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必要前提吗

2015-08-20 17:01李伟
西部学刊 2015年7期
关键词:任意性索绪尔

摘要:索绪尔将“符号任意性”定位为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原则”。然而,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理论内涵、命题论域、语言功能和构成要素四方面深入分析,作为“地基”的“任意性”并不稳固,它既不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必要条件,也和索绪尔那些著名的语言学命题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这既为后来的诸多结构主义者所“填充”,也被后结构主义者作为“逻辑漏洞”来“攻击”。

关键词:索绪尔;任意性;《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符号任意性”是“至高无上的”,[1]86索绪尔把它定位为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原则”(Premier principe)。[2]102“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2]184在讲课过程中,索绪尔也不断地提请他的学生们:“必须牢记符号是任意的这条基本原理。”[1]128问题是,作为“地基”的这个逻辑前提是否稳固?它与索绪尔那些著名的语言学命题之间又是否必然相关?总之,“符号的任意性”这个“首要原则”是索语言学理论的必要条件吗?本文拟从内涵、论域、功能和要素四个方面对此作初步的“批判”。

一、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内涵

“符号任意性”是指组成符号整体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2]102索绪尔在“一般原则”一章中对其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界定:“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在下面将可以看到,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未明的,①任意性在这里即指它实际上②与能指没有自然的关联。”③“任意性”的法文是arbitraire,英文译作arbitrary。这个词被索绪尔用得很妙,不管在英文还是法文中,它都有“任意的”、“武断的”、“随心所欲”之意,又有“专制的”、“专断的”、“强制的”之意。加上引文中提出的“未明的”,我们能大致体会索绪尔此语的要义:语言符号中声音和观念间的联系是非本质的,一种观念为什么要用这个声音形式,而不用那种声音形式,这中间说不出个所以然,未明的,不可论证,无法确解。当然,联系一旦确立下来,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必然会恪遵执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奥秘就在于,这个看似“任意”、“武断”的连接行为,决不可能是个人的,而必然是社会的,由社会共同体所赋予。由于我们无法确切地指出我们的先辈到底在哪里、什么时候、按何样的法则分别把诸多声音和诸多观念对应接联起来,故而,索绪尔说“它是未明的”。“未明的”在这里只能被理解为“不知什么道理”或“讲不出什么道理”,而不可理解为“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一般人在这里的思路是,无道理可言者即是任意的!正如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们就认为他“任意妄为”。这里的“道理”其实就是人们对“因果性”的诉求。索绪尔自然科学世家的出身和当下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不可能有其他的看法,《教程》中到处洋溢着自然科学的精神诉求,即追求普遍、规律、客观。问题是,不是任何无道理可言者都是任意的,“说不出什么道理”不代表“没有道理”,一切哲学所必具的“本体论承诺”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美学的“共通感”、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等,都是无条件,亦不可论证,它的道理就是它自身,它是自足的,但绝不能说它是“任意的”或“无理的”。故而,我才建议把“immotivé”译为“未明的”。

总之,“讲不出什么道理”并不代表一定没有道理,今天讲不出,或许明天就可以讲得出,你索绪尔讲不出,并不代表别人也讲不出,未来的情形谁又能说一定呢?!因此,我们即使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这里面一定有其道理,不也同样无法信心十足地认定这里一定没有什么道理嘛!故而,对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间关系的任何先验的断定都是独断论的。④我也实在无法接受“语言”这个人类最伟大、最光辉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事实,其创生时竟然会是“任意的”。由此看来,我们把索绪尔用来表示能指与所指间关系的“arbitraire”移译成“任意的”,是何其地不如人意,又多么地武断任意!⑤若不是连索绪尔自己也没真正在哲学上弄清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误解了他的理论命意。其实,索绪尔有时也没那么绝对:“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⑥[2]111“可能”(peut)一词是否也透露出索绪尔的一丝丝心虚和狐疑?!

这里还可以对大家在解释索绪尔这一理论时常用的(公认的)例证作一检讨。比如“水”,中国叫“shuǐ”,英国人叫“water”,法国人叫“de leau”,德国人叫“Wasser”。然后,我们的解释就会接着说:你看,同是一个“水”,不同的国人就会用完全不同的声音去表示,这不就是任意的吗?如果我们的祖先把“上”念作“xià”,把“东”念作“xī”……并且所有的一切都依次转换,世界依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正好证明符号的任意性吗?这种简单的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了。我这里倒想问问举例者的是:为什么中国人管“水”叫“shuǐ”而不叫“water”、“de leau”或者“Wasser”?我们为什么没有把“上”念作“xià”而是念作“shàng”?这里就真的毫无道理可言?你可以说“没有”!但你注定在此是“独断的”。那就不如把它“悬置”起来,不作判断,这又回到了我上面提及的结论上。我们不能拿一个逻辑上的“可能性”来“取笑”现实中的一个“既定事实”。不可检验的东西并不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这正如那些坚执历史有铁律或完全偶然的人,把一个根本上未可遑论的对象作为科学的“定论”予以接受并自安其位。“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这个教谕,我觉得是应当遵守的。况且,在下文我们将会看到,“悬置”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原始关系”的做法并不会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产生根本性影响,甚至于也不是它必要的逻辑前提。

二、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论域

“论域”是指一个概念命题所提出和适用的领域和范围。这里要问的就是,“语言符号任意性”这一命题的“论域”是什么?

索绪尔说得很清楚,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是言语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是社会共同体为了使每个人有可能行使此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对每个人来说,它都是“先天的”(a priori)。语言处在大众之中,同时又存在于时间之中,凭个人谁也甭想对之有任何的变动。极端地说,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借我们在言说。这一切强调的无非就是语言符号的“规约性”、“先天性”和“守成性”。也即斯特劳斯所谓“从先天经验的角度看(a prior),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从后于经验的角度看(a posteriori),它不再是任意的。”[6]91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对“语言”的界定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上谈论的:一个是起源意义上的,一个是针对承继即“已经构成的语言”⑦而言的。它们分别对应于索绪尔对语言符号性质的两著名界定:“任意性”和“规约性”。因此,所谓的“任意性”是针对语言符号形成始初“声音”与“观念”间结合时的情形而言的。[7]7而索绪尔一再强调的,“语言”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强制性”,为其所化之人必以之为具方能正常地思考和生活,它因此也就不再有任何的“任意性”可言了。总之,“语言”一经形成,其“起源”意义上的“任意性”就为“承继”意义上的“规约性”所替代,这里再也没有了“任意”的身影,一切都安排好了,些微的变化都可谓“嘎嘎呼其难哉”!他在“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一节所谈论的“可变性”也完全是“源起”之后“承继”阶段、语言符号“所指和能指关系转移”时的语言特征。

索绪尔竭力区隔于“历时语言学”并以之“奠基”的“共时语言学”(“语言的语言学”、“静态语言学”)——我们可以合理而直观地称其为“截面语言学”——所真正强调的正是“规约性”这个“承继”层面,而不是“任意性”的“起源”层面。索绪尔似乎有“起源恐惧症”,他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态度十分的矛盾和暧昧:他一方面对这个十八世纪西方各派学者尤为喜爱的“语言起源”问题避而不谈或独断式地一带而过⑧;另一方面,又把从语言起源那里得到的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原初结合”时所具有的“任意性”或“约定性”,当作他语言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和底座。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任何逻辑的、理论的或现实的理由,去说明索绪尔何以还要坚持这个早已被“时间”超越的“任意性”,更何况还要其承担如此重要的理论大任!他在语言符号“变化的必然性”问题上所持的看法即“说不清楚”,[2]111也是与此性质相同的问题。

不关注“源起”并不代表不关注“时间性”和“历史”问题。对于语言符号中的“时间性”范畴,索绪尔是异常看重的,并视其为语言学的“第二原则”。他说:“时间保证语言的连续性”,“符号正因为是连续的,所以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在整个变化中,总是旧有材料的保持占优势;对过去不忠实只是相对的。所以,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的”;“我们之所以不能把语言看作一种简单的、可以由当事人随意改变的规约”,正因这个“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的作用。离开了时间,语言现实性就不完备,任何结论都无法作出”。[2]111另外,他还花了占《教程》1/5的篇幅谈了“历时语言学”。

三、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理论功能

上文业已指出,符号的“任意性”是“语言源起”意义上的性质特征,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拉引到“截面语言”这个层面上来使用——这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推论,尚需实在的证据用以证明,在《教程》中,“任意性”与索绪尔苦心经营的“共时语言学”之基本理论命题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关联。下面试以《教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命题——“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为例来达成这一点。

1.例证

在谈到作为传统的语言符号的“不变性”时,索绪尔说:“符号的任意性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深入一步,我们却可以看到,符号在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原因在于,即使专家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讨论,这里没有作为讨论基础的“合理规范”,如同作为讨论“象征系统”之“合理规范”的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对语言——任意的符号系统——来说,却缺少这种基础,因此也就没有任何进行讨论的牢固的基地。为什么要用soeur而不用sister,用Ochs而不用boeuf等等,那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2]109

2.辨析一

在这段论述的后半部分,再次证明了我们上面对索绪尔在“语言源起”上的“逻辑纠结”:他明明讨论的是时间“承继”(历时)中的语言学事实,却非得拿那个让他甚为“无奈”的“源起”中的“任意性”来资谈,已然棋失一招。索绪尔的思维根结在于,他把语言符号“源起”时的“任意性”武断地挪来用作“承继”中的语言符号之每一次“变化”(即“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的规则看待。他在“共时语言学”之“语言的机制”部分所谈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也完全针对于“已经构成的语言”。这种“原则”的平移,根据何在?索绪尔并未明示。⑨而“源起”与“承继”的差异是索绪尔也明确承认的。

此外,为了说明语言符号“可变性”之内涵即“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索绪尔举了不少例证后总结说:“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2]113问题的症结也正在此,我根本看不出二者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3.辨析二

即便按索绪尔的思路来,“承认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与“符号的任意性”之间真的有“不能不”的必然关系?“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语言会逃脱这一普遍的规律”[2]115,这是索绪尔紧接着上面所引段落所说的话,这里合理的推论应当是,作为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语言符号,正因其“时间性”而“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这句,依然是拿“源起”说“承继”即“变化”的事儿,即使不论其逻辑上的错位,也难以说通。“语言符号”是“语言共同体”或“约定”而后“成俗”或业已“成俗”终被“约定”的,“共同体”能“约成”之亦能“变化”之。只是这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建基于人类本性之“惰”上的“约成难,变化更难”这个道理也就是了!

4.辨析三

还可以提出一个纯粹逻辑推论上的诘难。索绪尔曾不无遗憾地提及惠特尼(Whitney,1827-1894),说他“曾很正确地强调符号有任意的性质”,“但是他没有贯彻到底,没有看到这种任意的性质把语言同其他一切制度从根本上分开”。[2]113看来,索绪尔是把“任意性”确定为“语言符号”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约”的“根本”所在。⑩然而,他紧接着就说:“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在时间上的变化相连,这就是普通符号学的一个原则。”[2]114“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在时间上的变化相连”既然是一切符号的共同原则,那就与仅仅是“语言符号”所特具的“任意性”没有一点瓜葛。索绪尔在这一段算是自己直接否定了自己。

四、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要素分析

这里所说的“要素”就是“那两个在语言的运行中起作用的要素”即“观念”和“声音”。索绪尔试图“把全部语言事实,即语言,设想为一系列相连接的小区分,同时画在模模糊糊的观念的无限平面(A)和声音的同样不确定的平面(B)上面”。[2]157索绪尔认为,声音与观念的结合,就如同风水相接时激起的波浪,每个波浪就是一个语言学的“单位”,或者“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每一项语言要素就是一个小肢体,一个articulus(关节),其中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一个观念的符号。”语言学就在这些“波浪”和“纸边”上工作,这完全是一种思想的抽象运作。[2]158

索绪尔在此似乎想要对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作出更思辨、更明确的辨析。然而,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一切依然是对“已经构成的语言”而言的,而他在总结时却说“这种观点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上面第102页所说的符号的任意性”,[2]158还是上文提到的错位问题。

既然“整体语言(langue)并不是原初的现象”,[1]81而索绪尔又想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上做些说明,那不妨也循此而往,看看二者的关系还能做何理解。我们这里倒不是从“已经构成的语言”——“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这里有“系统在先”的逻辑限定——出发,而是思考“源起”时二者的逻辑和现实的关系:比如“声音”与“观念”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先后问题、生成过程中二者的互动关系等。

我坚持,在“声音”与“观念”的结合性质,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还是用括号括起来为好。故而,这里不谈二者关系的性质问题,而是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的确,在“观念”还只是心中朦胧的萌动时,会非常地模糊混沌,感而未觉;“声音”还只是本能的反应时,也仅仅是些或断或连的声波而已。在时间上,我们没办法截然地分清它们何者在先、何者居后,而只能说它们是并存的。即使结合的原则是“任意的”,那结合的动机或冲动,就肯定不会是偶然而无目的的。逻辑上看来,应当是先有一个观念,虽然是朦胧混沌的,但它是一股力量,有冲动性,集结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本能的发泄的需要;这种冲动由内而外地表现出来,可以是肢体的、动作的、眼光的,或者声音的。这个“混沌的观念”与这个“本能化的声音”在这里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个本能性的体验重复久了,自然会在其心中留下感受的印迹,久而久之,此种“结合”便会定型化,成为“约定性”的语言符号的雏形。正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鲁迅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人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9]94鲁迅此话,亦合于这里对语言符号创生过程的描绘。如此这般,“声音”会使“观念”越来越清晰、明确和实在,“观念”也会使“声音”趋向复杂、有序和多样。在具体的创生过程中,二者是互动往复的关系,这个过程直到“语言符号”被“约定”了为止。而此漫长的“约定过程”是个异常困难的实证问题,至今未明一二。[10]6

因此,我们必须记取索绪尔曾提醒过的一个训诫:“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作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将是很大的错觉。这样规定会使它脱离它所从属的系统,仿佛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系统。实则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2]159这其实是此后半个世纪以“诠释学”(Hermeneutik)名义讨论过、现在依然很恼人的、“循环诠释困境”。索绪尔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2]178这就延及索绪尔语言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命题:语言符号的价值意义取决于它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一般简称“系统决定意义”。这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五、结语

总之,“符号的任意性”这根看似放置在共时语言学大厦基座部位的柱子,其实是架空的,一点也没有出过那份应出的力。?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无法苟同专家们如下的观点了:“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本质菁华在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是贯穿索绪尔语言观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索绪尔本人将这一原则视为语言学符号的最高原则。”[10]187对索绪尔、《教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都应当重新认识。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典型代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他借以解构传统哲学的切入点就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我们已然证成后者并不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石和前提,这就从一个可能是根本的方面把德里达的“解构”逼了回去,这是“解构的解构”即“结构的回归”。德里达这里玩了一个逻辑的花招——“偷换概念”——他把传统哲学观念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前者的代表进行“解构”,而“解构”的切入点即“符号的任意性”一来并不是后者的必然伴随物,二来,后者也不是前者最有力的代表,对它的任何“攻击”和“解构”都不能说明最终问题——这大概德里达不愿“看到”也不会“承认”。

注释:

①法文原文“immotivé”,原意是“动机不明的”,高译本作“不可论证”,斐译本作

“无理据的”,不妥。Wade Baskin在1959年的英译本中作“unmotivated”,妥当。

故应译为“未明的”因为“未”不等于“无”,见下文分析。“不可论证”似是一种

解释性的翻译。

②法文原文“dans la réalité”,高译本作“对现实中”,斐译本作“在现实中”,均不

谛,与主词“所指”相悖(所指是与“现实”相对的,不在“现实”中),易生混

淆。此处“réalité”应译为“实际上”,Wade Baskin在1959年的英译本中即作

“actually”,得其真意。

③这句话是笔者在高译本的基础上,根据法文第五版和Baskin的1959年英译本重译

的。

④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于1939年发表在《语言学学报》第1期的《语言符

号的性质》一文中认为,符号根本没有索绪尔所设想的那种任意性,语言符号的施

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索绪尔的例证之一就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里,人们

用不同的符号来指称同一个概念,他把这一现象视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表现。他的

观点和例证都来自他的前辈惠特尼。本维尼斯特调侃式地说:“这就等于说葬礼的

观念是‘任意性的,因为在欧洲它以黑色为象征,而在中国则用白色。”

⑤据此,我建议把“arbitraire”译为“约定的”!这样更合乎索绪尔的理论语境和该

词的真正内蕴。当然,“约定”也有不同性质,有的是共同体主动的,有的则是被

动的,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更多的可能是混合型的。对于语言符号在“源

起”状态时的“约定性”,我更倾向于它是混合型的。

⑥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Cest parce que le signe est arbitraire quil ne conna?t dautre

loi que celle de la tradition,et cest parce quil se fonde sur la tradition quil peut être

arbitraire.”108Wade Baskin在1959年的英译本中,丢掉了原文中关键的“peut”

(可能)一词。

⑦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一种已经构成的语言的正常的、有规律

的生命。”

⑧索绪尔因其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根源而对语言“源起”的无奈、回避和轻视态度,

可从下面这段话中显露出来:“在任何时代,哪怕追溯到最古的时代,语言看来都

是前一时代的遗产。人们什么时候把名称分派给事物,就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

立了一种契约——这种行为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任何

社会,现在或过去,都只知道语言是从前代继承来的产物而照样加以接受。因此,

语言起源的问题并不象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重要。它甚至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

题。”“符号怎么产生是完全无关轻重的。”

⑨他在《教程》中断定“就言语活动来说,认为起源的问题和恒常条件的问题有什么

不同,那是非常错误的。”这显然也是独断的论断。

⑩索绪尔在《札记》中曾反复强调语言符号区别于人类其他规约的本质特征即在其“任

意性”,即能指与所指间没有任何自然的、合理的联系。

?这里就不再列举索绪尔之前和之后研究者们对“符号任意性”的反驳意见了。另外,

斐文先生对这些反驳的“反驳”值得善加清理。

参考文献:

[1]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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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J].国外语言学,1993(4).

[9]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斐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李伟(1982-),安徽太和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方哲学和美学。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编号:13YJC75102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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