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环境的不当建构带来的道德恐慌及规避

赵 衎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经典概念——拟态环境。我们无法在同一时间亲身前往世界各地去了解全球正在发生的新鲜事，只能借助大众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间接感知外界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并据此做出相应行动。正如美国学者塞伦麦克莱所言：“传媒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中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众媒介操纵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社会规范的形成。

一、拟态环境中道德缺失的媒介化呈现

拟态环境是大众媒介在受众与客观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一种“环境”。我们习惯将大众媒介视为“环境监视器”，也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对现实中“客观真实环境”镜子式的呈现，二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其严重影响着受众对于外界环境的准确判断，这种负面效应在道德缺失型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近几年来，“南京彭宇案”作为“救人反被讹”、“好人不好做”的经典案例，一直被媒体不断炒作。诸如“又一起南京‘彭宇案’”、“郑州‘彭宇案’”等同类新闻报道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全国媒体将“摔倒的路人”普遍妖魔化，以偏概全式地勾画出扶助倒地路人会被讹的拟态环境，无形中助长了“路人摔倒不能扶”这样一种人情冷漠、道德缺失的不良风气，引起人们对道德和信任的恐慌，极大地颠覆着传统道德价值观。

二、大众媒介报道道德缺失事件的特征

英国学者伊冯·朱克斯曾在《传媒与犯罪》一书中谈到“偏离放大螺旋”这一概念，其具体含义是指“在一个夸大、扭曲和象征的框架内对偏离的报道使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反应发生作用。”“彭宇体”新闻报道就会产生“偏离放大螺旋”的效应，全国媒体在报道同类的新闻事件时，基本上都是以最初的南京彭宇案新闻为模板，紧紧围绕救人反被讹的主题大做文章，以此来博取受众眼球，煽动公众情绪，使得“道德恐慌螺旋”被无限放大。

（1）普遍联系的视角。各地的道德缺失事件不尽相同，我国新闻媒体却不加甄别地将此类事件统统冠以相同的标签，这显然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大众媒介对于救人被讹事件采用集中轰炸式的报道，从普遍联系的视角出发，刻意将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类似新闻均与最初的南京彭宇案联系起来，从而混淆了受众的认知。媒体所建构的“帮人会被讹”的拟态环境蒙蔽了公众的双眼，使得全社会产生道德信任危机。

（2）凸显道德与信任的冲突感。我国媒体在报道“彭宇案”等一系列类似新闻事件时，都先入为主地将其划入社会道德的范畴来讨论，并刻意彰显道德与信任的冲突感，从而传递出“讲道德”与“得到信任”不可兼得的信号。讲道德本是最基本的做人准则，但我国媒体对“彭宇们”遭遇的过分同情却引发了公众的“道德恐慌”，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某些真正的道德行为却被歪曲或贬低，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如此的社会舆论不利于全社会道德素质的培育。

（3）立意侧重于负面角度。本人前期搜集、查阅了相关新闻报道文本，从中发现“彭宇案”及其类似新闻报道一般都是从负面角度来立意。例如，《南京又一“彭宇”遭诬陷》《郑州“彭宇”被索赔八万引争议，谁还敢学雷锋？》等，海量的负面倾向性新闻标题铺天盖地，构建出“做好事易惹麻烦”的消极拟态环境。而从善、救助、关爱等正面角度立意的报道则相当少。我国媒体对这些事件的负面化呈现会给受众的认知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因此可能会认为助人为乐的好事不能做。相反，类似于《金华彭宇案男子受资助》《老太摔伤有人扶，文成不见“彭宇案”》这样的正面意义的相关新闻报道则太少。

三、防止道德恐慌的媒介规避之道

大众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受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决策。媒体的责任是如实提供信息，而不是通过扭曲的风险报道来刺激社会神经，博取公众的注意力，大众媒介应该成为社会道德风尚的维护者、引领者。

（1）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和报道导向直接决定着社会舆论的发展和走势。我国媒体在对“彭宇案”及其之后类似事件报道中所形成的“偏离放大螺旋”效应使公众的道德意识逐渐淡化。在我看来，“彭宇案”绝对不能作为公众见义不为的借口。自古以来，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媒体的报道导向应该是弘扬真善美，传播社会正能量；必须根据新闻事件的特殊性来挖掘其更为积极的一面进行导向性报道；努力构建和谐的舆论环境，助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2）做好科学的议程设置。危机报道必须把握好度，过度报道只会放大恐慌而忽略了新闻事件本身所传达出来的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内容。媒体应该做好科学的议程设置，控制道德缺失事件报道的数量，无谓的重复报道只会导致恶性循环，使道德恐慌陷入“偏离放大螺旋”效应之中。大众媒介必须克服“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或“凭空联想”等思维定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新闻失实。

（3）慎用贴标签，防止以偏概全。我国媒体习惯将看似同类的新闻事件进行“标签化”处理，在“彭宇案”及类似的道德缺失事件新闻报道中，贴标签的不良后果则是构建了“坏人群体化”的拟态环境。显然，这里的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写照，毕竟当今社会里的好人还是要远远多于坏人。因此，面对不同的情景，媒体不应该轻易地贴标签，而是应该就事论事，深入采访，摸清事实，绝对不能以偏概全，随便将某一特定群体普遍妖魔化。

四、结语

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环境监视器、舆论引导者这三重角色的结合体，理应培养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恪守传播伦理，提高新闻职业素养与业务能力，实现媒体功能的“善用”，力避由于拟态环境的不当建构所带来的道德恐慌，营造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拟态环境与舆论导向，以促进社会健康持续的发展。

［1］ 伊冯·朱克斯.传媒与犯罪［M］.赵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