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墓祠

阎爱民

明清以来民间祭祖活动一般是在祠堂或祖墓上进行，而这种祠堂和墓地的祭祖都是源自汉代流行的墓祠祭祀习惯。“祠”，本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名称，春祭为祠；祠堂则是墓前祭祀所用的建筑。墓祭之俗流行较早，春秋时就已出现。《礼记·檀弓》说“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此妇人哭祭公公、丈夫和儿子，就是在墓祭。到战国时，民间墓祭更为普遍。《孟子·离娄下》讲齐国有一妻一妾者，到东郭墓地间向“墦间之祭者”乞讨祭品吃，正说明当时墓祭的流行。这一时期在墓地上还出现了祠堂，楚国曾有“公卿祠堂”。《楚辞·天问章句》王逸序说屈原曾“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屈原所见，既有先王的“宗庙”，又有公卿的“祠堂”，可见这时的祠堂与宗庙区别已经不很严格了。祠堂中有各种神灵鬼怪、先贤先圣及天地山川图画，华丽神奇，这些与汉代墓室和墓祠中的壁画或画像石中所绘的内容类同。

墓祭不重视等级身份，种种规范约束少，不像庙祭那样讲求太多的繁文缛礼，而且对祖先的祭祀更为直接和感性，故而到了秦汉时期这种形式被进一步普及，不论是庶民阶层，还是贵族等级，甚至连帝王都采取了墓祭的祭祖方式。所以王充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1] 像富平侯张安世、丞相张禹都在冢茔前修建祠堂。汉哀帝宠臣董贤的祠堂建在哀帝的义陵旁，内有便道，外有徼道，四周垣墙数里，门楼城阙甚为壮观。刘秀起兵时，其姐夫邓晨率众响应，当地官吏“乃烧晨先祖祠堂，污池室宅，焚其冢墓”。[2] 东汉人王符总结祠堂流行情形说那些京师贵戚，郡县豪家，“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3] 汉代人有“侍死如生”的信念，又讲求厚葬，所以祠堂建筑也非常豪奢。

墓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定的岁时祭祀，在年中的一定时节到墓前祭祖。一般说皇家、贵族比较繁琐。汉家有“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的规定。[4] 另外还有合祭远近祖先神的禘祫之礼和正祭外的“闲祀”。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东汉豪族每年正月、二月、六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有祭祖活动。一般的民众多是延续周秦以来的虽是四祭，即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祭祀。《春秋繁露·四季》说：“四祭者，因时之生熟，而祭其祖先父母也。”出了常态的墓祭外，还有一种是不固定的祭祀。有的是临时有事，祭者需招宗亲宾朋商议；有的是官员回乡省亲，以伸追远之情，在祭祀的时间上是因事而定。

汉人的祠堂，常被用作聚集亲族友人的场所。汉成帝时，谏议大夫楼护奉命巡视地方，路过家乡齐地。于是顺便到先人墓祠祭祖，祭祖期间大会宗族故人，并送束帛给他们，一天就用去百金的费用。茂陵人原涉和故人约期在墓祠聚会，备下酒食，来参加聚会的人竟有数十乘车辆。建筑祠堂费财，又有聚众集会的嫌疑，有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官府的警惕。汉宣帝外戚王林卿与豪杰交游，宾客众多，到长陵上冢，聚众宴客数日，喝得烂醉，长陵令怕他们生事，前去劝导他们尽早离去。汉人很多有识者死前常留遗嘱给子孙不要厚葬，也表示了他们对祠堂建造与聚会豪奢的不满。

到了魏晋时期，社会门第化日趋严格，与九品官人法相配合，晋朝试图恢复先秦重视等级的宗庙祭祀制度。于是政府下令禁止民间建造祠堂：“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5]，墓祠祭祖习俗也就渐渐衰落了。

注释：

[1]《论衡·四讳》。

[2]《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

[3]《潜夫论·奢侈篇》。

[4]《汉书·韦贤附玄成传》。

[5]《太平御览》引《晋令》。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