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与左权社火民俗研究

李 楠

（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山西左权“居太行之巅，万山深谷之中”，“商贾不通，舟车不至”，但却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左权社火是左权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左权社火的起源、发展十分必要，而《辽州志》在保存左权社火意识形态的习俗和传承上具有重要作用。

一、地方志的文化资源开发及左权《辽州志》

我国地方志的编撰源远流长，传承不息。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认识和分类记述特定区域情况的资料性著述”，其内容涉及疆域、沿革、山川、水利、赋役、军事、职官、学校、选举、科第、人物、艺文、金石、建筑、古迹、风俗、灾异等名目，被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称为“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是我国历史文化资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地方志是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编撰的，是权威性、综合性的地域文化资源。中国的地方志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典籍自从产生以来便从未中断，它地域广阔、历时悠久、涵盖广博、浩瀚精深、影响深远，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地方志的功能往往被强调于“资治”、“存史”和“教化”这三方面，其实地方志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保存文化资源，地方志中保存了丰富的民间传承下来的意识形态、习俗惯例。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就曾经说过：要研究人类文明，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的地方志；要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的地方志。方志学家陈桥驿在《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一文中，也曾说到：“不少外国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是外国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因此，开发地方志中保存下来的文化资源不仅对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大有裨益，而且会使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展开新的局面。

山西省晋中地区的左权县位于山西省东部边缘，界于北纬36°45'—37°17'、东经113°6'—113°48'之间，属于太行山中段，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东与河北涉县、邯郸接壤；南与黎城、武乡相邻；西通榆社、太谷；北接和顺、昔阳。左权县历史悠久，据清康熙《辽州志》记载：“高辛氏帝喾创制九州，冀州为其一也，辽为冀州之域。唐尧制如高辛，虞舜肇十有二州，分冀东之地而为并州，辽属并，夏禹又定九州，辽复属冀，殷制因于夏，周成王封虞叔于唐，辽为唐地。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初属韩，后属赵，秦始皇改封建，分天下三十六郡，辽属上党郡，汉武帝制十三郡，辽为冀州涅县地，属上党。”

《辽州志》的撰写始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经过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十九年（1610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十年一修”，次第篆修，内容不断完善。

左权在悠久的历史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挖掘并保护其文化遗产十分重要，而地方志又是地域文化资源的载体。因此，本文拟从地方志入手对左权县的社火民俗进行研究，希望能为家乡地方志文化资源的开掘以及文化建设工作尽微薄之力。

二、左权社火探源及与历史文化环境的共生关系

左权素有“中国社火之乡”的荣誉称号，是全国颇负盛名的“歌舞之乡”，素有“民歌的海洋”、“小花戏之乡”的美称，曾被命名为“山西省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学术界一般认为“社火”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南宋，如诗人范成大在其所著的《石湖诗集》卷二十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有“轻薄行歌过，癫狂社舞呈”的诗句，他自注曰：“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与他同时代的孟元老在其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亦记载：“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

“社火”在其他地区，至今尚有“射虎”、“社虎”、“社伙”、“社贺”、“社户”的别称，而在左权，世世代代都称“社火”。明朝万历年间《辽州志》风俗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男女老少结队成行，在‘社火队’前导下，走街串巷，观灯赏火，年年如此，村村寨寨如此。”

左权社火“源于秦汉百戏，发展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而后又丰富于明清时期，其形式多种多样，精彩纷呈，传承至今，据史书考证其历史已达2500年之久”。左权的“社火”起源于古时左权人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而后逐渐形成祭祀土地与火的风俗活动。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社，土地之神，从天子到庶民，立有不等之社”，据此，可知“社”即土地神，而后成为民间组织，“方六里为社”（《管子》），以社为单位“响器烟火，击器而歌，围火而舞”，民间组织“社”从出现起，就承担“祭社”职责，“迎神赛会”均要举行祭祀性歌舞的礼乐活动。进入汉代后，各级的社都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上旬戊日举行祭社。唐开国便强调“祭社”，民间的祭社活动遂普遍兴起，“迎绅赛会”活动也潜移默化地演变成为民俗文化的基本活动形式。而“火”，即火神。左权，古时称“辽城”，“辽城创于祝融”，祝融，相传为颛顼之子，以火施化，号称“赤帝”，后世称之为“火官”、“火神”。故城迁址，“土人于旧址上立祝融祠以志”，此事发生于唐武德元年，记载中仅十二个字。由“社”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祝融祠的重建与唐朝提倡祭社大有关联，也凝聚着辽州人民崇尚祝融火神的厚重情感。传统的火文化与祭社文化相伴相随，一脉传承，演绎出辽州的社火文化。

唐朝不仅强调祭社，也提倡观灯，韦述在《两京新记》中说“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看灯。”而在辽州，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是祭三官老爷的大节，是一年里祭祀最火的时间，要祭天、祭地、祭神、祭庙、祭祖。因皇室提倡观灯，祭祀与观灯相结合，遂张灯结彩、焚香典祭，还有社火歌舞表演，这与明清时期《辽州志》中“每年十四、十五、十六”的记载相吻合，可见左权社火风俗传承之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又给辽州歌舞带来了巨大的繁荣，故辽州社火歌舞性强，社会轰动面大。直至今日，左权的社火节依旧隆重，内容丰富多彩，左权社火因其艺术形式独特、群众参与程度高，而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社火之乡”。

三、左权社火的结构——文社火与武社火

历史上把辽州的社火文化统称为“辽州社火”，“辽州社火”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如明正德元年（1506年）《辽州志》风俗栏中记载“元宵里巷门首悬灯，鳌山放烟火，村中多立社，或社九曲灯。蒸年糕，播谷穗，供神前祁丰登之意。十六日男女各结伴游行，名曰走百病”。辽州社火传承至今，成为一年一度的左权社火节，届时大街小巷垒大火、挂花灯，彻夜灯火通明，鞭炮锣鼓喧天，还会举办文艺大游行，集中汇聚各种形式的社火表演。据《左权县志》记载，左权社火分文社火与武社火，文社火有小花戏、倒秧歌、喊大腔、丑花戏、旱船、竹马、跑驴、高跷、八音会、三句半、歌舞等20多个品种；武社火队中有杂技、魔术、斗龙、锣鼓队、迎灯、走阵、狮子等。

文社火中最负盛名的是左权民歌与小花戏，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的美誉。明万历《辽州志》中记载：“辽居太行之巅，万山深谷之中，迂回曲折，袤延百里，商贾不通，舟车不至”，这种闭塞的自然条件使得辽州与外界交流十分不便，民风十分古朴。明代孙毓英《辽州志序》曰：“晋自唐虞，培养深醇，民淳俗朴，彬彬古风，历千祀而不浇。故三晋较他省独称朴雅，而辽为最。”康熙《辽州志》也说：“辽州山川险峻，其民信实淳厚，其俗刚悍朴直。”虽与外界交通不便，但却“比户弦歌，文风颇盛”。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他们的喜怒忧乐“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如《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所说“音乐，最初是作为一种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力量的需求而产生的，它是为了表达感情和娱乐产生的，体现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传承特点”。左权农民自己编创的民歌小调如《纺棉花》、《回婆家》、《掐蒜苔》、《小尿床》、《放脚》、《想情哥》、《采药歌》、《没活好》、《找对象》等多种不同的乡间俚曲，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小花戏，其特征为“一小二花三有戏”。所谓“小”，即演员年龄小，剧本短，表演场次小；所谓“花”，即扇法、步法、舞姿、服装等花样繁多；所谓“戏”，即具有戏曲的特质。小花戏体现着人民各个阶段各个层次的生活。在传承下来的节目中，有反映人民日常生活情趣的《打秋千》、《放风筝》、《扑蝴蝶》等；有反映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游花园》、《卖菜》等；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回婆家》、《小尿床》等；有历史故事《绣荷包》、《小放牛》等。民歌与小花戏在民间有强大的震撼力、感召力和吸引力，这是闭塞的山地农耕文化条件下必然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

武社火，是辽州社火中传承久远、阵营庞大、社会影响极为广泛的民间群体文艺表演形式。武社火起源于武术，左权县民间武术广泛传承，套路流派丰富，师传各异，名流辈出。如六合拳，师传少林；红拳，据说为赵匡胤创编，此外还有小洪拳、梅拳等八大类之多，如此众多流派是因为古时辽阳为兵戎干戈之地。由武术习气进而演变为表演形式的武社火，是历史发展中独特的社会产物，《下庄村志》中即记载“古战场打仗以鼓助威，武术中的鼓乐，对武拳者提精神，壮威力。”

“走阵”是武社火中一种重要的表演形式，据《左权县志》载，“走阵，宋代起流行于拐儿镇一带，属于列人造型舞蹈，它借用古代行军打仗之阵图，有梅花阵、鹿角阵、天门阵、二龙戏珠阵、长龙阵等。元宵之夜男女老少在‘阵头’的率领下，随鼓乐声按阵图穿插、扭花、上角，最后汇成数行平行队列而终。”“九曲黄河阵”是如今左权元宵节最传统的活动，“九曲黄河阵为19根棍，361个桩，裁制的九曲十八弯灯阵。人们在鞭炮、乐队伴奏下，提灯走阵而不返，名曰‘走百病’”。后来“走阵”由武社火引入文社火，舞蹈以走阵形式出现，现已成为文艺大游行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打花棍是另一种重要的武社火表演形式，《左权县志》中没有记载，临近的榆社县记载为“霸王鞭”，据《榆社县志》载：“霸王鞭，源于十六国时期，距今1700多年，后赵皇帝争霸天下，每逢胜仗，士卒手舞足蹈，举茅挥鞭，兴舞庆贺，后来传入民间。”后赵皇帝即为石勒，《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中就明确指出“南北朝时就有产生于东晋石勒的参军戏”。榆社县志的记载，与《简编》中民间歌舞传承的记载相互佐证，互为补充。打花棍所带有的少数民族的粗犷豪迈之气，给辽州歌舞注入了新的表演活力。

四、结语

左权社火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如何继承与发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在经济和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社火如何生存、如何保护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与难题。我们要把保护社火真正地做为一项事业来做，认真分析当前传承中出现危机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让这朵美丽的民间艺术之花开得更美、开得更久。期冀左权社火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文化在我们当代人的努力下可以熠熠生辉。

[1]曹子西，朱明德.中国现代方志学[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2]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J].中国地方志，1996.

[3]左权县志委员会.左权县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宋树元.老轑阳[M].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5]崔 皓.长安社火艺术[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

[6]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7]徐三俊.重修辽州志序[A].辽州志（八卷）：补遗（一卷）[C].台北：成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