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奇皇后对元朝末年大都服饰的影响

许风云?曾添

摘 要：有元一代，金戈铁马，地域辽阔，各种文化交相辉映，既有农耕文化，亦有草原文化;既有中土文化，亦充斥着伊斯兰文化和欧洲基督教文化等，这样一种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不可避免造成了元文化具有多样性，而且对社会生活习俗乃至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这里我们以元朝末年，大都（今北京）人们的服饰盛行“高丽风”来探讨，很显然，这种历史现象是有其深刻历史根源的，而元顺帝皇后奇氏完者忽都作为高丽贡女最为辉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其中发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可想而知，服饰其实就是当时蒙元和高丽之间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一个缩影及载体。

关键词：奇皇后;大都;元朝宫廷;服饰;高丽风

一、元丽历史渊源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是由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中央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治政权。蒙古人以其强大的气魄和优秀的骑兵队伍，不仅征服了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而且还将其控制范围扩张到整个西亚地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王朝。《元史·地理志》有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1]可见蒙元疆域之辽阔，征服之威武。这里“臣高丽”一词足见当时蒙元与高丽的关系，在忽必烈时期两国修好。1258年，高丽朝臣杀崔沆之子崔谊，1259年高丽朝廷迁出江华岛，并派世子王倎到蒙古朝拜，进而觐见正在四川攻宋的蒙哥，走到六盘山时，蒙哥去世，王倎与班师的忽必烈相遇。忽必烈此时正要北上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见到王倎甚喜，认为高丽“万里之国”，自唐太宗亲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来归顺，此天意也。遂与王倎共同北上到达上都开平。同年6月，高丽高宗去世，王倎（史称高丽元宗）即位。忽必烈赏赐丰厚，派达鲁花赤速里达送其回国。至此两国开始诸方面的交流：

“（至元十一年）五月丙申，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下嫁高丽世子王爰。”[2]

“（中统元年）高丽国王王倎遣其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韩即来贺即位，以国王封册、王印及虎符赐之。”[3]

“（至元十六年）十六年春正月己酉朔，高丽国王王愖遣其签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币”[4]

“昛自大德二年复位，八年而薨。子謜复袭王位。成宗初年，尚宝塔实怜公主。（大德十一年）十一年，进爵沈阳王，继袭位高丽国王，生子焘。焘受逊位，以仁宗皇庆二年四月封高丽国王”[5]

由此可见，蒙元关系越来越密切，其种种交流也日益频繁，联姻无疑使元丽关系更加密切。这些都为元顺帝时奇皇后能在元廷发挥巨大作用产生影响，这种深刻的历史渊源亦为以后大都流行“高丽风”奠定了深厚社会基础。

二、奇皇后的入元

在元丽交往历史中，高丽王国向元王朝进献本国女子已经成为一种固定制度，这便是所谓的贡女制度。高丽贡女制度作为中外交流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对元朝和高丽的影响都很深远，意义也十分重大。大量高丽女性因此流入中土，这无疑就会对元代社会风俗产生影响。最为突出和耀眼的代表当属元顺帝皇后奇氏完者忽都，她从身份卑微的宫女到地位显赫的皇后，从初来乍到的小小高丽贡女到足以影响元末政治和社会风俗，甚至一度干预朝政的女政治家，奇皇后对元朝末年大都服饰呈现“高丽风”现象的形成，其影响力和推动力之大自然不难看出。然而对于当时弘吉剌部生女为妃，生男许公主的蒙元帝国，奇氏身份卑贱想要被立为皇后自然不易，反对和诽谤不绝于耳，《元史》记载有云：“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家微，用后贵，三世皆追封王爵。初，徽政院使秃满迭儿进为宫女，主供茗饮，以事顺帝。后性颖黠，日见宠幸。后答纳失里皇后方骄妒，数棰辱之。答纳失里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伯颜争不可。伯颜罢相，沙剌班遂请立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改徽政院为资正院。”[6]亦有张光弼《宫中词》记载：“杏脸桃腮弱柳腰，那知福是祸根苗。高丽妃子初封册，六月阴寒大雪飘。”世人大多认为奇氏为后是野鸽来巢，六月阴寒，把奇氏视为不详。然顺帝独爱之，终立为后，但奇氏深知自己孤掌难鸣，便想方设法巩固自己地位，笼络亲信。火者朴不花即是奇氏最为信赖之人，“朴不花，高丽人，一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时，与不花同乡里，相为依倚，及选为宫人，有宠，遂为第二皇后，居于圣宫，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于是不花以阉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爱幸之，情义甚膠固，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政院使。资政院者，皇后之理财赋悉隶焉。”[7]于是奇氏和朴不花开始聚敛钱财。另一方面奇氏韬光养晦，处处表现得端庄知礼，处理事情贤明周到。据《元史》记载：“后无事，则取《女孝经》、史书，访问历代皇后之有贤行者为法。四方贡献，或有珍珠，辄先遣使荐太庙，然后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饥，后命宫为粥食之。又出金银粟帛资政院朴不花于京都十一门置冢，葬死者遗骸十全石，复命僧建水陆大会度之。”[8]于是奇皇后关心百姓疾苦，在民间就树立了良好形象，深得民心。不仅如此，奇皇后还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政治头脑，为了拉拢权臣，打探消息，她蓄养了一大批高丽贡女作为自己的亲信，并把这些贡女赏赐给大臣，高丽女子婉媚娇柔，善于事人，于是出现了“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官。”[9]于是乎高丽女子逐渐形成了人多势众的局面，她们与高丽火者同乡同源相互扶持利用，这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宫廷文化现象，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从宫廷到权贵以致民间，“高丽风”自然而然形成，高丽服饰开始流行起来，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奇氏完者忽都对大都服饰呈现“高丽风”这一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当时元顺帝不理朝政，据《元史》记载：“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舞。”[10]时人有《宫中词》曰：“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常在月宫听。”可见元顺帝之荒淫懒惰，这也进一步给了奇皇后把持朝政的机会。于是奇氏在元朝宫廷不仅拥有着贵为皇后的尊贵地位，而且一度在政治上大权独揽，高丽火者朴不花掌管资政院，为奇氏积聚了大量钱财，另外高丽女性不断活跃在社会上层，以致于“高丽风”影响甚大，这些都推动了高丽各方面在大都的传播与发展，服饰盛行“高丽样”辐射范围更广。endprint

三、大都服饰“高丽风”表现

元朝后期，高丽人遍布全大都，大都服饰呈现“高丽样”。张光弼《辇下曲》描绘道：“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著过御前来。”[11]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元朝末年大都“高丽风”的流行，街上处处可见仿高丽式的衣服、靴帽等。权衡《庚申外史》亦称：”祁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12]元代至正（公元1341--1370年）以来，宫庭中给事使命的，大半都是高丽女子，以致天下四方衣冠靴帽，大多纷纷效仿“高丽妆”了。张光弼《辇下曲》有云：“卫兵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13]就连卫兵都在学高丽语，穿高丽装，“高丽装”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可见一斑。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亦有云：“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14]说明当时高丽鞋帽衣着流行之势，非同一般。

四、结语

元朝末年，从皇后妃嫔到宫女宦官，整个元朝宫廷都被高丽人充斥着，奇氏完者忽都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具有不可小觑的权利和影响力及向心力，她自然希望自己本族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播，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女人，奇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推动高丽服饰的流行。且当时元大都很多达官贵人都以能够得到高丽女为荣耀，这些高丽女子一进家门就得宠，地位也越来越尊贵，这虽然引起了元朝妇女的怨愤，但更多的是羡慕和模仿，元朝乃贤《新乡媪》里说道：“恨身不做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于是高丽装成为一种风潮，大家纷纷效仿之。“高丽风”的盛行不是偶然的对外来文化的好奇和模仿，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自元丽修好以来，两国之间渐渐结下“甥舅之好”，这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还为两国之间更进一步交往打下基础。至后来奇氏成为第一个外籍皇后，具有无尚尊荣，更是使元丽之间关系达到了一个巅峰。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单方面的，从服饰来讲，在元丽一系列的交往中，高丽服饰一度受到元朝影响，而至后来，奇氏完者忽都被立为皇后，大批高丽女子入元且受到追捧以来，高丽服饰逐渐在大都盛行起来，而奇皇后则起到了非常之巨大的作用，同时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使得元朝的服饰更加丰富多彩，亦使得中华文明更加博大而深厚。

注释：

[1][明]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一》志第十，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2][明]宋濂等：《元史·世祖本纪五》卷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5页.

[3][明]宋濂等：《元史·世祖本纪一》卷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页.

[4][明]宋濂等：《元史·世祖本纪七》卷十，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5][明]宋濂等：《元史·列传九十五》外夷一，卷二百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623页.

[6][明]宋濂等：《元史·后妃一》卷114，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880页.

[7][明]宋濂等：《元史·列传九十一》宦者一，卷二百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51--4552页.

[8][明]宋濂等：《元史·后妃传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880页.

[9][明]叶子奇撰：《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页.

[10][明]宋濂等：《元史·顺帝本纪6》卷43，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18--919页.

[11][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2][明]权衡撰、任崇月笺证：《庚申外史笺证》，1991年版，第96页.

[13][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4][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处士门前怯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6页.endprint