”。庄严认为黄宗羲的这种华夷思想是当时民族征服战争所激发起来的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的表现，乞师日本是以夷制夷的尝试，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是为了维持正统。是抗清斗争处于山穷水尽之时的无奈。［6］对黄宗羲的华夷思想做时代和现实的分析解读，见解可谓精辟公允。黄宗羲的华夷思想使他排斥，甚至抗拒新政权，拒绝与清政权合作。当抗清力量被摧毁，复国彻底无望，清政权进一步巩固的时候，黄宗羲不得不作出新的人生选择。为了保全名节又能够为世所用，他选择了隐居讲学的道路，培养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垂范后世。康熙诏征博学鸿儒，其拒征不出，作《与陈介眉庶常书》曰:“某年近七十，不学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雾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妇死丧略尽……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复使之待诏金马，魏野所谓断送老头皮也。”［7］表达不出之意。《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列三大理由拒绝出山。朝廷诏其兼修明史，他坚守不仕新朝的原则，力辞不赴，坚守遗民气节，从而能够保节而终。

黄宗羲不入史局，却对修史情有独钟，对清廷诏修明史的举动深表认同和支持，他也以局外人的身份对《明史》的修撰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在《补历代史表序》中感慨道:“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8］对于危素忍辱负重在新朝修《元史》的举动，黄宗羲深表赞同，他肯定危素的选择，是因为这种选择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暗示了黄宗羲内心深处的理想。其在《留书·史》中认为“宋之忘于蒙古，千古之痛也”，对《宋史》之“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深表遗憾。黄宗羲作为众所周知的杰出史学家，对“史”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他坚决反对《晋书》的“变例载纪，同一四夷，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的做法，认为修史必须维护中华的正统地位，“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史务必要做到扬善惩恶，让为善者流芳百世，让作恶者遗臭万年，以此警示后人。国史是故国生命的一种延续方式，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国可亡而国史不可无。出于对国家、民族、历史的深情和责任感，也是时代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所赋予他的使命感，他对明史的修撰一往情深，曾广泛的搜集、整理史料、文献，编撰长达二百余卷的《明史案》，惜其散佚不传。

待清廷诏修《明史》，他出于对遗民志节的坚守，拒征不仕，但却允许他的儿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万贞一赴京修史，并以书答徐公(徐元文)曰:“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见《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表心志。在《明史》的修撰过程中，黄宗羲也为之付出了大量努力，对史局中的事关修史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多被采纳，通过接受咨询、审核史稿、提供史料等途径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对于《明史》是否当如《宋史》立《道学传》，史馆内部意见不一，黄宗羲在《移使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明确提出:“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认为为道学专门立传有悖十七史以来的大一统之义，去取犹如明朝阁部，其位一定即不可颠倒，劝修史诸公深思慎行，以防留下非议，“上玷高明”。［9］其言辞恳切，且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深得修史者赞同，《明史》因此不立《理学传》而仅存《儒学传》。其于《补历代史表序》中认为历代史书于志、表多有不足之处，并对后之学者亦不能充分修补深感遗憾。对万季野修《明史》“以白衣领事，见之者无不咨其博洽，常补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深感欣慰，并称之为“不朽之盛事”。在《明史·历志》的内容撰定之后，监修总裁命送至黄宗羲处请其审阅，黄宗羲不负重托，对之做出必要的删定和补充。其《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曰:“某故于历议之后，补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来书谓去其繁冗者，正其谬误者，某之所补，似更繁冗。顾关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无愧。”［10］其于删繁正谬的同时，又对《历志》作补充完善工作，其对《明史》的感情和所作出的贡献可见一斑。《明史》史稿常“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每遇“史局大案”，“必咨于公”，黄宗羲虽然不入史局，但在修史过程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最终的决定权。黄宗羲在送弟子万季野、万贞一北上修史时，将父亲史学遗著《大事记》和自己史学著作《三史钞》相赠，以备其修史之需。又“浙中督抚，抄公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11］以资修史。战继发《黄宗羲晚节问题略论》认为:“黄宗羲让儿子及弟子参修《明史》，自备顾问，既不是‘顺清’，也不是取媚于清廷，而是与其国史之志息息相关，完全是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12］对黄宗羲的晚节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可谓公允。黄宗羲以局外人的身份，对修撰《明史》所做的努力正是其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时代的责任感，其发挥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

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欲救故国而无望，欲仕新朝而不能，既要能够做到“一身不仕二主”，保节而终，又要能够充分利用时代环境，发挥自身对国家和历史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人生抉择可谓艰难，所作出的选择可谓用心良苦。黄宗羲作为一代文化巨子，其对文化、历史、文学的贡献彪炳后世，其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深为后人景仰。

［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C］//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刘瑞当先生墓志铭［M］．中华书局，2009．

［3］赵尔巽．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6．

［4］黄宗羲．黄梨洲文集·怪说［M］．中华书局，2009．

［5］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兵部左侍苍水张公墓志铭［M］．中华书局，2009．

［6］庄严．论黄梨洲的华夷之辨及其他［J］．宁波师院学报，1986(S1)．

［7］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与陈介眉庶常书［M］．中华书局，2009．

［8］黄宗羲．黄梨洲文集·补历代史表序［M］．中华书局，2009．

［9］黄宗羲．黄梨洲文集·移使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M］．中华书局，2009．

［10］黄宗羲．黄梨洲文集·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M］．中华书局，2009．

［1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C］//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2］战继发．黄宗羲晚节问题略论［J］．辽宁大学学报，1994(1)．

［1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册十一、十二［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4］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15］赵尔巽．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