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一部德语译本

摘 要：德国学者所处的德意志文化圈决定他们的老子思想研究具备独特的问题视角和精神内涵，老子思想的客观载体《道德经》之德文译本成为沟通德中思想交流的重要媒介。史陶斯1870年翻译并做注的《道德经》是学界公认的最早和最佳的德文译本，本文以该德文译本作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其他德译本以及德中两国老子思想研究者的研读经验，以“道”这一概念的翻译为例具体剖析了史陶斯译本的特点及翻译中的难点。立足19世纪末期的时代前沿，史陶斯这部开创性的中国古典思想译著为德国社会、尤其是“一战”后迷茫的德国人带来慰藉精神的一剂良药。

关键词：史陶斯;《道德经》德译本; “道”

自16、17世纪跟随传教士远渡重洋，老子及《道德经》便逐渐走进了西方的学术视野中。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当今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之外便是《道德经》了。在崇尚哲学思辨精神的德国，老子思想更是引发了持续的研究热潮。迄今为止，仅在德语国家就已有100多个不同版本的《道德经》译本，研究老子思想的相关著作也多达上千部。尽管在传入欧洲的最初二、三百年间，老子思想研究仅限于学者与文人圈之内，如今却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几乎每三个德国家庭就拥有一本《道德经》，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成为引领欧洲、尤其是德国大众精神取向的另一座灯塔。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在参加凤凰卫视访谈节目时也讲到，除了孔子之外，老子和庄子在德国的地位都非常高。顾彬特别提及，老子思想影响了20世纪的德国哲学，更影响着20世纪的德国文学，没有德文版的《道德经》，德国可能不会出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1878—1957）。因为老子的《道德经》，德布林创作了德国首部现代小说《王伦三跳》（Die drei Sprunge des Wang-Lun）[1]。

德国学者所处的德意志文化圈决定他们的老子思想研究具备独特的问题视角和精神内涵，老子思想中蕴含的辩证法、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为德国学者带来很多启迪，这种对异质文化的分析实际上也为德国人重新审视自我、理解自我寻找了新的途径。此外，《道德经》精悍简练的语言和深邃悠远的意蕴能够创造无限想象与阐释的可能性，这种“自由地阐发”是老子思想令德国人着迷的缘由之一。

1.较早对老子思想进行哲学诠释的德国学者包括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等。20世纪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也曾深入研究老子思想。事实上，大多数德国学者对《道德经》的研究并非出自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兴趣，中国古典思想只是一面映照自我精神的镜子。许多德国学者并不懂汉语，德汉两种语言的障碍是必须逾越的首要困难，因此，《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对他们来说是研究老子思想的重要基础资料。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Die gro?en Philosophen）一书中谈到自己在研究老子思想时对《道德经》德语译文的切身体会[2]：

译文毕竟不像使用自己的语言那样直截了当，而是像透过含混不清、雾气腾腾或过于直接让人领悟的中间媒介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况且，单音节的汉语语言以及汉语文字的特征，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因此不是汉学家的人是不可能确定其确切性的。（参阅：如哈克曼）

翻译不仅是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的转化，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译文最基本的作用是实现思想的传递与理解，深入传达原文的内在意蕴则是译者的更高追求。然而这一点很难完全实现，原文和译文之间总有隔层纱之感：原文是不朽的，译文却不是永恒的。尤其是德语与汉语这两种完全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之翻译，需要逾越的困难自然更多，汉字特殊的造型结构、汉语单音节的语音系统、汉语灵活多样的语法构成等对母语为德语的人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德国非汉学家的研究者获取关于中国的知识必须借助这些有时看起来“含混不清”的汉译德的二手文献资料，准确清晰的德语译文作为沟通中德文化的中间媒介，具有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

第一部《道德经》德译本是由德国学者普兰克内尔（Reinhold von Plaenckner）和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1808—1899）于1870年在莱比锡分别出版的《道德经：通向德行之路》（Lao-tse Tao-te-king， Der weg zur Tugend）和《老子：道德经》（LAO-TSES TAO TE KING）[3]，之后陆续出现了格利尔（Julius Grill，1840—1930）1910年的德译本以及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1915年的德译本等。至今《道德经》德译本已多达100多种，大多数译者不仅翻译道德经原文，还依照自己的理解加上注释及补充，不同译者经过再创造再加工之后所翻译的《道德经》更蕴含了不同的思想内涵及哲学精神。如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译本为德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雅斯贝尔斯在研究《道德经》时建议“对于那些不是汉学家的人来讲，对这本书的研究只能通过为数众多的译本及评注加以比较来进行”[4]，他还规劝大家，“只读唯一的一种译本是不可取的做法”[5]，博采众长才是严谨治学应有之态度。

《道德经》德译本的翻译质量不仅取决于译者的汉语及德语水平、哲学背景及知识体系、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把握能力、翻译的时代与环境等，译者所使用的《道德经》原始中文注释版本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数情况下，译者并不是直接翻译《道德经》原文，而是借助某种注释本来阐释理解，《道德经》的汉代河上公注、西汉王弼注、南宋范应元注等不同的注释版本都蕴含着注释者自己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再经德语译者转译，有时甚至出现在理解基本概念时南辕北辙的偏差。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列举了德语译本在《道德经》第六章出现意义偏差的典型例子[6]：endprint

各译本在意义上有时偏差非常之大[最典型的例子在第六章，在哥罗特[7]的译本中所论及的是调节呼吸，而其他译本所谈到的则是宇宙之根源、“谷神”、“玄母”;此外（史陶斯）依据列子的说法，这整个一章是老子从一部古老的、他手头就有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就像老子平时常常从诗歌中摘引诗句一样]。

《道德经》第六章原文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8]大多数中国传统阐释都将“玄牝”理解为“玄妙的母体和母性”、“生养宇宙的道”等。“玄牝”一词原本就是不好翻译的，在德语语境之中便更是难上加难，这些难以解释的词可以在注释中去了解。

2.维克多·冯·史陶斯（Viktor von Strauss，1809—1899）所翻译和评注的《道德经》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最早及最有价值的德文译本，该译本采用的中文原典是西汉河上公本，史陶斯为西方介绍河上公之第一人。自1870年初版之后，史陶斯的译本已再版11次之多，足见其广泛的影响性和受欢迎程度。1987年在苏黎世发行的第八版的引言和前言是由美国学者唐恩（W.Y.Tonn）执笔的。唐恩认为“鉴于我们时代对中国伟大的文化和思想的非常大的兴趣”重新出版是适宜的。在世界文学、尤其是古老精深的中国文学领域，史陶斯的翻译工作是开创性的壮举，由于他伯乐似的独到眼光才使《道德经》 能够以德语形式展现在欧洲读者眼前。

史陶斯为何在19世纪70年代将翻译视野投向中国古典哲学经典《道德经》？他与《道德经》有哪些渊源？他在翻译过程中使用怎样的策略和方法？学界对他的译本作何评价？伴随这些问题意识，一位富有研究热情和求索精神的译者形象呈现在人们眼前。

史陶斯不仅是位政治家，更是优秀的神学家、翻译家和诗人。他出生于德国，曾先后在埃尔朗根（Erlangen）、波恩（Bonn）和哥廷根（G?ttigen）大学攻读法律本科，1832年加入政府部门工作后他很快与Albertine von Torney 结婚，1864年史陶斯将妻子的姓Torney加在自己名字之后——Victor von Strauss und Torney。史陶斯自1836年起开始系统学习完整的神学课程，并逐渐由自由派转向保守党的阵营，他在1848年大革命中成为Schaumburg-Lippe[9]的保守党领袖。1851年史陶斯被授予奥地利贵族头衔。但由于1866年投票支持反对普鲁士政权，他不得不辞职终结自己的政治生涯。1869年史陶斯移居埃尔朗根，1872年迁至德累斯顿（Dresden），被授予德累斯顿“荣誉公民”称号，1882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整个欧洲世界在经历1848年大革命之后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德意志也逐步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之路，过去遥远的远东地区不再是停留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幻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已融入欧洲发展的一部分，这样的社会背景要求欧洲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知识。据史陶斯回忆，与翻译家、出版家Louise zu Stolberg-Stolberg[10]伯爵夫人 （1799–1875）的通信是激发自己研究中文原典《道德经》最初动因，正是在这位伯爵夫人的启发、鼓励及帮助下，他才有勇气和毅力坚持完成《道德经》的译介，在艰辛的翻译过程中更为老子思想的魅力深深吸引和折服。[11]史陶斯的《道德经》译本于1870年在莱比锡出版，其时他已隐退生活在埃尔朗根，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自然也便有了静下心来钻研学术的时间与心境。

史陶斯在1870年5月27日写作的《道德经》德译本序言中首先分析了欧洲人研究中国古典思想的背景[12]，诸如莱布尼茨、黑格尔、谢林等这些著名思想家对中国的关注并非是毫无缘由的。研究者最大的兴趣在于，作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中国是如何从古代开始就能够隔绝外来世界的影响而构建属于自己的、甚至封闭保守的一套思想体系？欧洲新发展的语言学已经意识到中国思想的重要性，语言学家试图从汉字构造中认识人类最古老语言的构造模式。如果这种观点合理，那么中国古典思想古籍也应该对人类哲学、宗教、法律、习俗等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3]欧洲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蕴含着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在公元前那段古老的时代，封闭保守的中国何以能够创造灿烂的思想文明？中国是如何在公元前便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古典哲学为何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成果，例如诸子百家等？如果这些发生在现今，人们还是必须追溯至古老中国的历史发展。

尽管译介工作存在缺乏规划、选题片面、翻译书目数量少等不足，但英国与法国的汉学家很早就致力于为本国翻译中国古典哲学经典，德国则略显滞后。因此，史陶斯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参考的是与自己同时代、最富盛名的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于1824年出版《道德经》法文全译本。[14]史陶斯建议，不仅是对汉学感兴趣的学者应该研究中国古典思想，哲学、宗教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应该关注这些知识。[15]汉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在跨语言跨文化及跨学科的基础上，多种思想文化才能相辅相成、融会贯通，汉学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3.史陶斯一直深信，即使缺乏深厚的中国古典宗教与哲学的知识底蕴，自己也能够理解《道德经》在最基本层面所传达的含义，因为他具备另一种资源和优势使得中国古典思想在欧洲世界产生全新的闪光点。史陶斯坦言，由于汉语与德语及欧洲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道德经》的翻译困难尤为突出。[16]尽管过程艰辛，史陶斯的德译本还是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Brockhaus Enzyklop?die）将其称之为《道德经》的最佳德译本，雅斯贝尔斯也根据自己研读的切身体验对这部《道德经》译本大加赞誉[17]：

研习的基础乃是由史陶斯翻译并作注的老子《道德经》。史陶斯所作的注释在于把读者引向翻译中的难点问题，中文原句的意义以及词句的多种含义。此外，他受过传统的德国哲学训练，因此他的阐释透彻、审慎，有时也带点奇怪的哲学味道。即便是译文晦涩难懂，也会在注释中找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使用这一杰出译本同时，我还参照了其他新出的一些译本。在发现这些新译本跟史陶斯的译本有偏差时，在读史氏的注释，真是令人信服不已，他会告诉你他之所以这么译的理由，并且他常常事先就能认识到后来才出现的异议。史陶斯这本乍读起来令人费解的译本，也许正因为此才是最好的译本。这一译本不易读懂，需要借助于注释的帮助才能理解那简短、含蓄的背后所隐藏的真意。endprint

史陶斯译本中长篇幅的注释是该译本获得极高评价的重要原因之一，借助史陶斯的德国哲学背景及方法论的阐释，欧洲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道德经》蕴含的真意。翻译策略方面，史陶斯主要使用词汇学和语法学的方法，细致分析每一个单音节汉语文字的意义，力求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原文含义，当然这些都是以西汉河上公注的《道德经》原本为基础的。

史陶斯认为，欧洲人在意义的理解方面长于中国人，但中国人对词语含义细微之处的理解却有许多值得欧洲人学习的优点。《道德经》文章的内容大多短小简练，一个字往往蕴含深刻含义，史陶斯在释意的前提下也尽量追求能够与中文版本相对应的德文的简练字数乃至词语押韵。例如在阐释老子思想最基本的概念“道”时，史陶斯使用直译的“TAO”来代表“道”。史陶斯对道的基本解释是“道路”、“方法”、“行为”、之后指“宇宙秩序”等，如果把“道”看作人格化了的神，它便具有了性别——男性或女性——“der Tao”（阳性的道）或者“die Tao”（阴性的道）。雅斯贝尔斯认为“译作‘das Tao（中性的道）无疑是最恰当的”[18]，这也是史陶斯所采用的译法，卫礼贤的《道德经》则将“道”转译作“Sinn”（意义）。其他的德语译者还尝试把“道”翻译为：理性（Vernunft）、逻各斯（Logos）、上帝（Gott）、正确的道路（rechter Weg）等。毫无疑问，史陶斯的译法是最忠实原文、最中庸及最恰当的。[19]

西汉河上公句第一题为“道体第一”[20]，而史陶斯将第一章命名为“道的实现”（Verwirklichung des Tao），不仅形象深刻地概括了章节内容，也体现着欧洲哲学思辨精神的闪光。史陶斯《道德经》第一句德语译文如下：[21]

通过对比能够发现，史陶斯的确在音调、词汇构成、语法等方面努力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协调对应，德语译文译文简练清晰，但每句后都附加了大段注释，旨在通过阐发、解释帮助读者尽可能准确地理解“道”的基本含义。

史陶斯将“道可道”翻译转化单三人称被动句，直译为“能够被言说的道”， “非常道”被译为“不是永恒的道”，河上公注释中原为“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史陶斯的理解与台湾陈鼓应对老子的评介[22]非常相似，“常”意为“永恒”：

“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来，就不是常“道”。“可道”是“道”字，和老子哲学思想无关;它是指言说的意思。第一个“道”字和第三个“道”字，是老子哲学上的专有名词，这里指“道”构成世界的实体，也是创造宇宙的动力。它是永恒存在的，故而称为“常道”。所以这一个“道”字显然是指实存意义的“道”。

陈鼓应对“道”的评介是目前中国学界普遍认同的的理解“道”的方式，《道德经》第一章中出现的三个“道”，意义各不相同。史陶斯对“道”的理解也站在与陈鼓应等人相同的思想层面，对一个生活在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人来说，他对中国思想、语言、文化等的深刻认知不得不令人折服。

在第一章总计长达9页的注释中，史陶斯系统梳理了“道”这一概念在《道德经》各个章节中的不同含义和特征[23]：存在的基础、正确的道路、上帝、万物的根源、不可言说的存在、拥有无穷运动的活力、辩证循环的规律等，使读者对“道”的本质有了更加宏观和整体的认识。史陶斯《道德经》译本的独特之处及史陶斯为译注所倾注的努力通过以上的举例展露无疑，正因为拥有欧洲传统神学和哲学知识体系的背景，史陶斯对老子思想的翻译阐释才更能契合欧洲读者的内在要求，更能激发现实生活中的欧洲人与几千年前中国古老思想间所生之共鸣。

史陶斯为《道德经》德译本撰写了一篇38页之多的引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老子《道德经》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古代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等方面内容，涵盖了极其广阔的知识面，丰富了欧洲读者对古代中国的全方位认识。史陶斯的整部《道德经》译文多达400页，大部分是他对《道德经》的注释及阐发。从这个层面来说，史陶斯已不再仅仅是只掌握外语、只懂得逐词逐句机械翻译的译者，更是一位严谨勤奋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19世纪下半页正值欧洲帝国主义极度扩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逐渐衰落，18世纪启蒙运动欧洲社会对中国的那种狂热的仰慕、崇拜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顽固的“欧洲中心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德国学者史陶斯却依然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思想，成为第一部德文《道德经》的翻译及评介者，使人不得不钦佩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底蕴。

然而，19世纪末时代的局限性，特别是印刷、出版技术的现实限制还是决定这部译本存在某些不足。史陶斯在自序中抱怨[24]，德国当时的印刷技术并不能印汉字，原计划在注释中应该出现的汉字形式却只能借以注音替代，汉字那无法言说的意义便无法表现，这种不足源于翻译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过，史陶斯之后的一百多年间陆续出版了一百多种《道德经》德译本，他的译本在学界中却始终保持着“最早”及“最佳”的美誉。在史陶斯开创性的译介下，德国读者才开始有机会通过母语深入了解老子思想，这部优秀的译著也为德国社会、尤其是“一战”后迷茫的德国人带来一剂慰藉精神的良药。

注释：

[1]Alfred D?blin： Die Drei Sprunge Des Wang-Lun： Chinesischer Roman，1915.

[2]雅斯贝尔斯著：《大哲学家》，李雪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754页.

[3]Victor von Strauss， LAO-TSES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übersetzt， eingeleitet undcommentirt von V.v.Strauss， Leipzig： Verlag von Friedrich Fleischer， 1870.endprint

[4]雅斯贝尔斯著：《大哲学家》，李雪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754页.

[5]同上.

[6]同上.

[7]哥罗特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荷兰汉学家.

[8]《道德经》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引自：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第85页.

[9]Schaumburg-Lippe今属德国下萨克森州境内，位于汉诺威和威斯特法伦边境之间，1948年之前一直是独立的贵族领地及自由州.

[10]Gr?fin Louise zu Stolberg-Stolberg（1799-1875），今德国哈茨山Stolberg地区的女伯爵，诗人、翻译家、出版家.

[11]Victor von Strauss， LAO-TSES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übersetzt， eingeleitet und commentirt von V.v.Strauss， Leipzig： Verlag von Friedrich Fleischer， 1870.

[12]同上，S.VIII.

[13]同上，S.VII.

[14]同上，S. IX.

[15]同上，S.VIII.

[16]同上，S.XII.

[17]雅斯贝尔斯著：《大哲学家》，李雪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754页.

[18]同上，第757页.

[19]翻译界对此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作为第一部《道德经》德译本，史陶斯应该采用便于德国读者理解接受的词汇来表述“道”，如卫礼贤的译法“Sinn（意义）”.

[20]依据世德堂刊本：“体道第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21]Victor von Strauss， LAO-TSES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übersetzt， eingeleitet und commentirt von V.v.Strauss， Leipzig： Verlag von Friedrich Fleischer， 1870， 第3页.

[22]陈鼓应著：《老子注释与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23]Victor von Strauss， LAO-TSES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übersetzt， eingeleitet und commentirt von V.v.Strauss， Leipzig： Verlag von Friedrich Fleischer， 1870， 第3-5页.

[24]同上，S.X.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释与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林语堂.老子的智慧[M].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万卷出版公司， 2013.

[3][德]瓦格纳著，杨立华译.王弼《老子注》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4][德]雅斯贝尔斯著， 李雪涛等译.大哲学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Victor von Strauss， LAO-TSES TAO TE K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eingeleitet und commentirt von V.v.Strauss， Leipzig： Verlag von Friedrich Fleischer， 1870.

[6]  《道德经》德译本目录http：//www.das-klassische-china.de/

作者简介：温馨（1985-），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汉学、中德跨文化语言文学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