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探略
——以文学院“海归”师资为例

吴廷鹏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探略
——以文学院“海归”师资为例

吴廷鹏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战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中闪耀着进取勃兴的生命之光，孕育了无数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巨大的高端精英，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西南联大的师资尤其是文学院的“海归”师资群体，从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精神气质，是联大灵魂的化身。

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海归”师资

一、西南联大及其院系调整

（一）西南联大概况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接着武汉告急，已严重威胁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议将临大西迁，校址初定为为云南昆明。

临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另两位是梅贻琦、张伯苓）先行飞赴昆明着手建校事宜，对此他有完整的记述：搬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即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因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联大当局决定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云南第二城蒙自。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联大开课时，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约在1300人左右。同年九月间，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因为当地各中学均已迁往乡间，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间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这时适值联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师范学院，真是“双喜临门”。五院二十六系的学生人数也增至2000人。二十八年九月间，联大规模再度扩大，学生人数已达3000人。(1)由此便知从“临大”到“联大”的艰辛历程，而联大的最终落成，也正得益于这次慷慨西迁的结果，西南联大的辉煌校史由此开始书写。

（二）联大的院系调整

1938年7月底，教育部令在工程院机械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组的基础上设立航空工程学系。8月初，又增设师范学院，将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教育”部分与云南大学教育系合并，成立教育学院，归属师范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为哲学心理学系，仍属文学院。师范学院还开设公民公民训育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1939年1月，在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内附设电讯专修科。又于1940年，遵教育部令，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在1941年后，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历史学系仍在文学院。(2)由此，西南联大初具规模，梅贻琦对联大这时期的院系情形也有记录：“本校现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学院，计分二十六系。工学院附设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附设初级部”。这样，西南联大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从而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二、联大文学院“海归”师资

联大文学院有教授45人，共4个系，即中国文学系（中文系）、外国文学系（外文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易社强说，“教授为大学之中坚，在教学和研究中，每位教授必是其所在领域的专家。作为一个集体，教授们必定来源广泛，囊括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方方面面”。

联大教授的个性尤为突出，不仅学贯中西，且见识卓远，而文学院的“海归”们更是其代表：

院系序列 中文系 外文系 历史学系 哲学心理学系1 闻一多 叶公超 陈寅恪 汤用彤2 刘文典 柳无忌 雷海宗 冯友兰3 杨振声 陈福田 姚从吾 金岳霖4 王 力 吴 宓 刘崇鋐 冯文潜5莫泮芹 张荫麟 王维诚6潘家洵 邵循正 沈有鼎7袁家骅 王信忠 孙国华8陈 嘉 皮名举 周先庚9钱钟书 毛 准 敦福堂10 赵昭熊 贺 麟11 胡 毅 洪 谦12 吴达元 陈 康13 闻家驷 郑 昕14 陈定民 陈 立

（一）中文系

闻一多是中文系旗帜性人物之一，在联大后期曾担任该系主任。抗战前，他便闻名文艺界，随后退身文艺界而远赴美国求学，战后成为时代良知的代言人，因其言论立场已超越国民政府的底线而遭杀害，也因此而流芳后世。他从一位浪漫诗人的角色逐渐向古典学者过渡，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文字学研究，在研究《诗经》、《易经》、《庄子》和《管子集校》等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和哲学著作时，他别出心裁，新见迭出”。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讲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同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轶闻，可见其课堂上的风采。早在长沙临大西迁云南时，他在课上讲到：“同学们！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这是闻一多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呐喊。

刘文典则是联大的怪才，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因为《淮南子》校注而闻名，对《红楼梦》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学识渊博，却性情古怪，他曾奚落陈独秀的白话文运动，特别轻视白话文作家沈从文，并声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由此可见一个传统“卫道士”的形象。

（二）外文系

吴宓是联大外文系的资深教授，其名声也最大。他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崇尚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回国任教清华，创办《学衡》杂志、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是一个[本土主义者]，但是，“与其说是社会风俗或政治实践适合的形式，不如说他重视文化理念的价值”，吴宓正是在研究中国古典的同时，通过对西方经典的刻苦钻研，才一步步走向本土主义（nativism）,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他备课极其认真，上课条理清晰，富有感染力，不用讲义而能详细流畅地讲述内容。

叶公超是西南联大的传奇人物，留学美国回国，先后任清华、北大外文系教授，也是联大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及其教授会主席，他以启发性的授课方式、孤傲的的个性和渊博的才学而著称，而后弃学转入宦途。陈福田是叶公超的继任者，美国哈佛大学学士，曾任清华外文系主任、教授，颇具管理才能，并著有《大学一年级英文课本》。

（三）历史系

陈寅恪是该系的灵魂人物，他出身书香世家，有极为丰富的留学经历，精通十几门语言，尤精于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为我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的权威。

陈寅恪旧学、新学之功底极为深厚，讲课时也极为随意，凭借其博通古今的功力，往往能在课堂上即兴发挥，许渊冲回忆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师旁听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在动？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3)

吴宓曾说过，“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4)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为代表，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凭惊人的记忆力完成《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先生是一代宗师，其在近现代中国文史学界至尊无上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

雷海宗是历史学系的名教授，曾留学美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长沙临大及西南联大时期曾几度担任历史学系与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他博闻强识、学贯中西、精通多门外语，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联大时期，曾与林同济、陈铨主编《战国策》杂志，影响巨大。他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雷海宗“教学十分认真，内容富有计划性、条理性、讲课生动，声音洪亮。上课全凭记忆，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代人名地名、年代以及参考书目，随手板书，几无差错，很受学生钦佩”。他不仅学术水平甚高，且人格高尚，其门生何炳棣回忆到，“据我一生的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严于律己，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可见雷先生在学生心中有极高的地位。

张荫麟是联大历史学系一颗闪烁即逝的学术新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是《中国史纲》（只完成第一册），这半部从“中国黎明时期的大势”写到“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的中国通史，却在学术史上有着开创性的地位，其影响至今不减，王家范对《中国史纲》的评价是：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在过去乃至今日，《中国史纲》均被史学界排在最好的中国通史前列。

（四）哲学心理学系

冯友兰，曾任清华及联大文学院院长，更是著名的“大众化”哲学家，他青年时留学美国，师从“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并吸取新实在论的哲学。冯友兰因口吃而说话结巴，中文系罗常培教授开玩笑说，“冯友兰先生要讲《论风流》，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呢”？(5)尽管如此，他在讲演时的表现却不同寻常，据许渊冲的追述，“他说话结结巴巴，思想却非常清晰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生出了明珠。冯先生的五次讲演：《中国哲学的应用》讲道家的哲学人生，《中和之道》讲儒家的人生哲学，形式逻辑讲思想方法，《人生意义》讲认识论，《现代化》讲社会问题。五十年后读来，依然觉得深入浅出，分析精辟。从历史的角度看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其代表作为《贞元六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等，其全部著作均收录于《三松堂全集》。

冯友兰是为数不多的有一套哲学体系的国学宗师，但据后来的联大学生回忆：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为有为”了。假若说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这是历史所提供的另一侧面：有学问固然重要，但又应如何持续坚守学术价值的本真？如何不让学术依附于世俗权力，从而保持其独立、自由？知识分子又该怎样坚定立场、应担当怎样的使命？这些都是永恒追索的、难以言明的历史话题，而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收获一点启示。

综上所述，国立西南联大学文学院的“海归”师资图谱已基本勾勒出来，而文学院师资队伍的形象，却是西南联大民主、自由、多元和开放精神的缩影；从文学院的独特视角管中窥豹，可以映射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气质。

西南联大优良的精神传统，对于当下中国的教育领域甚至社会文化生态，仍有着现实的历史意义。为什么今天我们呼唤大师？因为大师已渐行远去，而人文精神愈发稀薄，我们需要大师的回归和重返教育的本真。

参考资料：

(1)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1月第1次印刷）第232页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第35-36页

(3)许渊冲《逝水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北京第2版，2009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21页

(4)吴宓《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6月北京第1版，199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57页

(5)冯友兰、吴大猷、杨振宁、汪曾祺等《联大教授》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2011年4月第2次印刷）第22-23页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