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传》之“哭”

2015-08-15 00:46曹祎黎
现代语文 2015年8期
关键词:赵盾晏婴秦穆公

○曹祎黎

试论《左传》之“哭”

○曹祎黎

《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经学价值,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朱自清先生将其称为“文学的权威”。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思想观念、笔法结构和遣词造句,无不对后世史传文学甚至小说家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叙事方面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大的行文结构和创作精神上,更体现在一些小的细节里。由这些细节入手,管中窥豹,可以初步领略《左传》的魅力。

《左传》 叙事 史传文学 哭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P116)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在《左传》之前,并没有能称之为“美”的史学著作。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只是简短的记事记言,偶尔出现表语气的词汇;到了《尚书》,篇幅虽增加不少,且内容更丰富,修辞更复杂,但仍旧以政府公告为主,文字佶屈聱牙,深奥古朴,在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之后的《国语》偏重说教,重言轻事,也不能说是优秀的记叙文。因此,在中国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左传》便成为一个无法动摇的里程碑。它跨越的时间长,包含的事件多,涉及的人物众,并且能够将其叙述得有条不紊、全备周密,可谓巨笔如椽。

《左传》在叙事写史,塑造人物方面的伟大成就已无需赘言,而其中草灰蛇线、伏延千里、寓大义于微言、以一字明褒贬的创作方法更为人所称道。《左传》在叙事文学上的发展,还体现在它的小说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古典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便是历史小说,而从“历史”到“小说”,正是从《左传》发轫。小说化的表现之一,是善于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这样的人物有几十人,如子产、管仲、赵盾、晏婴、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秦穆公、庄姜、骊姬等,由君到臣,由上到下,由男到女,由忠到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物系列。这种创作方法上承《尚书》,下启《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新的写作形式和历史阶段。

鲜活的人物形象,离不开精彩的细节描写。《左传》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叙事中刻画人物形象,主要突出的是人的言和行,并且致力于传神。当然,作为一部史书,在《左传》中,“喜”“怒”“哀”“乐”这样直观的神态描写,其多样性和细腻性无法与历史小说相比。但至少它做出了此种尝试,这些细节描写,使《左传》的叙事显得更加真实、丰满、生活化,也更具有感情色彩。说明其作者已经注意到历史进程中“人”的作用,并试图通过对人物性格和精神世界的探索,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哭”为例,《左传》中的哭,有“哭”“泣”“啼”等三种表示方法,而这三个字的意思又有何异同呢?据《古代汉语词典》,“哭”有三种释义:“1.因悲痛而流泪出声;2.吊唁;3.悲歌。”[3](P894)“泣”在读作“气”时,也有三种释义:“1.眼泪;2.无声流泪或低声地哭;3.星座名。”[3](P1206)而“啼”字则有两种释义:“1.哭,出声地哭;2.鸟兽的鸣叫。”[3](P1534)由此可见,这三个字在“哭、流泪”这个义项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可以一并分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哭”在《左传》中还具有“吊唁”的意思,作为一种礼节而存在。如《左传》里出现的第一个“哭”字,即《左传·隐公三年》:“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君故曰君氏。”[2](P12)“反哭于寝”就是将逝者下葬后,于祖庙中哭之。只有具备这个仪式,再加上赴告同盟诸侯、祔葬祖姑等步骤,才算是承认声子“君夫人”的身份。而鲁隐公虽时为鲁国国君,却以代桓公摄政自谓,有让位于桓公之志。因此在隐公二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时,便以夫人之礼安葬,而声子之死与仲子仅时隔四、五个月,且声子又非隐公之父惠公的正妻,所以势必不能以夫人之礼下葬。相似的事例在《左传》中还可以找出许多,如僖公三十三年: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褅于庙。[2](P360)宣公十八年:

子家还,及笙,坛帷,覆命于介。既覆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2](P536)

成公二年: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藏。[2](P551)

昭公十八年:

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2](P1078)定公元年:

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2](P1196)

当然,《左传》中出现的“哭”,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而且往往画龙点睛,产生绝妙的艺术效果,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如《庄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亦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讎,我反忘之。”[2](P165-166)

文中的“文夫人”,即是被后代反复吟咏的“息夫人”。本为陈庄公之女,鲁庄公十年嫁于息国国君。路过蔡国时,因美貌过人而被姐夫蔡侯觊觎,息侯得知大怒,谓楚文王曰:“伐我,吾试求救于蔡而伐之。”于是楚败蔡师,俘蔡侯。庄公十四年,蔡侯为报战败之仇,便向楚文王夸奖息夫人的美貌,楚文王遂率师破楚,以息夫人归。息夫人回到楚国之后,与楚文王生有二子,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楚成王,但却始终不曾与楚文王开口交谈,文王问其故,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这一段历史后来成为诗人笔下常用的典故,王维有《息夫人》一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刻画了息夫人坚忍自爱的性格,塑造了一个虽忍辱偷生但仍沉默反抗的女性形象。楚文王去世之后,其弟令尹子元欲霸占息夫人,于是便在其住所旁演练万舞。万舞是先秦时战舞的一种,《诗经》中有所提及,《邶风·简兮》说:“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4](P39-40)全诗先言舞阵之壮美,又言舞师之潇洒,最后说明“西方美人”对舞者的爱慕之情。既有诗意如此,可知子元在文夫人宫殿之旁演练“万舞”是有所暗示的。对于这种不正当的追求,息夫人保持了她高洁的品格,理所当然的拒绝了。但这种拒绝不是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含蓄,富有技巧的。她并没有痛斥子元,却说先夫楚文王在世时也常常排演万舞,为的是不忘仇雠,如今成王年幼,子元当政,不去找楚国的敌人报仇,为什么要在文王遗孀面前表演万舞,这岂非不合常理吗?果然,子元听后,立刻率六百乘伐郑,息夫人暂得解围。这一段文字,刻画了子元的好色阴险,息夫人的机智果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一个“泣”字,更是其中的点睛之笔。息夫人遇事,第一反应是“泣”,说明她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柔弱女子而已,无法摆脱被人觊觎占有的命运。先是蔡侯、息侯,后有楚文王,现在连当政者子元也对她怀有不轨之心,这怎能不令她惊惶悲哀。可是一味哭泣显然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转移子元的注意力,于是她随即想出巧计,一来婉拒子元,二来又替成王巩固了江山,实在高妙。而前之泣,后之计,以女子之弱衬其心志之强,使息夫人的形象瞬间立体起来,生动可感,如在眼前,成为《左传》中的一位经典人物。

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欲趁机攻打晋国,老臣蹇叔对此表示反对,因此产生了《左传》中极为经典的段落——“蹇叔哭师”:

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2](P348-349)

“蹇叔哭师”是秦晋崤之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在秦穆公决定出师之前,老成持重的蹇叔就已经看到了貌似有利的局面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因此极力劝谏。然而秦穆公一意孤行,以致在崤之战中被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孟明、西乞、白乙三人被晋军所俘。这篇文章虽然简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蹇叔之哭,在于他已然预见到了秦军失败的下场,就连“晋人御师必于崤”的作战方略,也为他所洞悉。他哭秦师,是出于一位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对国家、君王、军队的担忧和痛惜;哭其子,表现的是他对即将失去亲人的悲伤之情。从人性上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勇气;反之,明知不幸即将产生,却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这无疑是大悲。至此,秦穆公出师,崤之战正式开始。晋襄公着丧服督战鼓舞士气,晋国士卒奋勇争先,加之又有戎姜相助,使秦军损失惨重。这样的结果不出蹇叔所料。后来,孟明等三人在襄公嫡母秦女文嬴的劝说之下,被释放回秦国。但有趣的是,《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2](P355)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竟然在臣下面前痛哭流涕,他想表达什么?第一,他对于自己不听蹇师劝阻,急功近利以致全军覆没是感到后悔和羞愧的,这种悔愧之情,他通过“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这句话作了说明,但听上去还不够真切感人,因此需要用“哭”来做必要的补充。向师一哭,使残兵败将和蹇叔都充分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第二,这一“哭”大概也有政治作秀的成分。孟明等三人,本为败军之将,理当重罚,但秦穆公却表现的非常善解人意,主动将过错归结于自己。减轻了孟明等人的思想负担,使他们感恩戴德,之后深觉无以为报,只能更加效忠穆公,为秦国霸业尽心尽力。这一个“哭”字,于细微处见精神,成功地塑造了秦穆公既善于反躬自省又长于收拢人心的性格特征,与“蹇叔哭师”中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师心自用一起,组成了一个政治家、一代霸主秦穆公复杂鲜活的形象。

鲁文公七年,晋襄公既死,秦穆公之子秦康公将晋文公之子公子雍送回晋国,欲扶植其为晋国国君。穆公之女、襄公之妻、太子夷皋之母穆嬴对此表示不满,于是: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宾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2](P391)

可以看出,穆嬴是一个非常有心机有野心的女人。她很清楚,一旦公子雍坐稳王位,自己和太子的地位就会不保,甚至性命堪忧。而如果让太子即位,子少母壮,自己便可名正言顺地摄政掌权,成为晋国实际的统治者。因此她必须废除公子雍,让太子夷皋成为晋君。要达到这个目的,她需要争取晋国重臣赵宣子即赵盾的支持。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去请求赵盾的帮助,却是每天抱着太子去朝堂上啼哭,《左传》虽然没有说明这一行为持续了多久,但可以推测的是,此举之后朝廷上下都已经明确此事的前因后果和穆嬴的态度立场了。这时,穆嬴才怀抱太子,去登赵盾之门,搬出从前襄公对赵盾所说的托孤之言,对赵宣子进行道德上的施压。可以看出,当时穆嬴手上应该是掌握了一定政治资源的,也有朋党羽翼的帮衬,否则赵盾等人也不至于“皆患穆嬴,且畏逼”了。穆嬴是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步骤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的,先以“啼于朝”来制造大的舆论环境,让百官大臣明白自己的诉求,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同情;随即造访赵盾,以襄公之言施压,再加上自身掌握的政治资源,成功地扭转不利局面,将本是有求于赵盾等人的被动,转化为主动,使自己的儿子得立为晋君,是为晋灵公。在推动这件事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便是“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如果穆嬴没有做出这一步,仅是私下里去找了赵宣子,那么赵盾大可矢口否认襄公遗言,在人证物证皆无的情况下,恐怕后面的局势对她来说将会变得很被动。而如果《左传》的作者,没有将这个“啼于朝”的情节描述出来,千载以降的读者,又有谁能想见当时晋国朝堂的波谲云诡?并且又怎能将穆嬴心机深沉却胆识过人,手段果决而不卑不亢的性格特征认识得如此深刻?

前文提及“哭”在《左传》中有时是作为一种礼节出现的,看上去似乎只具有记录的功能;但有些时候,它也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如文公十五年:

葬(公孙敖)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2](P427-428)

公孙敖是共仲(即庆父)之子,因罪逃于莒国,后在归国途中死于齐国,齐人将其归葬,其妻声己因恨他抛家弃子,不想看见他的棺材,但又不能荒废礼数,因此“帷堂而哭”即用帐子遮挡住视线之后再哭。声己之子襄仲大概是受母亲情绪的影响,也不愿行哭礼,后在惠伯的劝说下,转怒为喜,“帅兄弟以哭之”。可见,在此情此景之中,“哭”完全不是情感的自然宣泄,而沦为一种形式。襄仲最后的“哭”,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亲之道”,从而不被舆论所指责罢了。从这起初不想哭,到最后帅兄弟哭的情节中,读者可以领会到襄仲作为一名政客的虚伪矫情。

政敌相对,难免眼红,《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里却有这样一则记载:

己卯,孟孙卒,公鉏奉羯立于户侧。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孙曰:“孺子长。”公鉏曰:“何长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2](P807)

季孙、孟孙、臧孙皆为鲁国大夫,臧孙与季孙关系较好,与孟孙关系不佳。孟孙氏去世之时,季孙、臧孙分别前来吊唁,季孙行过哭礼之后,马上关心起孟孙氏的继承人问题。对他来说,孟孙已矣,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确认自己将来的政治伙伴或者政敌究竟是谁。应该说,季孙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政治家情理之中的作为。而作者对臧孙的描写则颇有意味,同为大夫,同是吊唁,写到季孙时,作者只用一个“哭”字一笔带过,说明季孙吊唁的过程是很简短的,哭完即出。但臧孙入内,不仅哭,而且“哭甚哀”,用“哀”来描述哭的程度,说明他不是一般礼节性的哭丧,而是包含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其中的。行文至此,作者觉得这依然不能体现臧孙伤心之情,于是又在后面加了“多涕”二字,用以补充。以臧孙的身份及他与孟孙的关系来说,这种痛哭流涕、泪流满面的行为难免令人感到讶异,因此他的车夫便代读者问出了“为什么”。臧孙此时才说出心里话,只因孟孙之恶实为良药,处处警示自己谨言慎行,如今孟孙已死,自己如失镜鉴。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说:“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武则天在狄仁杰死后曾说:“朝堂空矣。”言谈之中尽是惋惜之情。而臧孙之所以对孟孙之死感到如此悲伤,自然也是因为这种惋惜。孟孙氏死后不久,这三家便一阵乱斗,最后臧孙氏先后流亡邾、齐二国。作为一位政治家,臧孙对局势的了解应该是较为通透的,从后续事情的发展来看,他也不是没有政治手腕和政治野心,但他仍然在孟孙的葬礼上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已与政治立场无关,纯是个人感情的抒发。“哭甚哀,多涕”区区五个字,便把臧孙氏作为“人”的一面刻画得生动可感,使其避免成为一个脸谱化的政治家形象,从而与同一事件中的季孙氏区别开来,不至于给读者造成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

在《左传》对哭的记叙里,有一种描述很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盖因其形式不同一般,其间虽互有细微的差异,但可概言之曰“枕尸而哭”。“枕尸而哭”在《左传》中一共出现了4次,分别为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哭叔武”[2](P333),襄公二十五年“晏婴哭庄公”[2](P823),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哭宁喜”[2](P854),襄公三十年“子产哭伯有”。[2](P900)这4次“哭”,与上文所举之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动作——“枕尸”,试看其中流传最广的“晏婴哭庄公”一段: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2](P822-823)

齐国爆发内乱,大夫崔杼弑齐庄公,欲立齐景公为君而自己可有摄政之权,此时作为朝中重臣的晏婴自然需要拿出态度,表明立场。于是才有了后来与随从的对话,随从提出的“死乎?”“行乎?”,是当时晏婴最有可能选择的两条路。殉君而死,晏婴可青史留名;出亡别国,晏婴可保命伺机。而晏婴的回答却很出人意料,他即不死也不亡,理由也很充分:齐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却是因私人恩怨被杀,这样的君主,不值得与他共存亡;而若是出逃,崔杼必定不会放过他,最终恐怕还是难逃一死。按齐庄公本为崔杼所立,后因与崔杼之妾棠姜偷情而被崔杼谋杀于家中。因此晏婴虽然对崔杼这种先立后弑的行为非常不满,但对死于非命的庄公也不见有何明显的同情之意。可是作为人臣,该尽的礼节和义务不能不顾。于是启门直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枕尸股而哭”意为将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兴”字据杨伯峻先生解释为“哭时仆地,哭毕而起”[5](P1098),“三踊而出”是为跳三下而出。由此可见,晏婴在人臣之礼上还是颇为尽心尽力,一丝不苟的。这样一来,他即表现了自己的忠君守礼,又避免了授崔杼以柄,令崔杼心有顾虑而不敢对他不利,实在是颇为高妙。

《左传》的作者就是这样在细微之处着手予以充分地刻画,用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增光添彩,使其穿越千年历史的尘埃,仍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成为不朽丰碑。

注释:

[1][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王云五主编,李宗侗注译:《春秋左传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

[3]陈复华:《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周振甫译注,徐名翚编选:《诗经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曹祎黎 陕西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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