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天津行馆沿革及遗址方位考略（下）

王勇则

二、盐院公署及天津行馆的周边环境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北门外图说》载，“运河逶迤其间，商旅辐辏、砖瓦鳞次，津门外第一繁华区也。东，盐政公廨在河北临河”。据其所附北门外一带示意图可知，盐政公廨（图上标注为盐院）位于南运河北岸、院桥桥头西北侧、大胡同以西。其中，熏风烈日祠在盐院公署东、大胡同西侧。盐院公署北，从西至东，依次有大王庙、丙德庵、头道闸。此处的南运河南岸为单街（西为锅店街、东为毛贾夥巷），单街北为“院门口”，与盐院公署隔河而对。

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二》称，“直隶总督行台在河北单街”。单街后为官道之一。张焘《新修官道》载，“津城外，自院浮桥而下，直接紫竹林，为冲途要道。先曾地甚逼仄，未能一律平坦。于壬午岁，经当道诸公立工程局，筑修马路一道……今岁又拟兴修城内街道，及城外单街、估衣街、竹竿巷、针市街等处。所有通衢，俱作石路……已禀奉督宪批准，出示遵行矣。”[1]

光绪元年（1875），日本间谍曾根俊虎在津搜集天津防务等情报，并绘图示之。其在《北中国纪行·兵备概略》中载，“三叉炮台……建于白河与运河合流的三叉北岸，西边与以前法国人建造的天主堂相邻接，离坐落于同岸的李氏署衙三百三十米左右，距城东北角二里余。”[2] 1918年三岔河口裁弯取直前，天津行馆与三岔河口炮台（遗址在今天津市河北区委区政府办公楼一带）均位于南北运河河道形成的马蹄形河湾内。曾根俊虎的记载当为估算距离，应有偏差。

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瑞清画《天津城全图》、光绪二十五年（1899）冯启凰绘《天津城厢保甲全图》、清末杨柳青年画《天津图》（齐健隆绘）上的标注表明，原盐院公署已改称督院、督院署（即天津行馆），院桥改称铁桥（即老金华桥），单街子改称单街。天津行馆北标有三太爷庙。

戴愚庵《三太爷庙拜天地》载，“河北院署后，有兰若 [3] 焉，曰三太爷庙。中奉一狐，香火綦盛，迷信者趋之若鹜。庙中住持有日进斗金之富。每于朔望及元旦，妇女之往进香者，路为之塞。无赖子弟，均以进香为名，候妇女之跪拜时，随之跪拜。如遇姿色过人之妇女进香，无赖之争随跪拜者，每以老拳相见，时演流血惨剧，俗称之为‘三太爷庙拜天地。谓一男一女焚香而跪拜也。光绪某年，士人宋崇祺指为‘淫祠，上书请禁，庙因以废。”[4] 另载，“通真道人祠在院署西，即三太爷庙”。[5]

1922年《天津指南》所载《天津商埠全图》中，标有三岔河口1918年裁弯取直后的老河道（即图中所标虚线），但对原天津行馆的方位已不作标注。该地图所标“新铁桥”为金钢桥、所标“省署”为金钢桥头大经路旁的直隶省公署。

三、从金华桥原址判断天津行馆方位

陈铁卿1956年撰《老铁桥和新铁桥》载：“在早年天津城东北方面，有两座浮桥：一在现在的大胡同南端原来南运河经流的地方，叫作‘院门口浮桥（‘院即指‘盐院公署），就是清同治九年（1870）以后的直隶总督行署（在现在河北电影院地方）；一在大胡同北端北运河上，叫作‘窑洼浮桥。这两座浮桥是当初从城东北方面到河北窑洼一带去必须经过的。清同治九年以后，直隶总督分驻津保，在津的行署，就是原来的盐院公署，院门口浮桥为到行署所必经。为壮观瞻，于光绪十四年（1888）改建为铁桥，名为‘金华桥。这是天津有铁桥的开始。以后，又把窑洼浮桥亦改为铁桥，名‘金钢桥。因为金华桥改建在前，俗称为‘老铁桥，金钢桥则称为‘新铁桥。民国九年（1920），南运河裁直后，原来河身垫平，成为街道。还因桥的名，称为‘老铁桥大街。金华桥则于同年挪架在北门外的南运河上边，代替了原来的北浮桥。”[6]

《中国天津通鉴》载，光绪十四年（1888），直隶总督李鸿章将督署门前的浮桥改建成西式铁桥，“这是天津建开启式铁桥之始，称‘金华桥，天津人俗称之为‘老铁桥。据《津门保甲图说》标注，当时，金华桥上游西南岸，曾有一个名为‘金华园的去处，这应该是金华桥名称的由来。清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金华桥改建为新式铁桥。”“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八日，金华桥新式铁桥举行建成通车典礼。”“旧铁桥移至金钟河上的贾家大桥之处，易名金钟桥。”“1917年天津大水后，南运河裁弯取直，将金华桥移于上游北大关的钞关浮桥处，又被称作‘北大关桥。”[7]

有几张反映清末金华桥场面的老明信片和老照片，颇能说明天津行馆与大胡同、老金华桥之间的方位关系。对于画面中位于金华桥西北侧、临南运河的带四角亭的建筑，在今人记述中，常有称之为天津行馆内的环水楼的情形。[8]

据《津门保甲图说·北门外图说》所标，院桥（北通大胡同，连接窑洼浮桥）西北侧的盐院公署与大胡同之间，还有熏风烈日祠。嘉庆十年（1805）重修《长芦盐法志》卷十九《营建》载，“熏风烈日祠在巡盐御史署东”；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卷四》载，“熏风烈日祠在院署东”；冯文洵1926年撰《丙寅天津竹枝词》载，“熏风烈日难消暑，每遇村人问老夫……熏风烈日祠在旧院署东、老夫村在闸口下、龙氏别墅旧名宁园，今尽荒废。”[9]

也就是说，大胡同以西，先是熏风烈日祠，熏风烈日祠以西，才是盐院公署。那么，环水楼是否位于熏风烈日祠迤东的大胡同西侧临街呢？

乾隆《天津府志·卷七》、乾隆《天津县志·卷七》均载，在盐院公署的建筑中，包括“环水楼三间、楼下房三间”，“住房十四间（在环水楼东首）”，“箭亭三间（在环水楼后东）”。雍正四年（1626）在津协理盐政的顾琮撰《环水楼记》载，“盖天津为群水所汇，而使院在运河之壖。西则兖、豫诸水入南运河者，潆其前；迤北则诸淀之水汇于北运河者，绕其后……而兹楼适居其央”[10]。而莽鹄立《环水楼记》载，“天津公署最后，岿然而高者，曰环水楼”。

盐院公署建筑的方位为坐北朝南，那么，盐院公署的“最后”，应指盐院公署最北部。在《明清时代的天津城》一文中，即有根据以上记载对盐院公署内建筑方位的解读，即：“中间为敬事堂，后为绎志轩、环水楼。”[11]

总之，若将金华桥头那座带四角亭的建筑称之为环水楼（或绎志轩）的话，与已见诸史载的对盐院公署建筑方位的表述并不相符。

四、天津行馆遗址与河北影院或东风影院的方位关系

陈铁卿1956年撰《督署的变迁》载，自同治九年（1870）起，“总督行署在天津城东北原南运河北岸的旧三口通商大臣衙署，故址在今河北电影院地方（即东风电影院）”[12]。

张修华1965年撰《庚子见闻》载，“各国侵略军占用总督衙门（今河北大胡同东风影院一带，斜对面的新华书店是当年河道上浮桥旧址），作为联军总部，把门的是日本兵……侵略军经常任意开枪射击走近衙门的行人，而且打死人不偿命”[13]。文中所称新华书店即指今东北角新华书店。

陈铁卿1966年撰《津门旧事辑》载，盐院公署“故址即今鸟市东风电影院地方（原名河北电影院）。鸟市在今大胡同南端迤西一带，为南运河故道，河废填平后，成为售鸟的集市，故称”[14]。

1987年版《天津近代史》载，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任命侍郎衔的候补京堂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常驻天津，并在城东北隅的原盐政使署（即今河北区原东风影院附近）设立三口通商衙门，负责办理三口的通商、外交事宜”[15]。文中所称“河北区”，应为红桥区。

1989年版《津门胜迹》载，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总督直隶，行署设在大胡同南头，今东风影院处，这里原是长芦盐课察院”[16]。由于东风影院1982年后已异地重建，因此，1989年的记载应称“原东风影院处”为妥。

2001年版《天津大辞典》中有两处提及天津行馆与东风影院的方位关系：一是：“直隶总督衙门原设在保定。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该衙门移至天津河北原三口通商大臣旧址（今红桥区东风影院附近）”[17] ；二是：“新开大街位于红桥区东南部东北城角片两侧。东起大胡同，西至金钟桥大街。长370米、宽20米。原系南运河道，1917年南运河裁弯，填河成路，名新开路。后改今名。原直隶总督衙门在北侧今东风影院址。”[18]这两处记载也将河北影院与东风影院的时空关系混淆，应称“原红桥区东风影院附近”或“原东风影院址”，方符合实情。

五、从河北影院原址判断天津行馆遗址方位

陈铁卿1956年撰《三岔河口的今昔》载，“原来南运河的南岸，为单街子（因为一面临河，一面有房屋，所以有这名称）和老铁桥大街。原来的北岸，今为电影院大街（以河北电影院为名）。这南北两街中间，大胡同南端西面的新华书店（商务印书馆）、万和堂药店、祥德糕点店那段房屋，正是当初南运河的河身”[19]。

河北电影院始建何时？天津《红桥区志》载，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以及江东书局、大众书局、大陆银行分行先后在这里盖起了大楼，南口又建起了河北电影院。”[20]“1927年，河北电影院在鸟市建成。”[21]

但在天津《红桥区志》中，对河北影院建成时间的记载前后并不一致。其又载，东风影院“原名河北影院，始建于30年代，由日商开办。解放后按敌伪产业接收[22]，1958年划归区管。因地处大胡同繁华地带，放映业务十分兴隆。50年代，一度更名为城厢新闻影院。1958年5月，改名东风新闻影院，主要放映新闻纪录片。影院建筑面积1120平方米，座位800个。1963年，更名东风影院，1976年震损停业，后经规划异地重建，建筑面积1640平方米，1986年7月竣工，为特级影院。1992年6月，进行大规模改造……1993年9月，改建成东风百货批发市场。1994年9月，与区饮食公司天一坊饭庄联合筹建天一坊餐饮娱乐中心。”[23] 1994年，“天一坊饭庄接收了原东风影院3276.2平方米的网点”[24]。

也有记载称，河北影院并非由日商开办。“河北电影院位于东北城角大胡同鸟市大街。1930年由华北公司（即平安）全体职员集资33000元，以15年租地不拆屋之约，租俞氏（东北军将领）地基建起……1941年被日本影片公司强行接管，以台湾人廖扬满为经理。1945年日本降服后，该院租期届满，由地主收回自营。经理人俞忆……经营河北电影院至1952年”[25]。另载，河北影院建于1929年8月14日，后于1958年更名东风影院[26]。

值得重视的是1929年4月9日《益世报》载《平民娱乐场》一文，“现在只就拣在眼前河北电影院后道的‘雀市说一说……大胡同的南口，在那边经过，就可以看到一座河北电影院的戏牌坊。那牌坊的左边是广告牌，再左边是商务印书馆；牌坊的右边，便是一家鲜果店。从这条宽的胡同走进去，过了河北电影院，再往北，那片平民的场所，就可以接触眼帘”。“雀市”即当时对鸟市的称谓。

1931年1月31日《益世报》所载《娱乐之一斑（九）》对河北影院所处位置等表述更为明确，“河北电影院，在大胡同子商务印书馆后身……不过门前既是僻街，路途不熟的人很不易找到，只好在商务印书馆旁的街口之处挂一个广告牌子在牌坊上……门前正对着栖云宾馆，院门却和‘光明略相仿佛……食堂的门面就是河北影院的西毗邻，与食堂同样的情形，东边是一个纸烟馆……河北影院属于华北公司……开幕约于两年前，建筑的是鸿大营业厂”。据此可见，河北电影院大约建于1928—1929年间。另据交通部天津电话局编《民国二十六年份天津电话号簿》载，栖云宾馆位于大胡同南口。

“大胡同商务印书馆”即指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八日，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开幕，馆址设在河北大胡同。”[27]1912年壬子兵变中，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被焚。1912年6月8日，张元济《在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称，“本年天津仓猝兵变，大胡同一带焚烧殆尽。本分馆适当其冲，亦只抢出（辛亥年）薄据而已。约计：各货值洋二万五千元、各友行李二千五百元，暨自造后楼二千元”[28]。该馆大楼为主体4层。其遗址即今东北角新华书店所在地一带。

河北电影院甫一建成，即有“河北电影院大街”的称谓[29]。影院街因“东风影院在街道北侧得名”[30]。“河北”“聚英”两影剧院均在“河北影院街”[31]。交通部天津电话局编《民国二十六年份天津电话号簿》载，河北电影院时位于“大胡同南口单街子”，并有以其所处方位派生的地名，如：荣华顺位于“大胡同河北电影院后钧和里32号”、德义和记位于“河北电影院后钧和西里第10巷12号”、平津路西津段长途汽车同益合作社位于“河北电影院大街23号”、协华制版社位于“大胡同南口电影院街5号”。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北电影院的地址为“大胡同影院街21号”[32]。

“原影院街为东西走向，东起大胡同，西南至原鸟市大街南口。因有东风影院，故名。”[33] 1976年发生唐山大地震，“东风影院高大的假门脸震后破坏”[34]。这是其后被异地重建的主因。于是，“拆除原沟头胡同、利民巷及小马路等一带房屋，改建成南北走向街道。东风影院改在街道中段，沿用原名。”[35] 新影院街“北起南运河南路、南至北马路，中与新开大街、估衣街相交”[36]。异地重建的东风影院位于大胡同影院街5号[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天津市》所载有异，即：东风影院位于“影院街北段东侧，坐东面西……20世纪30年代建，初名河北影院。1960年改名城厢新闻影院。1962年改今名。原在今新开大街北侧，旧总督衙门址，1976年地震震损。1982年迁此重建，占地2.89亩，建筑面积1347平方米。”[38] 文中所称河北影院“原在今新开大街北侧，旧总督衙门址”一语，混淆了原河北影院、东风影院和异地重建后的东风影院的方位关系，如将其改为“原在今新开大街南，旧总督衙门址”，方符合旧总督衙门（即天津行馆）遗址所处的方位。

六、从鸟市和单街子原址判断天津行馆遗址方位

原来的影院街为东西向，是位于单街子以北、与单街子平行的马路。单街子位于锅店街东口、河北鸟市以南，是判断天津行馆遗址方位的可参照地名之一。

河北鸟市“包括鸟市大街和与其相连接的河北电影院（文革后改为东风影院）门前的影院街……在鸟市地区、最早由江苏督军李纯投资开办的东兴房产公司在鸟市大街东侧修建了钧和里的住房区”[39]。

东风影院曾被记载为地处单街子。“1921年2月，由北洋军阀、官僚及市商会、银行筹资250万元成立‘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地点东北角单街子（原东风影院，现已拆除）。”[40]

东风影院的地址又被记载为位于“红桥区鸟市小马路”[41]。这也是其异地重建之前所处的方位。

“单街子在南运河裁弯以前，这条街只有一面临街，另一面临南运河，对岸便是后来的直隶总督衙门，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42] 1931年10月14日《益世报》载《翻修沿河马路计划》称，单街子“属车马行人来往要道”，“单街子马路长29丈、均宽4丈，又长146丈、均宽2丈，合408方”。折算成公制，单街子的干道部分，路宽13米、长不足97米。

1975年，估衣街、锅店街、单街子三街接顺，统称估衣街[43]。1976年地震后，大胡同震损重建片的建设分两个阶段进行。其中，沿大胡同西侧的第二阶段，“1982年才开始编制规划，于1983年拆迁重建……大胡同全长403米，是连接河北区中山路与南开区东马路的交通枢纽，又是一条商业街。原状路宽14米，成为道路卡口之一。大胡同规划红线宽度为40米，南端有四层建筑——新华书店，原系老天津商务印书馆馆址，虽然震损不算严重，由于整个建筑都在红线内，改造时也一并拆除。”[44]根据大胡同震损重建片的规划布局，新建的东北角新华书店，“布置在单街子以南，用过街楼联系，新华书店设计成圆形，以与道路转角处地形结合。”[45]

此后，单街子位于南北向的新影院街与大胡同之间。1983年7月1日，“大胡同单街子日用工业小商品市场”成立。1997年起兴建金摇篮商厦（今称天隆达商厦，也称天津眼镜城）后，单街子已不存。该商厦楼体与钧和里大楼最南端的一座楼（即21—24栋）贴在一起。此处即原单街子的西部。

七、从周边居民区原址判断天津行馆遗址方位

钧和里（今门牌号均标为钧和里大楼），位于大胡同、估衣街、新影院街、新开大街之间。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小马路、鸟市大街、影院街、钧和里、钧和南里和钧和北里等6条街巷房屋大部震损。1977年至1980年拆除，建居民楼房”[46]。

钧和里以北的利民里（今门牌号均标为利民里大楼），位于大胡同、新开大街、新影院街、南运河南路之间。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新开路、新浮桥大街、沟头胡同、头道闸胡同、公议胡同、三太爷庙胡同、袁家胡同和利民巷西南部地段等7条街巷房屋严重震损。1977年至1980年拆除，建居民楼房”[47]。

由于原天津行馆地处头道闸、三太爷庙以南，天津行馆遗址也应在利民里以南。由于原东西向的影院街遗址在钧和里范围内，异地重建前的河北影院、东风影院也应在原东西向的影院街上。据此推导，天津行馆遗址即在钧和里一带，而不在利民里范围内。

综上判断，天津行馆遗址的四至范围：北至钧和里南部、西至锅店街迤东、东至大胡同的马路中央、南至北马路迤北。其遗址方位，大致在今东北角新华书店、天隆达商厦所在地一带。

其中，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遗址的一部分在今大胡同马路上，这也是天津行馆遗址的一部分。北马路的部分路面原为天津老城北城墙的墙基，1901年拆城建路后，迄今曾被多次拓建。如能确认与原北城墙墙基宽度相对应的北马路路面部分，可为确认天津分馆遗址与周边道路的距离和天津分馆遗址与其它建筑的方位关系提供参照。

1902年，直隶总督衙门迁至原海防公所后，津海关道、顺直水利委员会、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度设于原天津行馆办公。1905年前后，原天津行馆部分建筑已被改建为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1922年后渐被蚕食。约1928年，在此地兴建河北电影院、栖云宾馆等建筑。因之判断，原天津行馆主体建筑此际已被拆除殆尽。

换言之，如今提及天津行馆遗址的方位时，若仍称其位于东风影院所在地的话，显然会造成误解。而笼统地称其位于东风影院一带或大胡同一带[48]，则属语焉不详。

注释：

[1]张焘：《津门杂记》第118—119页，来新夏主编：《天津风土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壬午即清光绪八年（1882）。

[2]（日）曾根俊虎著：《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第9页、第1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3]兰若即阿兰若，佛教名词，梵名Aranya，泛指佛寺。此处称三太爷庙为兰若，不妥。

[4]戴愚庵：《沽水旧闻》第214页，来新夏主编：《天津风土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三太爷”，指胡三太爷，即狐仙。

[5]羊城旧客撰：《津门纪略·卷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石印本，据来新夏主编，张格、张守谦点校：《天津风土丛书：天津皇会考 天津皇会考纪 津门纪略》，张守谦点校：《津门纪略》第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陈铁卿：《津沽杂考》，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天津文史丛刊》第2期第64—65页，1984年。

[7]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中国天津通鉴》（上卷）第13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8]《天津历史名园》第40页。

[9]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一）》第48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0]清乾隆四年《天津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据《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第220页。

[11]《天津城市建设》丛书编委会《天津古代建筑》编写组编：《天津古代建筑》第28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12]陈铁卿：《津沽杂考》，《天津文史丛刊》第2期第71页。

[13]《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7—9页。作者张修华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1900年庚子事变时，其“家住在河北望海楼后蓝家胡同”，“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能回忆上来一些”。

[14]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天津文史丛刊》第3期第59页，1984年。

[15]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第6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津门胜迹》编委会编：《津门胜迹》第91页，天津古籍出版1989年版。

[17]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天津大辞典》第929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18]《天津大辞典》第996页。

[19]陈铁卿：《津沽杂考》，《天津文史丛刊》第2期第54—55页。

[20]天津市红桥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红桥区志》第9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1]《红桥区志》第228页。

[22]敌伪产业通常指日伪时期的产业。此处若表述为抗战胜利后，较为妥当。

[23]《红桥区志》第834页。另载，天一坊饭庄在新开大街与影院街交会处。清光绪五年（1879）在北门外大街开业，1988年迁现址另建，复今名。占地1.2亩，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天津市》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天津市》第144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4]《红桥区志》第321页。

[25]周恩玉：《天津影剧娱乐业谈往》，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03年第3期第152—15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天津通鉴》（上卷）第217页、《天津大辞典》第407页，均据此载。

[26]周利成、周雅男编著：《天津老戏园》第25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中国天津通鉴》（上卷）第136页。

[28]张元济著：《张元济全集·第4卷（诗文）》第289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9]1933年1月17日《益世报》载《市区路线二次勘定结果》称，“河北电影院大街，宽四十英尺”。

[30]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第1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31]《1947年天津电影戏曲事业概况（1947年2月15日）》，天津市档案馆编：《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化进程实录》第68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2]陈其英编：《北京（附天津）》第121页，上海中国旅行社1952年版。

[33]《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第136页。

[34]刘恢生主编：《唐山大地震震害》第2册第302页，地震出版社1986年版。

[35]《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第136页。

[36]《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第136页。

[37]《红桥区志》第834页。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天津市》第144页。

[39]齐自前：《繁荣一时的旧鸟市饮食业》，尹桂茂编：《津门食萃》第57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查1937年前的天津地图，钧和里被标注为“均和里”。

[4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67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41]廖季立、李智盛、李福玉编：《中国企事业名录大全》第1卷第344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2]《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第95页。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天津市》第146页。

[44]缪仲泉主编、《天津城市规划》编写组编写：《天津城市规划》第111—112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45]陈咏扬编著：《天津市住宅区、干道、商业街规划与建设》第90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46]《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第144页。

[47]《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第144页。

[48]大胡同的概念通常有两个：一是指大胡同地域，二是指连接金钢桥与东马路的马路，这条马路也称大胡同。

（作者单位：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