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实证研究

陈雯诗，叶修群

（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41）

经济改革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实证研究

陈雯诗，叶修群

（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41）

在30省市区1995-2012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引入能源因素优化的C-D生产函数探讨了多项经济改革措施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研究表明：技术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经济促进作用高于东部；外贸开放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外资开放对中部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对东部和西部存在挤出效应；财政干预对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效应，私有化改革能够有效推动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产业合理化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产业高级化的经济效应与产业发展水平正向相关。

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改革

一、引言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到2001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再到2004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一系列有效的区域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图1显示了1995—2013年间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①，1 995—2007年，实施优先发展战略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8—2013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更为开放的东部经济冲击作用更显著，导致东部经济增速落后中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更早开发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总体高于中部；2008—2013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已赶超东部。

图1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1995—2013)

科教兴国、扩大开放、国企改制、财政改革及产业调整等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创造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为改革措施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提供证据，而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无疑是非常合适的研究样本。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引入能源因素优化的C-D生产函数考查多项经济改革措施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

二、文献回顾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制度变迁，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Chan et al,2015）[1]，非均衡制度是形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蔡昉和都阳，2000；Gao and Long，2014）[2,3]。学者们分别从市场化程度、教育政策、科技进步、对外开放、政府财政和产业结构等多个视角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祝接金和胡永平，2006；Li and Huang，2009；樊纲等 ，2011；Ouyang and Fu，2012；Perkins，2012；Hong，2014）[4-9]。 郭 庆 旺 和 贾 俊 雪（2009）[10]发现我国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发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校扩招政策有助于降低人力资本溢价水平，但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梁莉（2006）[11]通过研究1987～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是贸易开放的格兰杰原因，而中西部地区则是贸易开放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张杰（2013）[12]等发现出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值率造成抑制效应。徐晓虹（2006）[13]等证实1991～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非均衡分布加剧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14]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力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15]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项经济制度的作用。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是多项经济改革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各项经济改革措施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利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引入能源因素优化的C-D生产函数对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中各项改革措施作用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在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中，C-D函数仍然是最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产出（Y）由人力资本（H）和物质资本（K）投入决定。

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中国，能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在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忽略能源因素将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在研究中应将能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分析（林伯强，2003；Shahbaz et al，2013；Bloch et al，2015）[16-18]。因此，本文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关于资本、劳动和能源的C-D生产函数，即：

假定全要素生产率为：

其中，A0为其它无法观测的因素，tec为技术创新水平，tms为技术市场规模，open为外贸依存度，fdi为外商投资水平，gov为财政规模，pri为私有化水平，tl为产业合理度，ts为产业高级度。

将（3）式代入（2）式中，然后两边取对数线性化，得到了如下考虑不同省市个体影响的固定效应回归方程：

式中，i为第i个地区，t为年份，C为衡量不同省市个体影响的变截距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995—2012年的相关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下面对各个变量进行简要说明：

1.地区生产总值（Y），单位为亿元人民币，代表各地区的总产出。

2.地区资本存量（K），单位为亿元人民币，由于无法获得公开的各地区资本存量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各地区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具体计算方法为：

其中，Ki,t和Ki,t-1分别为t和t-1期i省市区资本存量，δi,t、Ii,t和Pi,t分别为t期i省市区折旧率、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5年省际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参考张军（2004）的研究结果。

3.人力资本（H），本文采用居民平均教育年限（h）和劳动力数量（L）的乘积来表示（朱承亮等，2011）[19]，即H=h×L。其中，劳动力数量（L）为历年从业人员总数。关于居民平均教育年限（h）的度量，本文将居民受教育程度划分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和未上学，平均累计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6年、12年、9年、6年和0年。则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h）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rimary、junior、senior和college分别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地区人口的比重。

4.能源消费（E），为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5.技术创新水平（tec），采用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地区技术创新水平，通过计算“地区专利申请受理数/地区总人数”来度量。

6.技术市场规模（tms），本文采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地区技术市场规模。

7.外贸开放度（open），本文用外贸依存度指标反映开放度，具体由按货源地统计的各地区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

8.外资开放度（fdi），通过计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度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9.财政干预（gov），采用“地区财政收支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该区域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10.私有化程度（pri），采用“地区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就业总人数/地区就业人员总数”来衡量该区域的私有化程度。

11.产业合理度（tl），产业合理度指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它反映的是是产业之间协调程度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干春晖等，2011）[20]，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为产值，L为从业人数，i为产业，n为产业部门数。

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青花瓷，除了延续传统装饰纹饰外，还紧跟时代步伐，将流行元素放入瓷上。元青花瓷有不少是以人物故事图案来进行装饰的，如“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蒙恬将军”、“文姬归汉”、“周亚夫细柳营”、“昭君出塞”、“尉迟恭救主”、“四爱图”等，这些纹饰都提炼于民间传播的著名历史人物故事，显然是受宋元时期极为流行的“话本小说”和发达的元代“杂剧”的影响。这些故事图案之所以会被引用到瓷上，在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尊爱这些人物，以之为榜样。

12.产业高级化（ts），本文中以计算“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产业高级化。

四、实证结果分析

在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上，根据Hausman检验以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另外，考虑到截面异方差和时期自相关，最终选择截面加权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分别样本回归，结果报告于表1。

物质资本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系数分别为0.2423、0.1767和0.2549。说明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每增加1%，地区总产值将分别增加0.2423%、0.1767%和0.2549%，东西部物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高于中部地区，这是可能是由于对于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东部和处于工业化初级的西部而言，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而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

东部和中部人力资本回归系数显著，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西部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依赖于地区的技术和基础建设水平。在技术和基础设施落后的西部地区，提升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显著。而在经济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东中部地区，劳动投入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

能源消费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能源消费产出弹性为0.4387，明显高于中部（0.3654）和西部（0.3547）。说明能源消费对东部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中西部，这是由于大量的基础重工业依然存在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对东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西部技术创新水平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东部技术创新水平回归系数不显著。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科技水平总体较高，科技进步无法大幅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科技水平偏低，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显著，即存在明显的边际效用递减。这也说明了我国专利水平偏低，采用万人申请专利数来并不能表示地区高新技术水平，

西部技术市场规模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东中部技术市场规模回归系数则不显著，说明技术市场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够带动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但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显著，这是由于东中部地区技术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同时我国技术市场的总体水平偏低，对于工业化程度较高、技术水平更高的东中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大的经济效应不显著。

东部和西部地区外贸开放度回归系数在有效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导致贸易附加值低和结构不合理，但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扩大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部地区，低贸易附加值和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导致了贸易扩大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显著，在技术发达、工业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其贸易附加值较高，贸易结构合理，因此，对外贸易的扩大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显著。

东部外资开放度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中部则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外商投资技术质量低，在科技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挤出效应显著，而在工业化中期的中部，外商投资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由于科技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偏低，外商投资利用水平低，无法形成正向溢出效应。

表1 各区域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括号中为估计系数的t值

中西部地区财政干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回归系数明显高于东部和西部。说明政府财政干预对工业化中期的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对市场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偏低。

东部和中部私有化程度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西部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和中部，私有化程度的提升对地区经济的推动效应显著，而在落后的西部地区，私有化改革并不能推动经济发展。

产业合理度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中部回归系数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说明提升地区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特别是对于工业化中期的中部地区，优化地区资源配置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部和中部产业高级化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西部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东部地区系数远高于中部，意味着产业高级化的推行应建立在发达的工业和技术的基础之上，产业升级方向依然是先向第二产业发展，然后再向第三产业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引入能源因素优化的C-D生产函数来考查多种改革措施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研究表明：第一，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对中西部经济促进作用高于东部；第二，外贸开放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对中部促进效应不显著。外资开放对中部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但对东部和西部存在挤出效应。第三，财政干预对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效应，对中部经济的推动作用最明显。私有化改革能够有效推动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第四，产业合理化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产业高级化的经济效应与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正向相关。

基于上述结论，针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差异不断扩大的现状，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框架下，我国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宏观经济改革措施：

第一，为实现东部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加快自由贸易区（FTZ）在东部核心城市试点、复制和推广进程，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各国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投资和贸易，重点实现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和社会六大服务业的“走出去”；

第二，为保持中部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衔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加快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科技人才，鼓励技术创新。地方政府应出台更高标准外资引进政策，提升外资质量，同时还应发挥政府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第三，为实现我国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加快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与欧亚内陆国家的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地区产业升级。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充分利用自身地理优势，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产业。

注释：

①按照经济学理论界通常的划分标准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东部为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为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西部为内蒙古，陕西、重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1]Chan K S,Xu X X,Gao Y H.The China Growth Miracle：The Role of the Formal and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J].World Economics,2015,38(1)：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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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

（责任编辑：朱 斌）

Em pirical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Reform on Regional Econom ic Grow th in China

CHENWen-shi,YE Xiu-qu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95 to 2012 in China,the C-D production function is applied to the study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reform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The studies show that：the economic effectof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ce level i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is higher than the eastern part;the opening of trade is positive to eastern and western economy,and the FDI is positive to the central economy;the government power has positive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y,and the private reform is positive to eastern and central economy;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positive to the regional economy,an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lies o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regional difference；reform

F127

A

123（2015）03-0050-06

2015-07-14

陈雯诗（1992-），女，江西南昌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叶修群（1988-），男，江西九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